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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对邮票钱币电子盘的整顿从今年1月初开始,至今已有7个多月,离原定的6月30日整顿大限也已过去一个多月,除了全国电子盘停盘和旷日持久的交易模式之争外,投资者看不到整顿何时结束,电子盘何时复盘,本轮整顿到底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整顿给电子盘带来的出路和希望在哪里?
造成电子盘投资者的这些迷茫和纠结,实际上皆由监管层准备强推的邮票钱币电子盘的交易模式T+5这一监管政策瓶颈造成。之所以将交易模式T+5称为监管政策的瓶颈,是因为交易模式的T+0和T+5之争是电子盘的生死之争。不突破这一政策瓶颈,其他的监管将无法进行,电子盘也难以更好地发展。因此,难怪投资者对这一政策瓶颈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上诉和抗争。
一 更改原有的交易模式使电子盘形成了监管政策瓶颈
T+0和连续竞价的电子撮合交易是邮票钱币电子盘的原有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由于适合邮票钱币电子盘,所以从2013年10月21日南京邮票钱币电子盘诞生起,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电子盘像雨后春笋,迅猛增长至近200家。这一现象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电子盘对投资者的巨大吸引力。
交易模式仅是一个工具而已,作为交易工具,它一视同仁地为所有投资者服务。评判一个交易工具的好坏,主要看其是否体现交易的公平性、交易的便利性和交易的安全性。T+0交易模式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交易模式,因此世界上不论是股市还是期市,均实行T+0交易模式。
整顿初期,投资者对整顿充满着希望,拥抱监管是当时电子盘投资者的普遍心态。但随着监管层对邮票钱币电子盘准备采用一刀切、强推T+5和挂牌协议转让模式政策的逐渐明朗化,投资者的态度也随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更改原有的交易模式而造成的电子盘监管政策瓶颈表现了极大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情绪迅速演变成群体性的上访活动。
二 邮票钱币电子盘监管政策瓶颈形成的真正原因
监管层为什么要更改原有的交易模式、强推T+5和挂牌协议转让模式,其主要原因有以下4个。
1 邮票钱币电子盘发展初期的乱象
由于邮票钱币电子盘像野草一样疯长,使电子盘发展初期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态,封闭运行、恶意拉升、刁难散户、坑蒙拐骗,所有这些乱象导致投资者投诉不断,从而招致政府对邮票钱币电子盘的严厉整顿,少数害群之马所欠下的罪恶让投资者为其买单。在这一系列的投诉中,必然涉及让常人无法想象的电子盘藏品的巨大涨幅。由于电子盘的T+0有别于股市的T+1,因而监管的矛头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准T+0交易模式。
2 监管层对邮票钱币电子盘认知上存在偏差
在造成邮票钱币电子盘的风险问题上,监管层在认知上产生了偏差。也难怪监管层,诸多的投诉已经让监管层对电子盘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再加上对邮票钱币电子盘投资不熟悉、不了解,出现监管方向偏差难以避免。
事实上,交易模式不是造成投资者巨额亏损的原因,造成投资者巨大投资风险的是黑庄和黑平台,以及封闭运行、恶意拉升、刁难散户、坑蒙拐骗的种种违法行为。
实际上,从交易风险来说,T+5大于T+1,T+1大于T+0,T+0是交易风险最小的交易模式。投资者为什么强烈反对T+5,因为一旦实行T+5,散户投资者就不敢买邮票,买进后要到第5个交易日才能卖出,要是买进后当天就跌停,后又连续5个跌停。也就是说,到第6个跌停投资者才能有机会卖出。而T+0,如果投资者买进后发觉形势有变,当天就有机会卖出,最多1 个跌停。
投资者从敢于买进到不敢买进,交易的风险是随着允许卖出的交易日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说T+5可以降低交易风险是不值一驳的伪命题。
3 监管层教条地执行滞后的监管文件
本轮对电子盘的清理整顿的政策依据是2011年颁布的38号文和2012年的37号文,而第一个邮票钱币电子盘的诞生是在2013年。邮票钱币电子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诞生,一方面是中国邮市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大开发,以及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文化+金融”方针催生的结果。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邮票钱币电子盘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独创。
用先前的文件来监管后面出现的电子盘是不是有点不可理喻,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用滞后的监管文件来监管邮票钱币电子盘,本身不是监管层的错,他们也在执行国家的监管政策。但明知是滞后文件,不适应对电子盘的监管还在教条地执行,就是一个管理者的水平问题了,不知变通的管理者只能墨守成规,是庸官。
4 电子盘经营者对监管的漠视和消极态度
造成邮票钱币电子盘监管政策瓶颈的不仅是监管层,还有各大电子盘的经营者。可以说,导致目前这种监管政策瓶颈的一半责任应该由电子盘的经营者来承担:监管前,很多平台都疏于管理,甚至与恶庄们沆瀣一气,坑害中小散户投资者,招致政府的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平台都是在消极地观望、等待,对本轮监管的严厉程度估计不足,对存在的问题不进行必要的整改,不开展必要的顶层设计,不向监管层建言献策,盲目乐观;在监管层T+5一刀切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下,还不思进取,采取有效措施,反而大言不惭。
电子盘经营者对监管的漠视和消极态度,使其不但失去了事前向监管层建言献策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对监管层偏离监管方向的纠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