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鹏的彼岸：从创始人到囚徒，企业控制权的得与失
四个月监禁、数百亿美元罚款、CEO职位拱手相让，赵长鹏用自由换来了币安的生存，却永远失去了亲手培育自己创建的帝国。
2024年9月27日，前华人首富赵长鹏提前两天获释，出现在加州长滩的街头。这位币安（Binance）创始人在美国联邦监狱服完四个月刑期后重获自由。
就在判决前，他的财富仍高达397亿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第38位。然而，这位曾经在加密货币世界叱咤风云的创始人，此刻却成了一个旁观者，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在别人的掌控下运行。
01 帝国崛起——从编程到币安的创业传奇
赵长鹏的创业故事始于2017年的上海。作为一名开发交易软件的程序员，他凭借敏锐的嗅觉抓住了加密货币的浪潮，创立了币安。在很短的时间内，币安迅猛发展，市场份额一度超过三分之二，即便在赵长鹏离场后，依然保持着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他的个人财富也随之暴涨。2021年，赵长鹏的财富一度达到941亿美元，成为全球华人首富。币安自己发行的加密货币“币安币”（BNB）从2017年的0.1美元，上涨至605美元左右。目前是1000美金左右。
币安的崛起与中国出生的赵长鹏的全球视野密不可分。他出生在江苏，拥有加拿大和阿联酋双重国籍。这种跨文化背景也许为他创建全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了天然优势。
然而，赵长鹏的个人生活却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在创业过程中，他与曾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何一形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何一早年曾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后转型进入科技金融行业。
尽管赵长鹏已有家室，但他仍与何一发展出亲密关系，并育有三名子女。这种非传统的合作关系成为币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注脚。
02 监管风暴——从巅峰到认罪的急速坠落
2023年11月21日成为赵长鹏和币安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天，赵长鹏前往美国，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一份认罪协议。他承认币安未能实施有效的反洗钱计划而违反了美国《银行保密法》，并故意违反美国的经济制裁。
认罪协议的内容令人震惊。赵长鹏需支付5000万美元的个人罚款，并辞去币安CEO一职，且三年内不得参与币安的任何活动。同一天，币安宣布新加坡人邓伟政（Richard Teng）接任CEO职务。
不仅如此，币安还与美国财政部多个部门达成了和解，分别支付34亿美元和9.68亿美元的罚款，创下美国财政部历史上最大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与币安达成和解，币安需上缴13.5亿美元的“非法收入”，并支付同等金额的罚款。
这场监管风暴并非突如其来。在之前的很长时间，虽然币安建立了符合美国法律法规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美国，但币安仍然允许甚至鼓励部分美国用户证明自己“不在”美国，以使用游离于美国监管体系之外的币安进行交易。
这种游走于监管灰色地带的做法，最终引来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全面围剿。
03 控制权旁落——企业创始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赵长鹏的经历并非个案，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创始人失去控制权的案例比比皆是。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吴长江在解决创业股东之间的纠纷后，引入了日本软银赛富、美国高盛投资、法国施耐德电气等国际资本大鳄。然而，随着多轮融资的进行，吴长江的股份从100%被稀释到15.33%，最终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
类似地，万科创始人王石曾深陷股权之争，俏江南创始人张兰被资本方扫地出门。这些案例都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股权结构上存在的“阿喀琉斯之踵”。
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融资，而每一次融资都意味着创始人股份的被稀释。据研究，绝大多数创业企业要经历种子轮、天使轮、Pre-A轮、A轮、B轮、C轮等多轮融资，最终实现上市或被收购。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创始人缺乏有效的控制权保护机制，很可能面临大权旁落的命运。
真功夫的蔡达标、永乐电器的陈晓，以及土豆网的王微，都曾因控制权问题导致企业陷入危机。这些案例共同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控制权争夺的缩影。
04 博弈与平衡——企业控制权安排的制度困境
企业控制权之争反映了公司治理中的深层矛盾。传统公司治理逻辑认为“资本为王”，遵循“股东利益保护导向”的范式。然而，这种范式对于创业型企业家往往构成挑战。
近年来，一些新的控制权安排模式开始出现。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京东的双层股权结构，都是创业团队为了保持控制权而设计的创新方案。这些制度的核心特征是以有限的出资额，通过实际或变相的“不平等投票权”，实现创业团队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然而，这些制度安排也引发争议。有观点认为，它们会限制股东权利，损害股东利益。监管部门对此也持谨慎态度，不少公司在启动章程修改时，都遭到交易所的关注和问询。
对于赵长鹏和币安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加密货币交易所本身就具有跨国界、去中心化的特点，难以完全符合某一国家的监管框架。
赵长鹏曾试图通过将运营中心迁至马耳他、日本、新加坡、迪拜等地，以多点落脚的方式跨越监管边界。但这种“移动能力”在为企业提供灵活性的同时，也成为风险的入口。
05 特赦与未来——企业创始人的遗憾与反思
2025年10月，赵长鹏的命运出现转机。特朗普团队宣布对币安创始人实施全面赦免，主要涉及此前由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涉嫌洗钱”相关指控。
在宣布这一决定时，特朗普表示：“我对赵长鹏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深感同情。”白宫新闻官则补充指出，针对赵长鹏的控诉属于“无受害者、无欺诈行为”的特殊案例。
然而，特赦并不能完全消除赵长鹏的遗憾。尽管他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已不再能直接参与币安的决策和管理。他的角色从一个积极的创造者变成了一个被动的观察者。
这也是许多企业创始人的共同遗憾：赢得了财富，却失去了控制权。
在加密货币行业从蛮荒走向秩序的关键时期，赵长鹏本应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之一。然而，认罪协议使他在这一转型期“被迫沉默”，错过了亲手书写行业下半场的历史机遇。
更深刻的遗憾在于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赵长鹏曾是“自由的极致倡导者”，坚信比特币能颠覆旧世界。但讽刺的是，他建立的币安成了最大的中心化权力堡垒。他梦想用比特币颠覆华尔街，最终却是传统法律体系用一纸协议颠覆了他。
出狱后，赵长鹏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发起Giggle Academy项目。与此同时，币安在新任CEO邓伟政和联席CEO何一的带领下继续前行。何一已推动币安进行全方位内部治理改革，2024年数据显示，入驻币安生态的企业及机构投资者数量同比激增40%。
赵长鹏的故事折射出金融创新在制度与市场之间的拉锯。对企业创始人而言，企业控制权的得与失之间，真正的彼岸或许不在于财富的积累，而在于能否在规则与创新、快速与合规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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