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通商银行券：中国第一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原创 ​王纪洁 钱法堂 2024-04-02 15:14银行作为一种信用工具，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清光绪以前，经营存款、借款、兑换银钱的金融机构是银号、银钱店、钱庄与票号等。这些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都是兑换银两，性质相差无几。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随着社会变迁，金融机构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封建性金融机构在庚子年（1900年）以后逐渐衰落，而被新式银行所取代。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是近代社会的一种舶来品。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我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陆续在我国通商口岸城市设立银行，利用发行纸币等进行经济侵略活动。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起，第一家外资银行—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在广州设立分理处，直至清末，在华设立过营业机构的外国银行不下 40 家。这些外国在华银行，除了从事一些国际商务汇兑、结算、存放款等基本金融业务外，参与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活动，还向清政府提供借款，清末绝大部分外债都是由外国在华银行提供的。最初，清政府对外国这种设立银行、拥有发钞权的行径未加制止。后来，清廷朝野上下看到外国银行的钞票在市面上流通非常畅达，几乎控制了中国货币与金融的运行，至光绪年间，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由国家建立银行，以图挽回发钞权力并作为整理金融币制的枢纽。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自办的、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同时也是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总行设于上海，系由晚清重臣盛宣怀一手创办。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清末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政治家和慈善家，曾担任清朝的邮传部尚书、铁路大臣等职务，对中国的交通事业和铁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创办了多家企业，涉及轮船、电报、矿业、金融等领域，对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中国商业之父”。盛宣怀像自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在华创办，直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的这长达五十余年里，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操纵资本市场，加大经济掠夺，垄断进出口贸易。面对这种财政被动的局面，就是否设立官办银行，清廷内部进行了多次商议、讨论。

如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就曾提出“纠合中外众商之力”开设银行，但囿于当时条件限制，他的提议未能实行。四年后，因为一条铁路的修建，创办银行事宜再次被议及。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奏折，他认为修建一条自京城卢沟桥起，经河南直达湖北汉口镇的铁路。这条铁路称为“芦汉铁路”（后改京汉铁路），可以连通黄河、淮河、长江等流域，沿河、沿江各省均可受益。他建议修建铁路的资金来源除招股外，还可向商家借款。这项主张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首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张之洞推荐直隶海关道盛宣怀担任铁路督办总理，一边筹款，一边施工，统筹修建芦汉铁路。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的款源主要是借洋债，从比利时借款112.5万法郎，息5厘，期限30年。在与帝国主义经办借款的过程中，盛宣怀意识到要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要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他认为“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意识到只有以银行为枢纽，把各种新式企业联系起来，才能收到彼此利用和相互维系的效果。而且，他还认为，设立本国银行可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盛宣怀的请求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中国通商银行在筹建期间，关于行名的确定也大费周折。最初，拟用“招商银行”，后来又提出采用“中国银行”、“中华商会银行”等。最后，才决定以“中国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银行的名称，取名“通商惠工”之意，简称“通商银行”。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核准在上海设立商办中国通商银行，该行在北京、汉口、广州、汕头、镇江等处设立分行。

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议分五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银行章程共计二十二条，规定：奏明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商款商办，官府担保而不管事。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旧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清政府授予其发行纸币的特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开始发行银元票和银两票，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新式银行券，“至此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通商银行最初发行的纸币正面为中文，背面为英文，包括行名和面额，开始用“Imperial Bank of China”，即中华帝国银行之意，后改为“Commercial Bank of China”，成为一家纯粹的商业银行。自1898年开始，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中国通商银行停止发行为止，共计发行银元票九次十版，银两票两版。早在请求成立银行之时，盛宣怀就主张一定要参考汇丰银行的规章制度管理银行，钞纸一定要选用精细纸张，用先进的机器印制。银行储备多少银两，就印制多少银票，以便百姓随时可以兑换。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光绪二十四年第一版和光绪三十年第二版钞票。光绪二十四年第一版钞票，包括银两票和银元票，其中银两票印制五十万两，票券上的地名有上海和北京；银元票印制二百三十五万元，票劵上的地名有上海和广东。银两票和银元票都是由英国Enoraved By Barclay & Fry Limited公司印制完成。第一版银两票的面额有伍钱、壹两、伍两、拾两、伍拾两、壹百两共计六种，票面设计借鉴汇丰银行在香港发行的钞票，横式，但不失大清官票宝钞之遗风。钞票正面四角分别斜书面额，上端中间位置印有双龙戏珠图，其中龙珠下面有一圆形花框，花框内镌刻“中国通商银行”六个篆字，竖式三行排列。

“中国”二字在中间，“通商”、“银行”分列右左。二龙旁边花框内各镌刻有面额。双龙戏珠下面印有“中国通商银行”六字，篆书，书体较大，右读。下面有一竖形红色花框，框内印有面额，花框四角各装饰有太极图，并在两旁印有满文的面额。钞票背面除龙珠圆形框内镌刻“中国通商银行”六字篆书外，其余皆为英文，包括行名、面额等。钞票下部有英文“美德伦（A. W. Maitland)）”的签字，这也是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一种反映。美德伦是英国人，曾在汇丰银行任职20多年，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经验和金融从业经历。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897年2月2日）,通商银行与美德伦签约,聘其担任通商银行总行首任大班（相当于总经理）。在上海流通的银两票，正面下端印有“上海通用银两”，年份为“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吉日”。在北京流通的钞票上印“京城京平足银”，年份为“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吉日”。“吉日”是指农历每月初一，择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项习俗。确定吉日，可以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所创造出来的适宜机遇，目的是趋吉避凶、吉祥如意。从时间上看，上海地名银两票的印制要比北京地名提早十个月。而且，上海地名银两票四边花框为紫红色，北京地名票四边花框则为蓝色。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五钱银两票（京城）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壹两银两票（京城）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拾两银两票（京城）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壹两银两票（上海）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伍两银两票（上海）第一版银元票面额有壹圆、伍圆、拾圆、伍拾圆、壹佰圆共计五种，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与银两票相同。今见印有“上海通用银元”、“广东通用银元”两种。

上海地名票四周花草边框为紫红色，广东地名票四周花草边框则为绿色。另外，光绪二十五年，中国通商银行在北京、保定、天津三地还投放了一定数量的银元票，似乎应该是加盖了上海地名。光绪二十四年中国通商银行伍两银元票（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由于经营得当，发展态势很好，存款从1897年底的262万两上升至1899年底的397万两，放款由395万两升至582万两；经营外汇买卖也利润颇丰。但两年之后，京城分行经历了一场浩劫。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通商银行京城分行遭受兵匪抢劫和焚烧，损失惨重。据记载，抢劫现银28000余两，银元25000余两，钞票35万两，以及一切客户借券契据图章等。之后，通商银行在《申报》刊登所抢京城银两票全部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