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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钱币博物馆藏裕通银行银元券研究

1楼
cjiyou 发表于:2023/10/23 15:01:00
钱法堂‖ 
原创 王纪洁 钱法堂 2023-10-23 09:55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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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八年至二十四年(1919—1935),这一时期四川实行“防区制”,凡属某军防区所辖区域,军阀都有擅专之权。防区越大,军饷越易筹措,兵源也越易扩充。所以,防区的大小,决定了军阀实力的强弱。在这一制度下,四川境内的各路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无不竭力扩充军队,造成军费支出猛增。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不足,除了征收税赋、搜刮民财外,军阀竞相设置金融机构和造币厂,铸币发钞,这些钱币在四川近现代货币史上有着独特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四川“防区制”时期二十四军刘文辉所设立裕通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些银元券的印制特征,探讨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和金融状况。一、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
      壹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24*72毫米。正面为墨绿/浅紫、棕黄三色套印。主景图案为双层亭子,印制年份为“***二十年”。票券左右下端分别加盖“经理之印”红色方章,篆书。票券下端特别标注有“凭票即付大洋壹圆”字样。背面为桔黄/蓝双色套印。主景图案是江水、两岸高山与帆船。均为英文。票券左侧印有字第 号,蓝色手书填写,并加盖银行骑缝印章。
      壹圆券正面两侧,加印有地名,分别为“叙府”、“泸县”、“自流井”字样,黑色,楷体。印制编码为六位数。


      伍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34*79毫米。正面为红/黄/绿三色套印,面背为黄/褐两色套印。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与壹圆券一致。印制编码亦为六位数。其中一张正面左右两侧,分别加印有“自流井”字样,黑色,楷体。背面左侧印有字第 号,蓝色手书填写,并加盖银行戳印。
      另外一张正面没有加印字,背面左侧只印字第号,没有填字和盖章。背面中间竖式加印八排字,黑色,“此券系本部向裕通借,发于戍区内,不分票面,地域一律通用,准其完纳正杂各税,并依照布告期限,由本部负责全数收回。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批注。”
      拾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54*80毫米。正面为咖啡/蓝二色套印,面背为蓝/土黄二色套印。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与壹圆券一致。印制编码也是六位数。
      这三种面值的裕通券均为横式,版式设计完全一致,惟有颜色不同,风格为民国时期传统式样,正面文字全部为中文,背面为英文,体现了当时纸币设计洋为中用、中西融合的时代特征。票券正背四角均为面值数字。纸币正面主图案为成都崇丽阁图景,背面图案为长江在四川段的典型风光。版式设计左右对称,从而达到视觉上的平衡。
二、相关信息揭示
1、范围区域为二十四军辖区
     
      伍圆券背面加盖文字,“此券系本部向裕通借,发于戍区内,不分票面,地域一律通用,准其完纳正杂各税,并依照布告期限,由本部负责全数收回。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批注。”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获悉裕通银元券的流通区域为二十四军防区内,一切面值均可以正常流通,而且各种正税和杂税均可以裕通券缴纳。最后由二十四军负责回收。这段文字,揭示了裕通银元券的使用范围和性质。
2、票面主图案为成都崇丽阁
      裕通银元券正面主图案一致,主题单一且集中,表现的是成都崇丽阁图景。崇丽阁位于成都望江公园内,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建。此阁取自晋代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句得名,同时由于坐落于锦江之边,人们又俗称它为望江楼。阁分四层,四重檐,八角攒尖顶。因为崇丽阁风景秀丽,闻名遐迩,也被选作四川省银行民国二十五年伍角辅币券正面图景。这种以地方典型建筑风景的图案设计含有的寓意性让人记忆深刻。
      裕通银元券的图案设计与同时期纸币无异,采用当地典型建筑,这种本土化设计兼顾到了使用者的心理。对比同时期四川境内的其他银行券设计,裕通银元券图案独特性显而易见。3、印制特点      裕通银元券是双面印刷,双色或三色套印,印制编码为六位数。尊重当时纸钞印制特点,正面突出币值,以 “元”为单位,币值均置于正中央十分明显的位置,两侧的文字均直书,这主要是中文历史上均为直书的缘故。正面全部采用中国书法的主流字体—楷体,背面以英文为主,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裕通银元券总体设计风格和印制技术很好,作为集历史、经济、印刷、艺术于一体的特殊载体,体现了四川当时的印刷工艺水平。众所周知,纸币质量的优劣体现了一个政权的形象与尊严,这也充分说明刘文辉政权对纸币发行的重视。
4、以银元为本位    银元券正面印有“凭票即付大洋壹圆”、“凭票即付大洋伍圆”、“凭票即付大洋拾圆”,说明这是以银元为本位,是银元券,可以随时兑换等值银元。同时,也告知百姓裕通银行金库有充足的银币准备金,保证随时可以兑换。
5、防伪技术较高      由于纸币的流通性较高,流通地域较广,故其印制防伪措施和技术水平很重要。裕通银元券壹圆和伍圆券背面印有字第号,银行骑缝章,为防伪措施,发行时用毛笔填写。银元券正面下端左右两侧,分别加盖“经理之印”小型红色方章,篆书,亦为防伪措施之需。壹圆券和伍圆券正面行名“裕通银行”四字均为单体印刷,拾圆券为叠影。大概是因为拾圆是大面值,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纸币券的防伪能力之故。

6、加盖地名
    壹圆券票面上加盖的“叙府”、“泸县”、“自流井”均为地名,这三个地区都是刘文辉政权控制的重要区域,因为各地物价指数不一样,为防止通货膨胀,抢购物资,纸钞上加盖地名,代表此种钞券只在本地区流通,不得跨地区使用。
    叙府即今天的宜宾,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处长江水系和嘉陵江水系交汇的地带,是交通、商贸等方面的重要枢纽。由于这些地理优势,叙府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流井产盐丰富,畅销广泛,税收占四川盐税的三分之二,掌握盐税就可以掌握四川政局,控制自流井,就可以掌握巨额财富,军费自筹的背景下,四川内战激烈,刘文辉政权占据自流井,署理自流井盐税收益权后,巧取豪夺,大发横财。
     泸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泸县有户数193344,人口859321【1】。防区制时期,泸州是军阀争夺之地,各路军阀自委官吏,自筹饷款,税捐名目繁多,田赋连年预征,民众苦不堪言。
    民国时期纸币图案最能体现设计风格的变化和印刷技术的创新,通过对裕通银元券版式、图案、色彩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纸币作为既可以流通,又能起到宣传作用的货币工具,是文化的载体。
三、发行背景
     裕通银行银元券的印制与流通是民国时期四川实行“防区制”军事管理的后果,当时,因为国家没有实现统一的货币管理制度,国民政府失去了一部分货币的管控能力,各省各自实行不同的货币发行与流通。1929—1935年是四川近现代史最为动荡的时期,货币发行权被军阀掌控,社会上传统货币与近现代货币并存,裕通银行券正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金融产物。
      民国八年至二十四年(1919—1935),这一时期四川境内划分各军的防区区域,实行“防区制”,“防区制”即在防区内,军队“就地划饷”。护国战争后,由于“招抚之风益炽”,为养活军队,防区制“隐然成型”。各个“防区”俨然成为一个大大小小独立王国【2】。在这一制度下,控制地盘的大小是军事实力的象征。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争夺权利和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战争不断,据统计,自1911年到1933年底,“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3】。天津《大公报》社论:“查川省养兵百万,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而愈多,帅时离而时和,亦友亦仇,随和随战。”
      军事实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养兵、作战需要大量经费,各路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无不竭力扩充军队,造成军费支出猛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官员田尻爱义曾经赴四川考察刘湘刘文辉内战,在其《四川动乱概观》中他说,参加四川内战的军人大约有40万,每年需要军费8600万银元。为了满足军费开支不断增大的需求,各路军阀就加大税收征收的力度,各种税收合起来往往达到农民年收成的3/4,当时四川的田赋标准才是1/20,增加了5/3之多。如,民国17年(1928年)6月,24军军长刘文辉委任席新斋任泸县征收局局长。立是年,预征民国23—25年3年粮税。按照田尻爱义的记录,在1932年时,四川有的县份粮税(包括正项田赋以及各种加派)已经预征到2031年,广大农民苦不堪言。
     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不足,除了征收税赋、搜刮民财外,各路军阀还在辖区内垄断金融事业,多设置造币厂和金融机构,铸币发钞,敛财自肥;或用非法票据贴现,以骗取大量现金【4】。这些军阀们自设的金融机构既不向中央政府申请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又多无固定的营运资本【5】。这些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往往无法兑现,百姓深受其苦。
    “在每个防区以内有特殊的货币,普遍多是‘自己的银行‘发行的钞票,除了钞票而外,便是银元,只有‘袁头’才能通用各地”【6】。此外,“货币的使用也非常微妙,即使同一戍区,相距几十里,使用的都不同”【7】。货币到另一区去,只有比原价降低几成才能使用,而且来往兑换也很麻烦【8】。货币的紊乱状态,无形中助长了军阀对百姓的搜刮,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四川历史上货币金融秩序最为混乱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前后,四川的各种货币多达上百种【9】,主要有纸钞和金属铸币
四、裕通银行的成立
    提到裕通银行的成立,就不能不讲到刘文辉。刘文辉是中国近代史上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号称“西康王”1926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后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1928年9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指定刘文辉为主席。
    刘文辉驻扎在成都,其防区辖川康多地,以及川南、川东、川北部分地区,占据了四川70余县,其中包括自流井等富庶地区。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一百四十个团,总兵力高达12万余兵员,在四川各系军阀中占据地盘最广、兵力最为雄厚。如此众多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饷作为支撑。为守住防区,巩固军事地位,刘文辉不断收编扩充实力,购买飞机、军舰、机枪、大炮,制造******。如1931年,刘文辉曾花200万元巨款,自英法等国购买武器、飞机等军事装备【10】,拆散分装自山上海运回成都。川军刘文辉部一个师级建制单位(6个旅11个团)的火力配备表
(摘自《剿匪军第二路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5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档案选编·中央部分(一)》,第499页。)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建制,必定需要巨额的经费保障。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刘文辉等二十四军各众将领集资兴办裕通银行,资本定额为20万元,总行设在成都,在自流井、泸州、宜宾、雅安、重庆、乐山等地设立分行,代-理财政厅长文和笙任总经理,刘文辉的四哥刘文成任会办,即副经理一职,意为会同办理之意。裕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管理刘文辉四川二十四军税款和拨付军饷,并印制和发行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值的银元券,年份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票面上有成都、叙府、泸县、自流井、崇庆等多种地名,可见流通区域非常多。但这些加盖券只能在本地使用,人为地割裂了货币和商品流通的自由性,给百姓生活和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不便。
      上述三种面值的银元券,印制编码均为六位数,可以大致估计出每种面值的印制数量。考虑到印制数量和实际发行数量不一致,有学者不完全统计,银元券的发行总额不到40万元。因其多在二十四军防区内经营,借军方力量,故营业颇佳。
“二刘”争霸示意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文辉和刘湘争霸四川,爆发“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至雅安,该行遂停止营业。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后,中央对四川地区进行统一的币制改革,防区制时期的各军阀银行及其发行的各种银行券正式退出流通领域。
         余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民国四川实行“防区制”的金融产物的裕通银行券,它的发行有两面性,一是造成了金融胡乱不堪,给防区内的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二是确实为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筹措到了大量军费。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权不能高度统一,中央政府无法垄断发钞权,导致有实力的军阀为了攫取财富,自设银行,发行货币,扰乱金融秩序。

注释:1、1929年版泸县城乡明细图记载2、王友平《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天府新论》1992年第2期。3、吴晋航、邓汉祥、河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十辑。4、吴晋航《四川防区制时期金融货币紊乱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5、《四川省志•金融志》,第44页。6、《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三辑,149页。7、《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三辑,149页。8、四川大学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四川文史资料地方文史》,第二十一辑。9、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10、杨涵《民国四川“二刘大战”简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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