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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两金锭 为已知明代金锭中最大锭型 和“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一样,“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也是国宝级的一级文物。拳头大的金锭表面,凿刻有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
吴天文解释,“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1621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金,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价值极高。“这应该是张献忠在长沙府抢的,和历史上记载的张献忠行军路线、张献忠抢劫官府财物的史料,也是相吻合的。”
“天启七年金册’是天启七年,朝廷册封郡王妃的金册。该册页为金册,单片完整,极为珍贵,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吴天文说,“除此之外,还有在古代都罕见的明代100两银锭,是明代税收银两的稀少品种,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册封荣定王世子朱常溒为荣王金册、嘉靖四十五年金册……
追回的100件国家级珍贵文物,在吴天文眼中,就是一段清晰的明代历史。“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记录了一段历史,对于研究明代经济社会文化等,有重要意义。” 珍贵实物作证
除了抢掠,张献忠还曾自铸银锭
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其他珍贵文物还有张献忠时期的典型器物——西王赏功钱币(金、银、铜)、50两银锭、皇帝册封金银册、金腰牌等。
其中“西王赏功”是张献忠用来奖励有功将士的钱币,是中国古代钱币中的大名誉品。西王赏功存世罕见,早年所知金、银皆为孤品,后又有新的发现,珍罕程度已不如从前。2011年嘉德春拍出品金质、银质西王赏功各一,金质成交价格230万元,银质以55.2万元成交。之后市场价值成倍翻涨,出现很多臆造品,真品难得一见。深圳海拍国际艺术品投资管理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以980万、500万、1500万的价格,拍卖成交西王赏功钱币。 “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是张献忠在四川铸造的银锭,过去钱币界曾经普遍认为张献忠使用的银锭都是掳掠所得的,该锭是张献忠自铸银锭的例证。”吴天文说,”大顺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也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自铸银锭,该枚银锭政权名称、年号、地点、税种、重量、银匠等信息俱全,实在很难得!” 迷雾逐渐拨开/ 100件珍贵文物再佐证
江口是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早在2015年12月25日,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受邀参加在彭山举行的江口沉银遗址研讨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是本次研讨会召集人。当他用“张献忠宝藏在彭山”的消息召唤全国各大专家时,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季还心存怀疑,“我这几十年经历这种宝藏传闻太多了,但基本上没有属实的。”
在实地考察江口沉银遗址后,李季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是结结实实的!”李季说,“一是银锭有大西年号,历史上只有张献忠用了这个年号。二是从文物等级来看,当时只有张献忠有这个实力拥有。三是历史记载中,彭山江口有张献忠沉银的历史依据。”
“这次被追回的文物,经专家鉴定,有100件系国家珍贵文物,其中很多都与张献忠有关,更加佐证了江口是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说。
十一年前,江口埋有张献忠财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后,不少不法分子开始乱挖乱采,盗掘、贩卖文物情况十分严重。“开展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专家还共同呼吁,尽快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
“目前已有的水下技术,具备发掘条件。”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周春水,也是致远舰考古项目领队。“建议先围堰,再发掘。”周春水说,“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项目要比致远舰简单得多,立项成功后,围堰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可操作性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也有这样的设想:文物基本处于河道内两条沙石埂之间,可以在冬天的枯水季节,利用已有的沙石埂,营造围堰,进行科学的发掘。
“江口沉银”
三大谜题或将被解开
1 金银财宝为何沉入彭山江口?
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说,历史上关于张献忠沉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张献忠故意将宝藏埋藏在江底,以掩人耳目。二说其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战败,船只所载宝物沉入江底。
袁庭栋说,张献忠作为流寇,一路杀烧抢掠,并靠沿路所夺,作为后勤储备,因此将财宝主动埋入江中,可能性不大。
袁庭栋认为,张献忠战败后,财宝落入江中一说更为可信。“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也是历代水战主要战场,最后一次水战,就是张献忠大战杨展。”
2 沉入江中宝物到底有多少?
据《蜀碧》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10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10万向川西突围。但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张献忠的运宝船队被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
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主任杨林认为,千艘金银比较夸张,实际可能没有这么多。“几艘是有可能的,但也是海量的,个人比较肯定的是,还在江里的宝物,肯定比已经出土的多。”
3 抢救性发掘能挖出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认为,“沉银”远不止财富意义。“从目前出水的‘江口沉银’实物来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毛佩琦说,“沉银”面目的揭开,有助于了解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征饷方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乃至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和经济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张献忠对于四川,有深远的影响。”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认为,相比于文物价值,彭山江口抢救性发掘,对于四川历史的重要意义,同样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