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藏乾坤，金石之中见丹心。前不久，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的“宝甓斋藏来楚生先生作品展”为观众铺展了一场篆刻艺术的盛宴。这场展览不仅汇集了中国近现代篆刻艺术的革新者与集大成者来楚生150余件书画篆刻精品，更承载着一段跨越半世纪的师生情谊——策展人童衍方，作为来楚生晚年亲传弟子，倾囊展出自己收藏的80方来楚生印章及80余件书画作品，以纪念恩师逝世50周年。
童衍方是当代书画篆刻领域的重要传承者，1970年拜师来楚生，得先生亲授。如今，他以收藏家与传承者的双重身份，守护着来楚生的艺术火种。近日，《中国收藏》杂志记者专访童衍方，听他讲述来楚生篆刻艺术的突破之路、师生间的温暖往事，以及他从老师身上汲取的艺术真谛与人生智慧。
《中国收藏》：这次展览的举办有什么机缘吗？
童衍方：来楚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师。在他之前的晚清时期篆刻艺术已然盛行，吴让之、钱松、赵之谦、徐三庚等大家辈出，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来先生生于1904年，在篆刻艺术领域的探索之路充满挑战。彼时，工稳、半工半细、奔放等各类篆刻流派皆已有代表性人物，想要在名家林立的印坛占据一席之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落脚点并非易事。而他偏爱奔放风格，这一风格已有吴昌硕、齐白石两位大师奠定高峰，其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来先生的篆刻生涯起步于20几岁，此次展览展示了三本他的原拓篆刻集，每一本都来之不易。其中一本收录了他22岁至30岁的作品，另一本聚焦其40多岁的创作，还有一本则专门呈现他最为擅长的肖形印作品，这三本均为原版珍品。此次展览的80方印章，从20世纪30年代到1974年（先生去世前一年）的代表作皆有涵盖，时间跨度完整，艺术质量亦属上乘，清晰展现了他从探索到成熟的艺术轨迹。
我与来先生相识于1970年，可惜1975年他便与世长辞。去年是来先生诞辰120周年，今年则是他逝世50周年，可以说“宝甓斋藏来楚生先生作品展”的举办以及《宝甓斋藏・然犀室印迹》一书的出版意义非凡。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一段特殊缘分：来先生曾在1923年到过北京，师从金城学习绘画，生前一直有来北京办展的心愿。此次嘉德艺术中心鼎力支持，为我提供了展览场地，也算是圆了来先生的一桩心愿。
《中国收藏》：这些印章您花了多久收集？收藏时最看重什么？
童衍方：我从十几岁便开始研习刻印，一直对来先生的篆刻艺术心怀敬仰。不过我认识来先生时，他的身体已不太好，还经历过重大手术。当时我能被先生收为弟子，这份情谊让我始终感恩不尽。在我的藏品中，有6方印章是来先生专门为我所刻，其余则是我自己寻访购得或是友人相赠的珍品。那时我便有一个念头：手中持有老师的作品，对于宣传和推广他的艺术必定能发挥作用。因此我在收藏过程中，也格外留意收集老师的书画作品，此次展览除了印章之外，还展出了他的80余件书画佳作。
我在收藏时特别注重收录来先生各个时期的印章作品，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代表作都有涵盖。印章展品因体量较小，展示时存在一定难度。于是从今年2月份开始，我们着手制作原大的印章拓片，没想到拓片推出没几天就销售一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来先生艺术的深远影响力。
《中国收藏》：能否通过具体印章，讲讲来先生艺术风格的发展？
童衍方：这是一枚刻于20世纪30年代的印章，印文为“石瓢之章”；另一枚制于20世纪50年代，印文为“王哲言收集摹拓之记”。石瓢先生是一位书画家，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正是他将我引荐给来楚生、唐云两位先生学艺。王哲言曾是雷允堂的账房先生，当时月薪有200块，应该说经济条件不错。他特意请来先生刻制了100方印章，这批作品皆属来先生篆刻中的精品。
这两方均为白文印。“石瓢之章”虽笔法厚重，但章法变化较少，略显单调，整体以“章”字与“瓢”字的满构图为主，与上方“石”“之”二字的对比处理较为简约。而“王哲言收集摹拓之记”则截然不同：首先，八字印在排版布局上难度更高；其次，印面中第一行“收”字下方的留白，以及“拓”“记”二字下方的红底空间，形成了丰富的视觉对比，既隐约可见赵之谦的艺术韵味，又始终保持来先生自身的风格特质，用刀更是灵动洒脱。通过这两方白文印的对比，能清晰看出十余年间，来先生在章法布局、运刀技巧及轻重节奏转换上的艺术演进与鲜明特点。
来先生在肖形印领域的造诣堪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他本身是一位写意花鸟画家，深谙写意精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用在肖形印创作中更是得心应手，能以最简练的构图精准勾勒物象神采。“张王联姻五十周年”这方印，是为他的挚友民国书画篆刻名家张开勋夫妇结婚五十周年所刻。夫妇二人分别属马、属蛇，印中蛇的左侧留白分寸拿捏精准，多一分则空疏，少一分则局促，尽显恰到好处的韵味；马的足部与头部刻画简练传神，两只动物的对视巧妙营造出空间感，那份两两相望的情态，恰如其分地传递出伉俪间的深情。印章设计为玉璧形制，外圈环绕乳钉纹，寓意丰收；三重圆形构图则象征无限圆满与和谐。因二人是多年老友，来先生在边款处刻下了较长题识，这方印也因此成为极具研究价值的珍品。我为收藏这方印追寻了许久，起初张家后人不愿出让，如今这方精品由我收藏，得以让更多人领略其艺术魅力。
我收藏来先生的印章，一方面注重收录各个年代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也兼顾印章的尺寸、内容及题材配比，尤其重视肖形印的收录。在此次展出的印章中，肖形印就有20余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收藏体系。
《中国收藏》：在学艺中，来先生给了您哪些人生启示？
童衍方：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虽没有行过正式的拜师仪式，但先生对每个学生的情感想必各有不同。我十分有幸能得到他格外的关照，有两件事足以印证这份情谊。
第一件是我们师生合作的一方印章，印文内容与一段往事相关。那是1973年的一天，来先生正和几位老友在家中闲谈，在场的还有三四位学生，一共八九个人。席间，张开勋先生提议：“你门下学生不少，不知水平如何？你写一方印文，让学生来刻，也好看看你学生的用刀功夫。”先生随即写下杜甫的诗句“门庭畏客频”，并对我说：“小童，你来刻。”我刻制时，一旁的朋友们都是内行。印章刻成后钤印展示，众人一致称赞，先生便在印侧刻了边款。这方印章他生前偶尔会用，后来就赠予了我。不过印文内容的关键之处，先生还帮我补刻了几刀。这方印章虽以我刻制为主，但有老师的加持润色。于我而言，它既是珍贵的纪念，是技艺的示范，更凝结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另一件事更能体现先生对我的关爱。他有一部篆刻理论著作《然犀室印学心印》，书中举例的印章大多是他自己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书籍匮乏，这本手迹当时在我们之间相互借阅传抄。我也想借来一观时，他说：“你稍等些时日，等他们抄完了你再拿。”后来等大家都抄完，他却对我说：“你收起来吧。”他竟直接将这本手迹送给了我。先生对我如此偏爱，如今我全力宣传他的艺术，实在是理所应当。
《中国收藏》：您认为来先生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童衍方：对来先生最好的纪念，终究要回归到他的人品与艺品之上。尤其在这个物欲容易裹挟人心的时代，先生身上那份纯粹的艺术坚守与人格光芒，更显得弥足珍贵。人活一世，最该珍视的终究是精神的丰盈与品格的高洁。我们或许难以企及先生的艺术高度，但始终以他为榜样，保持内心的澄澈与真诚，在艺术之路上稳步前行。
此次能让来先生的作品在北京与大家见面，这份意义远超展览本身。真正的艺术家从不依赖外界的喧嚣与追捧，他们的作品自会带着穿越时光的力量，被懂艺术、爱艺术的人所铭记与珍视。我始终坚信，艺术应当回归它最本真的模样——回归自然的灵韵，回归内心的安静，让每一件作品都能在岁月中沉淀出属于自己的分量。
《中国收藏》：您收徒有什么标准？如何看待篆刻艺术在当下的传承？
童衍方：我收徒有几个标准，首先要看天分，其次要看人品。再者，教学上要讲究因材施教。每个人的个性各不相同，而天生的个性往往会影响其艺术道路上的成就，所以艺术学习不必急于求成，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像赵之谦，年仅56岁便离世，但其艺术成就却让人望尘莫及。在我看来，如今的师生关系更应如同朋友一般，老师未必在所有方面都胜过学生，学生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是很正常的事。多一位弟子，便多一份艺术路上的交流与感悟。
我这一生算是比较幸运的，除了向来楚生先生学艺，另一位老师唐云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唐先生的生活层面丰富多元，喝酒吃肉品茶样样皆好，享年80多岁，在收藏领域的涉猎也十分广泛。自1983年我跟随唐先生学习后，愈发体会到艺术是相通的，眼界开阔对艺术成长大有裨益。我的不少学生都是资深收藏家，而唐先生让我在艺术之外的收藏领域获得了另一重提升。在收藏过程中能学到的东西，是课堂上难以触及的，学校也培养不出真正的收藏家。我的艺术创作或许已达到一定水平，但收藏给我带来了更多难以言说的快乐。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专注于收藏，所藏多为金石家书画篆刻作品，涵盖西泠八家的丁敬、黄易，到后来的赵之谦等名家作品。
《中国收藏》：您对年轻篆刻家有哪些期许？
童衍方：我秉持着终生学习的理念，更要快乐地学习，不愿把时间耗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如今我已80岁，身体依然健康，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我还是坚持我行我素，在艺术与收藏的世界里自在徜徉。
在艺术的传承与求索中，我们或许可以尽力提倡与引导，但每个人对艺术的热爱程度、领悟深浅，终究是由内心的缘分与悟性决定的。这世间最难的事，莫过于将自己的认知强加于他人——真正有悟性的人，往往无需过多言语点拨，便能在实践中自行体察真谛。
我的老师们最不喜欢的便是无谓的追问，人生与艺术的真谛从来不是问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实践去感悟、去沉淀。就像我从两位老师身上习得的，无论是来楚生先生的艺品人品，还是唐云先生的生活智慧，最终都化作内心的通透与坚守。这份“悟”，让我在收藏与创作中自得其乐，在师生情谊中懂得传承，更让我明白：艺术的修行，终究是一场向内的探寻，是在岁月中沉淀出的从容与坚定。愿年轻一代能在实践中悟得艺术本心，让篆刻文脉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