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民币发行内情：毛主席不赞成票版用他肖像
石雷 私人史主人公 石雷 河北省定州市人，生于1923年10月。1938年秋在晋察冀边区银行任职，1947年10月调中央工委华北财办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任发行科科长，之后任信贷处处长、货币流通处处长及计划司副司长等职。离休后，从事金融研究工作，著有《人民币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币史话》等。2007年5月在北京病逝。 -“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是谁确定的？ -为何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式、号码、颜色、纸张不尽相同？ -为何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中有三元券？ -国务院为何六十年代初决定收回苏联代印的三种票券？ -如何保证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 1947年的9月间，***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亟、邓子恢和董老联系，建议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董老派南汉宸到渤海去找张鼎亟和邓子恢，商讨成立银行的事情。 中央在8月份批准华北财办筹建中央银行后，董老就考虑银行的定名问题。他也让我们考虑考虑。何松亭同志提出，名字定为“中国人民银行”。董老听后，说很好。他说，今天我们创建的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到目前解放区货币统一，还要和将来新中国的银行名称联系起来考虑。 这年的10月初，董老经过少奇同志的同意，向中央致电请示，建议成立全解放区的银行。他在请示中，向中央报告了派南汉宸同志到渤海与张、邓商量的情况，提出了成立解放区银行的建议，并提议，银行的名称就叫“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同意董老的建议，让董老组织筹备工作。这样，“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确定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这六个字，也是董老题写的。 筹备处刚成立时，就三个人，南汉宸同志为筹备处主任，将何松亭和我调到这里来工作。那时，何松亭同志是晋察冀边区银行的副经理，董老称赞他是懂银行业务的人，我当时是边区银行的发行科长。 中央财政经济部在1948年6月成立，董老任部长，薛暮桥同志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了继续担任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在11月份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上，董老这时已经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主持会议时，临时增加了两个议题，其中之一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问题。筹备处主任南汉宸同志作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说明。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任命南汉宸为总经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时间，中央原来准备在1949年1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改为1948年12月1日。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南汉宸同志就把我和秦炎叫到他的办公室，告知了中央这一决定。他说：找你们俩来谈一下如何做好发行工作，如何保证在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的当天，就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人民群众见面。你们先谈一下票子的情况。我汇报说：目前我们的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不多，而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票版已经做好，但一种也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已有六七天没有送票子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证在 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秦炎接着说：库存的票子，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经给东北发电报，催促他们尽快运到华北。秦炎说：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12月1日肯定指望不上了。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等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小票，之后再发大票，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发行什么票子了。发行五十元人民币，虽然也算是大票了，但它也只能买小米十五六斤，再加上金秋季节后农产品上市多及解放区的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而且，人民币刚发行，数量比较少，还不能一下子占领市场，各解放区的票子还要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秦炎所提到的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而全部改印人民币是对的，但要检查落实。北平有个清朝建立的印钞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京印钞厂)，技术和印刷能力都很好，北平解放后，你们先把它管起来为我们印票子。有关人民银行成立及人民币发行宣传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业务处去办，你们要写个发行票子的通告，说明发行的票子面额、式样，以便于人民使用，经我审核后再送到《人民日报》刊登。总之，要把发行工作搞好，保证在12月1日把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 我们根据南汉宸同志的指示，在随后的几天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到12月1日前，基本上准备好了。12月1日上午九点多，我一上班，就准备把人民币送到石家庄分行发行。正在这时候，平山的银行同志来取款。我们除了给他们一些五十元券外，其余的都送到石家庄分行了。大约上午十点多钟，石家庄分行就将人民币发行到市场上去了。平山县的同志来取第一笔款时，我对他们说，能不能把交给你们的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换给我，作为纪念？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这第一张五十元券的人民币保存到今天。这张人民币冠字为罗马字“1 11 111”，号码为“00000001”。
新中国成立时发行的人民币图样 -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 第一套人民币是在全国解放前夕发行的。当时的形势是，老解放区地方性货币急需用人民币来统一；新解放区急需用人民币来肃清蒋币和各种杂钞。要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就必须大量印发人民币。但是，当时印制人民币的物质条件，如纸张、油墨、印刷机、号码机以及设计技术力量等等，都很贫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就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条件，印刷人民币。比方说，印钞纸，有的用钞票纸，有的用模造纸、道林纸，还有的用自造的麻纸；油墨，也是有什么牌子用什么牌子的，有什么颜色的用什么颜色的；号码机，有六位的，也有八位的，号码字体不管是粗的细的，都用；印刷机，不管是石印机，还是胶印机、凸版机、凹版机，也都用。所以，第一套人民币不但品种多，而且版式、号码、颜色、纸张及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甚至有的票子上，只有罗马冠字而没有印制号码的现象。 在当初印制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主席对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是一再反对的。所以，毛主席在世时，人民币始终没有印他的像，只是在他逝世后，经国务院批准才印上他的像。 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毛泽东得知华北财办要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之后，他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董老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把南汉宸同志请来，把中央的电报给他看了。南汉宸同志说，中央的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可是，票子的图案用什么呢？董老说：毛主席像不能用，是不是考虑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同志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董老说：好吧，票版图案设计就这样定下来吧。随后，董老将原来设计有毛主席像的草稿版样，以及他题写的“中国人民银行”拿出来，交给了南汉宸同志。 南汉宸同志立即给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局长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连同董老写的行名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版样，一起拿到我们筹备处。他对何松亭和我详细讲了与董老商谈的票版设计的问题。他对我说：刚才我就给王文焕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毛主席不同意印他的像以及董必武同志有关票版图案设计的指示。现在需要派人送到印刷局，以便让他们尽早设计出新票版来，以争取时间。我想请石雷同志跑一趟。 我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后，除了将南汉宸同志的信转达外，还同原票版设计者王益久同志作了长谈，说明董老对票版设计的要求等问题。王文焕同志根据董老和南汉宸同志的指示，不久就设计出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图案的票版。如有小毛驴拉粪、农民用辘轳浇田、放牧马牛羊、牛马耕地、农妇纺线织布等农业图案；反映工业的有火车、帆船、工厂等图案。这就为人民币的印刷制作做好了前期准备。 第一套人民币是董老写的。中央批准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后，南汉宸同志就请董老题写行名。董老说：我写的字不大好，最好请林老他们来写。这里所说的林老他们，是指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延安五老。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老才答应下来。这次，董老将题字交给南汉宸同志时还说，字写得不好，由制版的同志去挑选用吧。我看到过董老的题字，写满了整整一张纸。其中有“中国人民银行”，有“圆、角、分”，还有大写的数字和汉字的数字。其中，“贰”字有两种写法。我觉得很奇特，问南汉宸同志，为什么“贰”的写法不一样。他告诉我，这两个字法通用。 在准备发行新人民币时，南汉宸同志找到他的同乡马文蔚。马的字写得很好，南汉宸同志让马写写看。后来，新人民币发行时，就用了马文蔚的题字。
毛泽东号机车曾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图案中。 -毛主席不赞成票版图景上出现他的像,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名字的排列应改为由左向右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我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当发行科长，我去找南汉宸同志说，现在，毛主席已经当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是不是就可以印上毛主席的像了？南汉宸同志说：这个事我也一直没有忘。前些天，我到中南海开会，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当面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像了，因为我们在进城前开会已经作了决定了，我也不能违反的。 我们那时都知道毛主席的指示的，所以，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就没有再提起这个问题。不过，当时设计票版时，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第一套人民币是战时发行的过渡性货币，1950年初，就考虑发行新币，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了请示。经陈云主任和薄一波副主任批准后，行里聘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王式廊、罗工柳、周令钊等人及银行票版设计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了设计班子。经过调查研究和论证后，初步设计出了一套比较新颖的、以反映中国革命历程为主体图景的票版，报请中央财委批准。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同志审核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批准印制新币11种，其正面图景是：一分券：民用汽车；二分券：民用飞机；五分券：民用轮船；一角券：拖拉机耕地；二角券：毛泽东号火车机车；五角券：小丰满水闸；一元券：天安门；五元券：延安宝塔山；十元券：井冈山；五十元券：农夫、农妇；一百元券：炼钢工人。 这里有两处涉及到毛泽东像的问题，第一处就是前面说到的二角券，第二处就是一元券，天安门的图案上也有毛泽东的挂像。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央财委的指示，重新设计了票版。在修改后的票版中，五元券的正面改成各民族高举毛主席画像在天安门*的图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仍沿用旧币自右至左的方法等等。修改后的票版报请中央、国务院，周总理传达了这样的意见：毛主席不赞成票版图景上出现他的像,毛主席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名字的排列应改为由左向右。同时，周总理还对票版上一些不妥当之处提出了纠正意见。 这几种图景作了这样的改动：一元券将天安门图案中的毛主席像去掉了；五元券上，将各族人民高举毛主席画像在天安门*的图案中的毛主席像去掉，换上了两面红旗。两面红旗上的标语，经向中央、国务院请示，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另外，在这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排列，也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由右向左改为由左向右了。这样，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上，也没有出现毛主席的像。 新人民币发行后，立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称赞这套人民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但是，有些群众对此也提出了意见。关于图景的有两条：一是为什么不用毛主席像？二是为什么不用节日的天安门图景？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五十元券和一百元券的人民币。本来，这两种面额的人民币正面图案是“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但是，当时正在印制的十元券人民币图景是以少数民族头像为主体的设计。为了与十元券的图景一致，决定五十元和一百元券的人民币正面图景，也改为人物头像。 中国人民银行又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罗工柳、侯一民、周令钊等专家，与银行的票版设计专家和领导人共同设计。五十元券用三位知识分子的头像为主体图景，报请国务院审核。国务院认为这个设计不是很妥当。经过研究、论证，改为老科学家、工人、农民三个人像，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在1987年4月27日发行了。 一百元券的人物头像如何设计呢？设计人员经过思考，最后一致认为，可以用毛主席的像。大家认为，过去没有印毛主席的像，是毛主席一再表示反对。目前的情况变了，毛主席及其他几位领袖都先后逝世了，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群众与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的。在一百元券上印上他们的像，一方面可以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后代。所以，在一百元券上印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领袖像是合适的。1984年10月，这一设计思想报请国务院后，得到了批准。 专家们为了让四位领袖图案的效果更好，没有直接用人物肖像，而采用艺术手法，先制成浮雕石膏像，然后，侯一民同志用浮雕石膏像写素描，用素描稿雕刻成票版印刷。1988年5月10日发行了。
人民银行最早的印钞机（上）；1947年华北财经办公室副主任南汉宸夫妇在西柏坡（下） -发行三元券人民币和收回1953年版三元、五元和十元券的内幕 自人民币发行以来，其面额系列都是一、二、五，可是，唯独在1953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发行了三元券。这是为了当时敌对斗争的需要。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准备反攻大陆，海峡两岸关系比较紧张，而香港、澳门还在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在美国的技术帮助下，印制假人民币，空投或者经港澳走私到大陆，以破坏人民币的信用。 群众是不能区别真假的，银行也只能用显微镜来区别，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行的货币面值越大，台湾空投或走私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金额数目就越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为了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国务院决定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的大票。但是，只发行一元券又太小，对国内流通造成影响。所以，就决定增加发行三元券人民币，用以调节流通领域。 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少量人民币也可以出境，三元券人民币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收回了。 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出了《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限期收回的三种人民币都是1953年版的，黑色、工农图景的十元券；绛紫色、各民族大团结图景的五元券；深绿色、井冈山图景的三元券。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券人民币，其实是为了防止人民币的信用遭到意外的破坏。解放初期，中苏两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蜜月时期”。那时候，苏联是热情支持和援助我国的建设的。在准备印制新人民币的时候，为了使新币印制精美，防止假票和维护人民币信用，中央决定，一元及其以下的辅币在国内印制，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票券委托苏联代为印制。五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券，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后来撤销了。这样，在苏联印制的只有三元、五元和十元票券。这三种票券的票版和印刷资料也就留在了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也就无法收回这些票版和印刷资料了。为了防止意外，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国务院断然决定，把由苏联代印的这三种票券收回。 对于像我们这样在金融战线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追述人民币的历史，往往激动不已；看到后来发行的印制精美的票券，也高兴得爱不释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人民币的印制将会更加精美，不但用作商品交换的媒介，还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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