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哥之前写的文章《白银如何改变中国：一条银线串起明清500年》，有好几个朋友提出一些问题：既然明清时期已经大规模使用白银，朝廷也以白银作为主要税收货币，那为什么明清数百年里都不把白银做成标准化的银币呢？哪怕技术不够做打制银币呢？为什么要到了晚清才被动试铸银币？这些问题非常有意思！苏哥今天就用自己的观点来回答一下，当然不一定对，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像苏哥一样写写小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最近苏哥后台有收到一些投稿，不过苏哥都给拒了，因为苏哥这个是个人账号，水平有限不方便审阅他人稿件，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开号发文探讨，丰富咱们圈子的内容。）的确，自从1581年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中国实际上就迈入了银本位。但为何明清却依旧长期实行称量银两制（无法定面值，靠称重验色交易），始终没有落地像西方国家的统一标准化银币呢？有些人说是因为明清搞海禁信息不透明，还有就是铸币技术不允许，说中国古代是搞范铸和翻砂铜钱路线的，没有西方的扭力压机或者水力锻锤机技术。这些理由呢看似有道理，但细究呢就知道不是主要原因，明清时期的中外交流并未完全受阻——明清时期的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外国使团，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走私贸易等方式接收了美洲作物，西方天文知识，地图测绘和火炮技术等。像Cob银币，荷兰大马剑，地球双柱等银币早就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朝廷和参与走私海贸的沿海士绅集团对于番洋（外国银币）是绝对不陌生的。如果中国当时的统治者真对金银铸币技术有兴趣，无论是通过技术引进还是自己仿造，都是可以做到的。毕竟就连日本德川幕府都可以确立金银铜三货制度，大规模铸造定值金币和银币，总不至于说当时中国在技术上做不到。苏哥认为，银本位的明清两朝之所以长期没有铸造流通银币，主要是因为以下这几点原因：一、白银是民间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货币
白银其实是民间自发生成的货币，朝廷只是被动追认，而非官府自上而下立法推行的法定货币。
明初国策主推大明宝钞，官府极为排斥金银货币化，甚至连铜币都有很长时间的停铸。在宝钞恶性通胀沦为废纸，铜钱又不够用的时候，海外白银（日本银、美洲西班牙银）海量流入沿海，民间自发以银结算商贸。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是把民间既成事实制度化，赋税折银并不是朝廷主动设计的制度。因此白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货币，从底层商贸倒逼官府接纳，货币规则并不由国家主导。二、白银供给高度依赖海外，朝廷无法控制源头
明清本土白银产量极低，国内流通白银绝大部分都依靠贸易进口，白银的存量和市场价随国际银矿开采，拉美独立战争，海外贸易剧烈波动。比如明末洋银断供银荒，嘉道鸦片贸易白银外流，乾嘉洋银涌入通胀……白银源头在海外，朝廷没法控制，自然就很难去赋予银币定值，铸币自然就比较多余，还不如直接用生银/素银直接称重交易。三、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统一铸币本来各地库平、漕平、市平重量不一，银锭成色也参差不齐，过秤、验银、熔铸、折算汇差也是利润来源。一旦全国统一标准银币，称重、公估、熔银利差直接消失，既得利益集团那可是要拼命抵抗的。各地征收赋税，百姓碎银上缴，官府熔铸成官锭，火耗（熔银损耗）是明清地方法定额外收入和官吏灰色俸禄大头。一旦由中央牵头铸币固定银币成色重量，那么这部分火耗就会变成铸币税直接被中央抽走，地方督抚和州县以及基层官吏自然会反对，清代“火耗归公”只是把灰色火耗合法化，并不敢真跟整个利益集团碰撞。道光，咸丰年间就数次提议官铸银元全国通行，但遭户部、地方、银商联手搁置。就算到了清末决定要铸币了，“元两之争”都一直未绝，两帮人马吵了很久。因此明清时期统一全国铸币的难度远超今人想象。四、传统治国财政思想限制明清本质上还是封建王朝，没有能够建立近代国家的财税货币制度思想。主流理财思想还是轻改币制，不生事端。正所谓“治钱以安静为要，兴一利必生一弊”。官府只收成品税银即可，不愿再投入巨额成本搞统一规格的流通银币。五、二元货币生态弱化统一银币需求明清时期民间日常柴米油盐小额交易用制钱（铜钱）或者以物易物，只有缴税、长途大宗贸易、大额借贷才用白银，两套货币长期互补运行，也就是所谓的“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老百姓日常几乎碰不到大额白银，碎银拆分兑钱由银铺完成。官府只需要收整锭税银，不需要细碎标准化银币流通，市场自发的碎银，各地元宝刚好适配分层需求，倒逼改制的民间刚需不足。END以上就是苏哥关于明清时期为何长期没有铸造流通银币的答案了，仅仅是苏哥自己一家之言，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总结归纳出更多客观主观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只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王朝，并非近代国家，其本身的财税货币制度思想封建保守被动落后，以至于晚清海关税，外债，赔款大多直接以外国银元结算，外币深度绑定了国家对内和对外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