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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投资者在与地方交易场所的一些纠纷中，出现了性质相同、事实相近的诉讼案件，却得出不同的判决和裁定结论。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一直使司法裁判遭受诟病，同时也灼伤了监管部门、交易场所、律师、法官、专家、媒体、银行、第三方支付、软件公司对法治的信仰，成为了行业发展之痛。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年，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决定批准，设立上海金融法院，为全国金融案件审判提供可复制经验。2018中国大宗商品平台峰会请来了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综合审判一庭庭长单素华进行演讲，她阐述了变相期货交易主体和变相期货交易的表现形式。另外，根据政策和法律，结合司法考量因素、审理原则，她就实际案例现场解疑答惑。在记者看来，今后，各地方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将有望向上海金融法院判例看齐。
单素华介绍，目前，变相期货交易主体涉及地方交易所及其会员单位、涉及互联网平台公司和一些配资公司。变相期货交易的表现形式是从三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交易品种，大多数以贵金属(黄金、白银)、原油等大宗商品为交易对象；二是交易模式，通过集合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采用保证金制度，引入10倍、20倍甚至50倍的杠杆通过对冲平仓了结交易，无实物交割，引入期货交易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以及强行平仓制度；三是交易目的，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允许交易者以对冲方式了结交易，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 。
其中，上述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也是司法审判考量的两个先决条件。单素华举例说，有些交易场所在被起诉后抗辩时表示，自己是可以进行实物交割的，只不过是延期交割，客户可以选择实物交割或对冲交易，所以，交易平台不是在进行非法期货交易。
对此，单素华认为，认定是不是非法期货，关键在于有无“对冲交易”这个选项。如果可以选择对冲交易，那么从事实上看就与期货交易没有什么区别了，现货交易是要有实物交割的。如果被认定是期货交易，就会牵扯期货交易主体资质的认定，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没有资质进行期货交易的平台，就会涉及可能产生的民事责任。
单素华还表示，现货交易要有实物交割，因此现货平台的仓库和货物也是司法考量的因素之一。很多交易平台根本无法提供仓库储备，那么也就无法完成实物交割，有些则在抗辩时表示自己有仓库可以交割，但通过实地调查取证显示，空有一地，并无货物，同样无法进行实物交割。
除上述几点外，单素华指出，投资者的交割资质也是司法考量之一。目前，在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投资的大部分都是个人投资，因此对投资者的保护尤为重要，但事实上很多交易平台在对投资者的资质审核上存在着一定问题，从而造成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巨额亏损案件。所以对于没有注重投资者适当性的问题，从民事赔偿的角度来说，交易平台或交易机构都要承担一定的赔付责任。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案件到达司法层面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其中就涉及到各方的责任大小的问题。单素华表示，审理原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交易合同效力，最高院在2017年曾明确表示对于地方交易场所的交易行为，如果涉及到属于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或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交易行为被认定无效，并且要根据平台过错来责令承担赔偿责任，涉嫌刑事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二是损失赔付原则，其中包括交易所责任、会员公司责任和投资者自身责任；三是刑事、民事交叉问题，在近两年的清理整顿过程中，很多案件都存在刑事民事交叉的问题，既审理结果不仅仅是民事赔偿，更多是从刑事角度来进行打击防范，对市场起到一定的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