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币资讯 感谢巴曙松教授的推荐、牛博士的精心安排，让我有机会在“连线华尔街”上跟大家交流《地方交易所的现状与前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所说的地方交易所是特指地方政府批准设立与监管的非标、非公众、区域性的要素交易场所，它不是深沪股市那样国家级的金融标准化的交易所。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行业，能够登上“连线华尔街”这样一个大雅之堂，我感到很荣幸。
我介绍的第一部分是地方交易所的沿革与现状。
地方交易所这个行业历史的起点是1988年5月中国首家产权交易市场，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事务所诞生。到了1994年，全国共成立了相关的产权交易机构大约是170多家。当时的交易机构在为国有产权流转做了一些服务之外，把更多的热情与精力放在了企业股票——初级企业的股票，也就是所谓的一级半市场。当时在全国比较知名的，比如成都的红庙子，淄博的SDK、汉柜，都是非常红火的市场。对企业的股权融资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混乱。到了199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明传电报12号《关于加强国有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暂停产权市场活动。这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次清理整顿与低潮。到了1997年11月，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涉嫌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清理整顿，这是这个行业的第二次清理整顿与低潮。除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心城市的市场还存在之外，几乎这个行业停摆了。
这个行业的“引爆点”发生在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它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就是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国有产权如何流转。国有产权的流转在全球都是一个难题，有人讲国有产权流转在技术上很复杂，在政治上很敏感，质疑起来很容易，辩护起来很困难。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魔咒，始终高悬在业界、管理当局以及交易双方头上。
国际上关于这个国有资产的处置，基本上是两个大的思路。一个大思路是行政化的处置，一个大思路是市场化的处置。过去五十年，在历史上用行政化处置的思路，反倒是一些市场化的国家，比如德国、法国，都成立过专门处理国有资产的相关政府部门，比如私有化部、托管局等等。反倒是苏联、东欧它的处置是比较市场化的。苏联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个非常有名的世纪大拍卖，哈佛大学的知名的经济学家做的俄罗斯私有化方案，在法律与经济学方面堪称完美，但是最终的社会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中国的国有产权的处置实际也基本循着这样两个逻辑进行探索。大约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了92年小平南巡讲话，达到了一个高潮。行政化处置我们总体评价就是用非所长。让市长，哪怕再能干的市长，来处置该市的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是很勉为其难的。因为市长并不擅长卖东西，因为国有产权转让说直白一点，毕竟还是买东西，商品流转。历史上就出现过一个山东诸城地区有一个叫陈光的市长，他把该市大概上百家的国有、集体的资产，一次性的全部卖光，人送外号“陈卖光”。这种行政化的处置，现在评价起来，轻叫做资产盲目流动，重就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腐败、公众不满意。
行政化处置不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市场化。在中国，在90年代以至于本世纪初，人们会发现完全市场化，市场环境不允许。因为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是一个复杂的高级商品流转行为，要求比较好的市场环境。第一个产权清晰与利益关联不够，国有资产归全国人民所有，但是资产的处置权，资产处置的收益分配权，跟处置的相关当事人，没有直接的清晰的稳定的联系。另外一个就是个人诚信与企业信用还不够，这个问题到今天在中国还没有解决。第三个就是中介评估体系。因为这种处置必须透过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专业中介机构的服务才能够达成。机构的能力水平操守达到比较合适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是委托代-理人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接下来是法律和金融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在中国，不要说十几年前，就是今天，完全市场化处置，市场、社会、政策的环境还不具备。
那么怎么办？包括国资管理当局，包括国有企业，包括地方政府，都在进行着认真的思考与尝试。人们尝试过用精准评估的方法，你不就是卖企业国有产权吗？国有产权最关键的问题不就是估值问题吗？那结合重置成本法、收益折现法和市场法，再结合地区行业的中线水平，做出一个价值评估来。最后人们明白了，任何评估只能给出企业价值之一般，绝不能给出企业价值之具体与特殊，根本做不到精准。有的地方在思考与尝试组建强力机构，就类似俄罗斯克格勃那样的机构，用它来看着我们的国有资产。最后人们可能明白了，组建这样一个强力机构的综合社会成本，与省下的那点国有资产比可能得不偿失。当然也有人提出要发动群众，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那显然更是南辕北辙。
在这样一系列的思考与尝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2003年，一个重要的机构——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出现了，就是中国国有资产损益的终极责任人出现了。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央企，是所谓九龙治水，发改委管规划，经贸委管技改，财政部管企业出资，不同的部门分兵把口，但是企业损益特别是亏损的终极责任谁来负责不清楚。国务院国资委成立，这个角色出现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就出现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管理部门，比如说产权局、规划局等认真的开始思考与尝试中国的产权流转的逻辑。据我们的观察，大概他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与共识。
第一，就是尽可能的压缩行政处置的空间。国有产权流转本质上是商品转让行为，它与行政权力是不挂钩的，因此不要管权力多大，也不要介入具体的企业股权的转让、卖给谁、如何定价问题。第二当宏观市场环境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划出一个特区来，强制要求国有产权流转必须在这个特定的空间和环境中进行交易，这就是强制进场交易。第三，国务院国资委没有采取传统的政府部门做事情的逻辑，我要用一个市场，那我就正好给自己建一个自留地，也好安排相关的局长处长。他没有采取自建场的办法，而是选择了已经在市场上运行的产权市场。当然他提出了若干个选场的标准，达到标准，就可以承担国有产权流转的任务。当然，一个省级单位选择一家机构来承担。第四，允许特例。中国的改革，任何好的改革措施，如果不允许特例，一刀切，那可能实施起来也会很困难。因此国务院国资委对于产权流转也是允许特例，比如说纯国资之间可以无偿划转，同一企业集团内部的资产和产权可以相互划转等等，但是把这个空间压缩得非常小。最重要的是在产权市场中实行一个好的市场制度。
关于产权市场的制度设计。任何好的制度都是比较简单的。产权市场的制度设计也比较简单，就两个主题词，一个叫公开，一个叫竞争。这个公开主要指信息公开，通过高强度的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把国有产权要流转的信息推送到了有这个需求的几乎所有的人群。这样一个办法最大限度地发现了受让人，改变了拍卖行业周末在一个报纸的小报缝里做了一个小广告，他也信息公示了，但是天知道谁能看到这个广告。而产权市场的信息披露的强度，是圈里的人、行内的人、成百上千上万的人都知道，北京产权交易所，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这里天天的在推送发布这种信息。同时产权交易行业协会包括北京金马甲这样的机构，也是把行业的信息更大范围的多维度的发送出来。公开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割断了特定的利益输送通道。相关的人想搞一点小动作，这是经常发生的，而堵塞这种特殊利益通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最大的好处是把可能私相收受、鸡鸣狗盗的想法的成本大幅度的提高了。公开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从法理上讲，国有资产是归全国人民所有，如何让全国人民有知情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信息披露。特别是如果一个具体企业的国有产权的转让，涉及到一些特定的利益相关方，比如说债权人，比如说该企业的员工，如何让他能够有知情权，最好的办法就是高强度的信息披露。公开还有一道好处就是保护当事人。国有产权转让的企业的负责人，转让的批准单位的负责人，应该说都还是战战兢兢的，大家头上都悬着国有资产流失的这样一把利剑。如何让这些人很坦荡，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推动这个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信息是透明的，所有环节都是透明的，这对当事人是最大的保护。
产权市场制度的另外一个设计原则叫竞争。争什么？是争权力？争关系？争能力？还是争价格。我相信当时产权市场的相关设计人员对不同的“争”应该是做过思考的。比如说有人讲了，说一个企业，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仅是资合，还要人和，因此要有一定的能力。后来我估计也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说这个能力很难比较。最简单的比较，特别是当把国有产权卖掉的状况下，最好的比较、竞争，就是价格竞争。通过竞争，通过市场的供求，通过交易的方式，通过出价高者得来发现价格。现在产权市场的制度设计，就是当挂牌期结束的时候，当只有一个受让人的时候，按照挂牌的价格协议转让。有两个以上就要采取不同的价格竞争方式，不同的价格竞争方式里面还是很有一点管理能力和技巧的。另外，竞争机制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和谐社会。有的同志就笑了，这明显的有一点牵强。但在实际中真是这样。因为一宗大的产权交易，假设出现了竞争，各方为完成这样一个交易，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就是尽调工作，大规模的项目尽调花个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都不稀奇。如何让花了这么大成本的各方，尤其是输了那方心安理得，心甘情愿。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竞争。你没有拿出更有竞争力的价格，你输了，那就得心甘情愿。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逐渐的实践探索，中国的产权市场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建立了一个真的市场。这个真市场程序是明确的，信息是透明的，竞争是充分的。它解决了国有产权流转的基本问题，包括这个产权该不该流转，该以什么方式流转，该到哪里流转，谁有资格来购买，采取什么样竞争方式，该以什么价格成交等等，最终是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杜绝流失。同时国有产权交易通过实践也得到了上位法，也就是《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支持和主管部门国务院国资委的全力的支持，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队伍。有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中国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这实际就是中国地方交易所的引爆点，也就是起点。
在这个起点之上，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期间，全国性的地方交易所的快速扩张阶段到来了。我所在的北京大概在那几年，基本沿着权益市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迅速扩展着交易市场。2008年8月5日北京环境交易所揭牌，2009年8月13日中国技术交易所揭牌，2009年11月23日中国林权交易所揭牌，2010年5月30日北京金融交易所揭牌，推动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把这个目前的地方交易所分成了三大类，权益类、商品类和金融资产类。金融资产类就是现在的金融资产交易所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目前这个业态大约近七十家，其中2/3是在正常运行着。另外就是权益类。权益类有国有产权、环境权益、知识产权、林权、矿权等等。还有一大类是商品类，以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为代表，大宗商品是包括石油、铁矿石、棉花等等。它是生产资料类的。还有就是特殊商品，包括艺术品、红木等等。北京各种各类的交易场所，大约52家左右，其中28家是在正常运行的。
如果说两个典型，第一个就是北京产权交易所，它的前身是北京产权交易中心和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我是03年加入到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04年参与了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运营。北京产权交易所目前有五大类业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国企增资扩股、国企资产转让、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涉诉资产处置。2017年总成交金额是2253亿，业务收入大约是8.76亿。另外在这个行业中的标杆性机构就是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企业信用债发行与交易、非标债权交易、国有金融产权转让三大类业务。因为有企业信用债的发行，这是标准化金融产品，因此它的交易额特别大，2017年的成交额大约是在5万亿，营业收入是5.63亿。
2015年到2017年全行业的交易额的进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比如说2014年是1.55万亿，2015年到了3.76万亿，2016年是7.92万亿，2017年是7.9万亿，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交易规模比如2017年的全行业12类业务成交总数大约是164万宗，交易规模是7.9万亿。与2016年基本持平。大家看到这个饼状图，就会看到这有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因为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及所属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授权，可以开展标准化的企业债券的发行与交易业务，它的年交易额已经占到全市场交易份额的70%以上。这类业务是不可复制的，如果剔除掉，其他11类业务的比例如右边这个饼图所示。
下面一个话题是关于整个地方交易所的监管格局与清理整顿，全国性的标准化的涉众的金融交易所，由一行两会批准设立并监管。非标准化的不涉众的地方交易机构由地方政府（金融局或金融办）批准设立并监管。基本的监管原则是“谁批准设立，谁负责监管”。行业的土话叫做“谁的孩子谁抱走”。2011年国务院对各类交易场所进行清理整顿，出台了国发（2011）38号文以及国办发（2012）37号文，设立了证监会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过去一年左右时间，清理整顿贯穿了全年行业的走势。清整办陆续下发了四五个文件，实际上是对38号文、37号文进行具体的细化；要求各地进行白名单或者黑名单的公示；金融资产交易场所迎来了规范监管；股权交易场所基本整合完毕，保证每省一家；OTG模式基本退出；微盘微交易整体关闭；邮币卡发售全面叫停；商品类交易场所关停并转；风险监测防控平台试点开始推广；清算所模式开始迎来发展的契机；国家部委牵头落地全国性的地方交易所场所；期交所布局大宗商票交易等等这样一些动作。这一轮的清理整顿回头看对行业的业务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也理清了行业发展的边界与方向，对于行业的长久发展是有好处的。
（本文是作者8月31日在“连线华尔街”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