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古玩的人，多少都带点怀旧，我也如此，平时喜欢了解历史，喜欢逛古迹。这份情怀，大概是遗传了老爸吧，老爸虽不玩古玩，却爱守在电视机前经常看考古探索之类的节目，有时也会陪我去古迹走走看看。 老爸的怀旧，更多的是怀念他们那一代人走过的岁月。我从小就常听他讲，当年日子怎么艰辛，条件如何不易，言语间却又透着一种单纯的快乐。我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仿佛也跟着走进了那段我没有经历过的光阴。
老爸是六零后，家里兄妹五个，大姑、二姑、大伯，然后是老爸，下面还有个小姑。准确来说，他们原本是兄妹六人。大伯比老爸大八岁，听二姑说过，在大伯和老爸之间，曾有过一位姑姑，不到两岁就夭折了。算上她，才是一个完整的排行。
那年月，农村的日子是真苦。一大家子人，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一家人的口粮，全指望工分。那时还是集体经济，也就是常说的大集体。家里有劳力的都要参加劳动，干多少活，就记多少工分。每天有专人安排任务，专人记工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等到年底，按工分的多少折算成粮食，这才是一家人一年糊口的依靠。
那时的口粮主要是稻谷和玉米。家里孩子长到十几岁，就得下地干活加入生产，多一份劳动力，就多一分工分，到年底也能多分一份口粮。即便如此，每顿饭仍要精打细算，否则还没熬到年尾，全家就得断顿。毕竟那时的粮食产量远不如现在，地里的庄稼还要时常防着麻雀、蝗虫等灾害，收成时亩产三四百斤就算不错了，不像现在的杂交品种，亩产七八百斤起步。所以糊口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若碰上收成差的年份，一天只吃两顿，甚至一顿也是常有的事。肚子空着的时候，就靠地里的红薯、土豆垫一垫。若是没有应季的红薯土豆，就挖土坡上的野菜充饥。漫山遍野的田地之间，这些最朴实的作物，成了那段岁月里最踏实的依靠。 不过，老爸小时候饿肚子的几率要小一些，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和生产队的玩伴们溜到集体的地里偷摘还没熟透的胡豆，掰几穗玉米，或是刨两个红薯，躲到田埂边烤着吃。要是有应季的李子、桃子这些水果，还没等成熟就被糟蹋得一干二净，所以生产队好多人都讨厌这帮小孩。 至于家里的饭桌，平日是见不到多少荤腥的，大米饭也不是餐餐都有，多数时候是玉米磨成面做成糊就着没放油的蔬菜吃。按老爸的话说，那时候的人还没有现在的狗吃得好。
吃肉的事，平时根本不敢想。在农村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一次肉，俗称“打牙祭”，而且肉还是专挑肥肉，因为肥肉油多解馋，而瘦肉基本没人买，这是不是和现今的生活方式相反。 某次爷爷和隔壁的兄弟逮了一条其他村跑过来的狗，两家平分了。晚上在锅里煮的时候，锅边的煤油灯一个不小心滑进了锅里，尽管一锅的狗肉都浸透了呛人的煤油味，可一家人照样吃的津津有味，这个场景老爸至今想起来都还非常回味。 那时候的人经常饱一顿饿一顿，所以普遍胃口都大得惊人。生产队有个最能吃的汉子，一顿能吃一把挂面，过年的时候包心汤圆能吃两斗碗，差不多四五十个。
穿的就更简单了。家家都是粗布衣裤，通常是自己扯布，出点手工钱找裁缝做。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舍得添一身新的。那布料又硬又糙，磨在身上实在说不上舒服。到了冷天，单薄的衣裳根本抵不住寒，只得缝层内衬，往里面塞点棉花，勉强过冬。 我们这些地区七几年通电，家家户户也照上了白炽灯，但是电力不够用，晚上经常停电，所以煤油灯自然也丢不掉。 自从通电后，露天电影也在乡间流行起来。每当夜幕落下，放映员就辗转于各个生产队，凭着一块白幕、一束光就足以慰藉乡亲们一整日的疲惫。《火车司机的儿子》《卖花姑娘》之类的这些老电影丰富了庄稼人的夜生活。
只要听说有电影，老爸那群孩子没有不去的。有时候一晚上放两三场，看到半夜才散场回家。那时家庭孩子多，父母管不过来，也不太爱管。 那时候的日子，是围着“票”打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光有钱不行，手里还得有票，买米要米票，扯布要布票，割肉要肉票，只有那些针头线脑的小物件小东西或者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不纳入计划经济的才不要票。
街上没有现在的超市商场，几乎所有东西都得上街去国营的供销社置办，从衣裤鞋袜，麸醋豆油，到花生瓜子，米面粮油，化肥农药，层层叠叠地码在柜台和货架上，空气里混杂着布匹、酱油和煤油的气味，那就是一个时代的全部日常。 那时的钱也实诚，一分钱有一分钱的用处。人民币最小的面值是一分，最大的十元。分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没啥概念，但像我们这辈80后90后，大概都还记得那些银色的小硬币吧，我还记得小时候偷我舅公的分币去买零食吃。 老爸还讲起过一个关于五角钱的事情。 生产队的大队书记，是个有文化的人，身兼会计、保管员好些职务，腰间常年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作响。
某天，那串钥匙掉了，恰好被老爸捡到了。这串钥匙对于书记来说至关重要，丢了肯定很着急。 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高音喇叭，他撬开播音室的门，在喇叭里面一遍又一遍焦急地喊：“哪个捡到了我的钥匙，请马上归还，归还者必有重谢……” 老爸听到广播后就拿着这串钥匙去到大队办公室找到书记索要报酬，书记一见是个半大孩子，松了口气，想给一角钱糊弄过去。但老爸也不傻，说好的重谢变成一角钱肯定不干。其实老爸的要求也不算太高，就想要一块钱，可书记死活不答应，磨破了嘴皮子才给了老爸五角钱。 老爸年纪小，不懂事，那五角钱，老爸没交给家里，拿到供销社去买零食吃。一分钱买杯薄荷水或者两个糖，偶尔一天用个一两分钱，时不时买点瓜子花生和小伙伴们分享。这五角钱用了差不多一个月。 那时每家每户的日子都紧巴巴的，能吃饱穿暖已不容易，谁也不敢奢望更好。要是谁家买了辆自行车或者添了台电视机，那绝对是整个生产队的亮点，邻居都会过来看稀奇，走在路上都会招来羡慕的眼光。 队里有户人家，儿子靠着城里亲戚的关系，进了邻县一家国营厂，成了正式工人。厂子离家几十里，为通勤方便，他托人弄到一张票，咬牙买了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生产的东西质量真是杠杠的，那辆车骑了两年，除了偶尔上点油，从没出过毛病。它不止是交通工具，更是一个家庭走向另一种生活的象征。 直到七十年代末，迎来改革开放，土地下放到户，农村的日子，也就在那时，慢慢的有了起色。 自从土地下放到户，每家地里的庄稼都比大集体的时候长势好，为啥？大集体的时候，每天上工只管完成任务，挣够当天的工分就了事，谁管这庄稼长得好与不好，反正都是集体的。土地下放后，人还是那些人，地也还是那些地，只是每家每户的心都落在了自家的田地里，自家的地哪有不管理好的理由。
那年月，物质是匮乏的，日子却有种单纯的踏实。吃不饱穿不暖是常事，粗茶淡饭糊口，粗布衣裤裹身，也就过了，饿不着、冻不着，便是最大的满足。如今回头再看，那种简单里透着的，反倒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如今条件好了，吃喝不愁，可胡吃海喝多了，再加上科技与狠活加持，这样那样的慢性病反倒找上门。 那时候大家的条件都差不多，就算有差距也不大，你比我好不了多少，我也比你差不到哪儿去，人心也就容易平衡。不像现在，比来比去，仿佛永远追不上旁人的脚步，也填不满自己的心。
那时的家庭哪有什么压力可言，只要一日三餐能落肚就心满意足了。如今社会形势变了，一切也都跟着变了，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等等像一座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抑郁的、焦虑的，也就渐渐多了。 时代往前走，日子越来越好了。回望父辈当年那段脚踩泥土，心无杂念的岁月，和心底的那份纯真、质朴与简单，却已成了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