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供养钱：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一）

编者按

由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王永生撰写的《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8个章节、50个专题组成，从最早的贝币开始，最后以人民币结尾，跨越三千多年。以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为主，另外也挑选了地方政府、农民起义军甚至是反叛者铸造的钱币，地域上兼顾到了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边疆地区。除了行用钱之外，也收入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养钱和“花钱”。每枚（种）钱币独立为一个专题，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将五十个专题归属为八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主题。每个专题六千字左右，随文配有拓图，另外有16页精美的彩图。这是作者在完成《中国货币史话》四本系列作品之后，又撰写的一部钱币学专著。

本文为系列第十七期，对应原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内容，讲述记录了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供养钱。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元朝为了推行纸币，曾明令禁止使用铜钱，除了武宗和顺帝短期铸造过铜钱之外，其他皇帝都没有铸造用于流通的铜钱。但是，官府和民间却铸造了大量的用于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各式“供养钱”。这样大量地铸造供养钱的做法，既不见于此前的唐宋，也不见于后来的明清，而成为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文化景观。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就结合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献资料，向大家介绍元朝特有的这种供养钱。

一、什么是“供养钱”

所谓“供养钱”，是指古代由官府或寺院铸造的，专门供信徒布施于神庙，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一种钱币，又被称作供佛钱、香火钱。说香火钱，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我们现在去寺庙烧香拜佛，也要花香火钱。但是，供养钱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香火钱却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这种钱币多数都是由寺院铸造，并且专门是为供奉寺庙里的神像用的。因此又被称为庙宇钱，属于厌胜钱一类。

历史上用钱来供佛、敬神的习俗，很早就有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中就有佛家要以财来供养的说法。唐朝末年，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记载说，人如果生病，可以用纸做成一个方孔钱，放在佛像旁就能治病辟邪。《元史·不忽木传》中更有“释氏请以金银币帛祠其神”的记载。

在元朝之前，信徒们用作供养的钱，几乎都是流通钱，就是日常使用的钱。如南朝的梁武帝布施给同泰寺的钱，用的就是当时流通的铁钱。也有用金银钱的，最著名的就是1988年春天维修五台山佛塔时发现的佛像金币，重约12克。正面钱文为行书“淳化元宝”，背面铸有左立、右坐的两尊佛像。坐像为观音，立像手持如意为善财童子。佛像造型逼真，体态栩栩如生，五官清晰可辨。淳化是北宋太宗年号，行书钱文是宋太宗的御笔。这批造型奇特的佛像金币，显然是宋太宗专门铸造并敬奉五台山寺庙的供养钱。但是，到了元代情况却为之一变，信徒们供奉寺庙所用的供养钱，已经不再是日常交易使用的钱，也再没有铸造佛像金币，而是专门铸造一种特殊的铜钱。这样一来，元朝的货币制度就有点特殊了，即为了推行纸币，虽然几乎不铸造流通使用的铜钱。但是，却另外铸造了一种专门用来敬神礼佛、祈求神佑的“供养钱”。

元代为什么会铸造“供养钱”这样一种特殊的钱币呢？这一方面虽然与元朝实行纯纸币制度，日常交易中不再使用金属货币的规定有点关系。因为纸币的面值都比较大，体积也大，不太适合当供养钱使用。因此，需要另外铸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蒙古上层与藏传佛教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供奉神佛、布施功德，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实际上，铸造供养钱与元朝统治者积极推行扶植、优待佛教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具体讲供养钱之前，首先要介绍蒙古统治者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这要从元朝建立之前，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举行的“凉州会谈”说起。

二、凉州会谈

当蒙古大军西征凯旋东归的时候，太宗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受命经略西藏，于是他就率领大军驻守在被称作凉州的甘肃武威。当时的西藏地区，强盛一时的土蕃政权自唐末崩溃之后，就一直内乱不止，地方势力割据，宗教派别林立。其中，萨迦派（意为白土，又称花教）的势力比较强大。萨迦派创立于萨迦地区，萨迦寺在日喀则以南，距珠穆朗玛峰仅100多公里。1996年我曾经专门去萨迦寺考察过那里发现的元代纸币。

面对蒙古大军的压力，西藏各派共同推举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出面与蒙古进行谈判。大约在1244年，已经六十三岁的萨迦班智达，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大的是年仅十岁的八思巴，小的是年仅六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跋涉，终于在1246年8月抵达凉州。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分别代表蒙古汗廷和西藏地方势力举行了会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会谈的过程非常顺利，达成的结果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势力表示归顺大蒙古国中央，阔端则代表大蒙古国授予萨迦班智达管理西藏地区僧俗人众的权力。会谈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写了一封公开信，题目就是“致西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这里“善知识大德”是指各派宗教首领、“诸施主”是指世俗民众。信中除了说明归附蒙古大汗的必要性之外，还要求各地官员清查户口、人口，确定本地贡税，造册上缴，由萨迦寺任命地方官等等。我们常说，自元朝以来西藏的主权就归属中国，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和致西藏僧俗的信就是法理依据。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建立了元朝。这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忽必烈就任命萨迦班智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在中央机构里设立“宣政院”，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兼管西藏事务，由帝师担任长官。从此以后，直到元朝末年，历任皇帝都任命有帝师，而且帝师都是由萨迦派的传人来担任。这样一来，以萨迦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在蒙古宗室贵族中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