标题：彭博经济学家重磅论文:强货币的逻辑与人民币的国际化
最近几年我国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人民币在海外的接受程度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在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成为国际公认的第五个储备货币，也是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储备货币。然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反思一直存在，特别是最近人民币汇率波动，海外对人民币接受程度下降，人民币国际化似乎有所踯躅不前。本文从信用货币天然具有的国际属性出发，提出“强货币”和“弱货币”这一对立的概念，提出长期保持币值稳定而使得公众对本币具有信心的重要性。人民币继续朝国际货币体系里的“强货币”方向发展，可以破解发展中国家的“弱货币”困境，扩展国内宏观政策的空间，降低外汇储备管理成本，促进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人民币国际化是个长期的客观过程，其进程起决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稳健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
一、货币简史:信用货币天然具有国际性
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货币是实物货币，比如金银和更早之前的贝壳等。实物货币拥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但是更广为市场所接受，具有流通、计价和财富储藏等功能。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不足值的、甚至抽象化的货币也可以实现货币的主要功能。这个时候就出现纸币。然而最初纸币还是要以实物货币作为储备，主要用来弥补实物货币携带的不方便。比如北宋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上面标注了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的数量[戴志强(2006)."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06.3,No.94]。二战后国际社会建立起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theBrettonWoodssystem），各国货币盯住美元，美元盯住黄金，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实物货币（黄金）的基础上。
1971年美国尼克斯政府宣布停止对外国政府和央行履行美元对黄金的兑现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进入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1976年，IMF和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召开会议，达成包括黄金非货币化和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等重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theJamaicaagreement）。黄金非货币化，国家货币体系正式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各国货币的内在价值开始由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驱动。
货币从实物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是一个很大维度的跨越。货币涵义从一国范畴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范畴，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由固定变为浮动。 这个跨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这个链接，任何国家都没法在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各国的货币政策，也衍化出对内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利率政策和货币币值政策等，和对外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货币的对内对外两种币值成为货币币值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信用货币天然具有国际性。
货币理论历史上亦长期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理论：金属货币论（metalism）和信用货币论(credittheoryofmoney)，它们分别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帕拉图（Plato）最早提出。信用货币论的支持者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或者债务，特别是在货币发行没有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的情况下。英国经济学家PhilipCoggan认为黄金和美元脱钩后，债务和货币的创造开始变得同步：“现代的货币(本质)就是债务；另一方面，债务也就是货币。
布雷德森林体系解体后几十年，依然不乏政府、机构和学者呼吁恢复金本位。比如美国黄金委员会（USGoldCommission）在1982年曾经试图恢复金本位。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1998年的美国参议院关于货币政策的听证会上，承认对金本位的具有怀旧情感；其在其1966年的文章“黄金和经济自由”（“GoldandEconomicFreedom”）中提倡回归“纯粹的”金本位。其他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在2001年提倡一种基于金本位的货币，以便在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贸易使用。直到目前，各国央行的官方储备中依然存有大量黄金。
二、国际货币竞争：“强货币”挤压”弱货币”
在实物货币的历史上，很少出现通货膨胀。原因是实物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但是，因为实物货币供给数量有限，不一定跟得上经济发展需要，所以常常发生币值上升，也就是通缩的局面。这成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桎梏。早期纸币的发行，可替代实物货币进入流通，一定程度缓解了货币供应量不足。然而，纸币的发行受到黄金或其他实物货币储备的制约，纸币发行量相对黄金储备太多，纸币就会被抛弃。比如北宋的交子，第一次发行时候有28%的铁钱储备；到了后期，因军事需要发行过量，交子严重贬值，最终停发。
在信用货币时代，国家掌握了货币发行主动权，可以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发行适当货币。政府获得信用货币发行权的负面影响在于，政府实际上往往有动机发行更多的钞票以弥补财政刺字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这就会削弱信用货币的币值，造成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就会倾向抛弃本国货币，选择其他国家货币、黄金甚至实物资产。特别是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本币可以不受限制兑换成外币，一旦对本币信心动摇，就会促发本国居民大规模购买外汇，造成本国货币危机。所以，一国的信用货币时刻面临着来自他国信用货币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在长期内比较好的保持币值的稳定，那么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本国公众依然会对该国货币有较强的认同感，不会抛弃本币；反之，如果一国货币长期币值高度波动，那么在经济困难时期，本国人民更容易失去信心，放弃本国货币。 前者可以称为“强货币”，后者可称为“弱货币”。
发达国家的货币，一般较为本国民众接受，有些更进入各国外汇储备，成为”强货币“。（图1）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均较为落后，其主权货币基本上是”弱货币“，在经济动荡时期，容易被本国人民抛弃，造成货币危机。这些国家维持一个主权货币的成本比较高，一些较小国家直接使用他国货币：比如津巴布韦，本国货币由于恶性通胀在2009年停止流通，国内直接流通美元、欧元、日元、南非兰特、人民币等9种官方货币。
图1：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占比变化
货币学派的胜利：用“强货币”弥补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后，美元发行正式建立在美国国家信用基础上，而市场对美元的考验也随之而来。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经济出现了“滞胀”，也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和高通胀并存。“滞胀”由英国政治家IainMacleod在1965最早提出。这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curve）无法解释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复存在。
在凯恩斯理论的教科书里面，经济出现短期波动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摊平经济周期。然而，凯恩斯理论忽略了一个前提：大众对本国货币持有信心，本国货币没有来自其他主权货币或实物货币（黄金）的竞争。滞胀出现后，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凯恩斯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强调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提出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稳定物价。货币学派认为，当工人和企业预期到通货膨胀会长期上涨的时候，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上移，货币供应量增加无法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笔者认为，货币学派对货币的重新认识，回归到了货币的本质属性，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缺陷的一个重要弥补。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起决于央行通胀目标是否可信，也就是央行是否在过去较长时间维持了低通胀。对货币的信心，也就是 “强货币”，切断了从经济衰退到公众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再到恶性通货膨胀这个恶性循环，阻止了货币危机爆发，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而有了更大的空间。
目前各国央行大多把稳定物价和保持货币币值列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在发达国家，通过有效的控制货币发行量，基本上消除了高通胀，保持了币值的稳定。“强货币”使得美欧日等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可以推出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easing），有效帮助经济走出低谷。（图2）
图2：主要经济体基础货币(2005年1月=100)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体的脆弱性以及宏观调控管理的相对落后，很多国家没能有效控制财政刺字和货币发行量，没能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经济衰退经常触发货币危机。在一些特别脆弱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反周期的宽松政策基本上已经没有空间。（图3）
图3：“强货币”下宏观经济政策有更大的空间
三、“强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外汇和黄金储备是”弱货币“主要的增信手段。按照IMF制定的外汇储备充足性评估标准，成员国外汇储备需要可以满足预防性使用需要（precautionaryuses），主要指标包括出口、短期外债、其他债务和M2。居民可能的购汇需求，直接反映了国际货币和本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是建立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人民币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和使用，央行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功不可没。（图4）然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人民币币值没有出现较大波动。（图5）也就是说，人民币朝着“强货币”方向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是“强货币”（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体现，和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这正如本文前面提及的，货币对内对外两种币值，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
图4：人民币国际支付使用上升
图5：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
随着IMF决定在今年10月将人民币纳入SDR，人民币即将成为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图6）IMF在其五年一度的SDR货币篮子评估中认为，人民币满足自由使用标准(“freelyusable”)。]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减少我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降低了外汇储备管理成本。人民币进入各国外汇储备，使得我国也有可能获得国际货币发行的铸币税。
图6:人民币在IMF的SDR货币篮子里权重（%）
需要提出的是，“强货币”和“弱货币”并不代表货币要升值或者贬值，而指币值是否长期保持稳定--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就是货币发行量是否和经济增长匹配，既不造成高通胀亦不造成通缩。国际市场上货币之间的互相换算的汇率，则由各国货币币值的差异决定。
四、“强货币”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本文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出发，从信用货币具有天然的国际性出发，提出“强货币”和“弱货币”这一相对的概念。在现代货币体系框架里，货币已经在传统的流通、计价和财富储藏等功能基础上，发展出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功能。“强货币”的意义在于再次重申货币基本属性的重要性，并认为对这些基本属性的坚持，反而可以拓展货币政策空间。在中国当前，“强货币”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互相促进。
第一，“强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要着眼于把人民币打造成“强货币”。央行需要在长期内稳定物价，维持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这也就是人民币对内币值需要长期相对稳定。在实际操作上，应该把控制长期通货膨胀、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控制货币发行量。
第二，强货币为货币政策宽松拓展了空间。在通胀预期稳定和大众长期对本币币值具有信心的前提下，在经济疲软、通胀下行的时候，短期货币供应的适度增加并不会损害“强货币”的基础；相反，由于比较好的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反而可以增强“强货币”的基础。比如，美国在进行量化宽松的时候，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但是其目的还是要通过直接购买债券压低短端和长端的市场利率，政府并未直接刺激私人部门信贷增加。在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企业和家庭部门反而实现了去杠杆，这说明适当的宽松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克服短期货币供应量增加对币值稳定造成的可能不利影响。
这对我们央行在做宽松政策的时候很有借鉴意义：未来几年我国均衡利率随着潜在经济增长下行，央行或有进一步调整利率的需要。[陈世渊(2016).“均衡利率下行，长期低息时代来临”.未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宽松，要以降低社会资金成本为主，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M2）和信贷的增加。另一方面，必须防止2008年之后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的大量信贷发放再次出现。企业部门去杠杆，更多的是靠“市场机制”以及政府在国有部门主动去产能、降杠杆，让市场出清。
第三，从汇率政策看，“强货币”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升值。“强货币”是建立在对内币值长期稳定和国内公众具有信心的基础上，意味着货币较好的反映国内经济基本面，汇率更有弹性，可升可贬。央行如长期将货币汇率高估，会损害出口和国内经济；而长期将汇率维持在低位，又会造成国内资产泡沫。最后均会削弱”强货币“的经济基础。各国的经验表明，“强货币”一般配以更有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而浮动汇率恰好是保护一国免受外来冲击的第一重屏障。
第四，资本账户开放、资金跨境自由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般来讲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但是这也会加剧其他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和人民币的直接竞争:在国内经济强于其他国家的时候，人民币处于上升周期，开放资本账户可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有利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反之，在国内经济低迷的时候，人民币处于下行周期之际，开放资本账户则可能削弱人民币竞争力，威胁到经济金融稳定，长久看反而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考虑到我国经济未来几年面临的严峻的调整，政策应该着眼于夯实国内经济基础，未来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可以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