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起始于年初的“回头看行动”延续至今，涉及的群体性客诉与民事诉讼使现货交易场所身负重担，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已有六、七家交易场所涉嫌刑事案件，自2010年至今共逾十三家现货交易场所涉嫌刑事案件。从业人员的身陷囹圄、远走他乡、隐退江湖、改头换面、另起炉灶似乎成了行业的另类标签。
“行业消失论”弥满于整个现货交易场所，真实情况又是怎样？衍生品的发展道路还能继续走下去？笔者团队就行业集中出现的主要矛盾进行梳理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市场开发与风控体系的矛盾
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6年度最高峰时期，经营衍生品业务的现货交易场所在300-500家，“拿来主义”盛行下的同质化的经营导致交易场所最大程度的妥协，市场展业成为了主旋律，随之而来的交易场所风控体系的土崩瓦解；“板块外包”下的风控缺失更易导致矛盾的加速出现，交易平台的存活期俱减，政府一刀切的行政管理更使得交易场所无法有效经营。
具有特色的衍生品模型结合交易场所的自身特点进行业务开展，培养出价值观、理念相近的配套服务单位并适用合理的风控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展现出各平台衍生品模型的特色，有助于交易场所的良性有序发展。
二、政府监管与交易场所的矛盾
交易场所在申请批文初始阶段，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各类的承诺，相关的承诺主要为以下几点：合法合规的交易模型、有效促进实物流转、发展当地特色商品、有效的税收收入。批文拿到了而承诺不见了，最终导致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哀嚎的、偏激的、无知的、矫情的投资者群访事件最终形成了一处处闹剧，政府维稳一刀切。发达地区的政府手起刀落，如某直辖市现货交易场所的统一去杠杆或发达地区现货交易场所业务全部暂停。目前经营的交易场所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北地区为主。
一套合理的衍生品模型能够有效地兑现承诺：促进商品交割，产生合理税收，发展当地特色商品，这需要交易场所及相关配套服务机构的智慧与共同努力。
目前关于交易模型上，政府部门较为认可的为：挂摘牌模型（即协议转让）、调期模型（山东省期现结合交易场所）、中远期、订货权模型（部分省份职能部门或明示或默示）。
其中挂摘牌模型分支较多，其中包括含杠杆及非含杠杆交易等多套模型方案。
三、交易场所与会员单位、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
交易场所、会员单位、市场参与者即是共生体，同样也是矛盾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三方主体相互制衡，十年的衍生品探索之路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三方的任意组合为衍生品的稳定运行添加了较高的不确定因素。
随着衍生品模型的不断发展，有部分交易场所尝试研发剥离会员单位的存在，意图有效减少引起予盾的发生点，达成衍生品商业逻辑架构的改变，为百花齐发的衍生品市场增添了新的动力。
四、交易场所内部管理不足所导致的矛盾
笔者团队接触多家近期涉嫌刑案的交易场所，总体可归纳分解为如下原因：
1、交易软件系统的卡顿，导致莫名的亏损。代表单位所在地：四川、江苏。
2、客诉处理不及时所致。代表单位所在地：湖南。
3、管理层内部矛盾所致。代表单位所在地：广东。
4、法律知识及风控体系匮乏所致。代表单位所在地：安微、贵州。
注意要点：
1、平台方引用第三方商品波动数据至挂牌产品。
2、板块外包方的不作为，直接追究实际经营方责任。
3、某案件中的多名股东涉案，单在上海查封房产数套、冻结资金若干，预计多年财富积累将会一并罚没。
五、交易场所与其它衍生品机构之间的矛盾
现货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导致大量配套服务机构转型、跨境合作，由原来内盘交易转化为外盘交易或依附于国内合法金融平台的衍生服务。存在即合理，但任何一种衍生品模型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我国金融体制具有高度的封闭性，针对目前市场上所活跃的涉外衍生品模型，国内司法体系都曾集中清理过。当一种衍生品模型大体量的影响到了国内的金融安全及稳定，且该衍生品对国内政府无实质利好，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于各配套机构最重要的则为资金安全的考量。
对于依附于国内合法金融平台的衍生服务，则要积极关注国内各职能部门监管升级的动态，比如新三板业务、证券期货业务、黄金TD业务、投顾业务等，政策行政监管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同时也存在刑事司法的补充监管手段。
现货交易场所同时受到了多个领域的竞争，比如商城模式影响（未依托于交易场所的商城具有先天的劣势，资金池的形成易与非法集资有所牵扯）和虚拟货币影响（政府部门更加难以监管则直接将国内市场彻底取缔），但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货交易场所难以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