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源于邮政，是近代邮政建立和邮票诞生之后出现的一种世界性的群众文化运动，是目前我国最为普及、参加人数最多的收藏活动。
清末民初，由于泰兴地处中国经济开发较早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且离当年中国集邮活动的中心上海不远，加之周边城市苏州、常州、镇江邮票商业发达，苏州的徐氏兄弟邮票社、卢义思邮票公司，常州的兰陵编译社，稍后占主导地位的镇江集邮服务部，都对泰兴产生过影响。得风气之先，民国初年，泰兴就有集邮活动，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近百年来，集邮这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已逐步融入泰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当中，与泰兴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泰兴地方虽小，集邮历史不长，规模偏小，却出现过几位在中国集邮史上名垂千史的人物，出现过进入中国集邮史册的集邮组织、集邮刊物和集邮专著，这些积累丰富的历史资料，是给子孙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回顾泰兴百年集邮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集收咦吖慕庞。?br/> 哈文斯，这个新泰兴洋行的外籍雇员，是中国发表集邮广告的第一人，是泰兴集邮者中的先驱者；第一代宋和鸣、张慧生和美丽邮票社的老板，是泰兴集邮界的扛旗开路者；第二代居洽群、田德仁的集邮活动起始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度过了皓首穷邮，终生不渝的风雨人生；第三代丁德林、张定、朱坚强等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以热心集邮社会活动，编组邮集参展夺奖，著力集邮研究著述见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国集邮活动前所未有的发展，泰兴的集邮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泰兴集邮协会成立以后，加强了对泰兴集邮活动的组织和引导，促进了泰兴广大集邮爱好者的联系和交流，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好转和群众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拓展了集邮活动的领域，广大集邮爱好者从单一的收集邮票扩展为建组织、写邮文、编邮集、办邮刊、跑市场，推动了集邮事业的发展，东进集邮组和泰兴老干部集邮协会功不可没。
清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申报》刊有一则收买邮票广告，中有“如送至新泰兴洋行内哈文斯收即可付价，他国之信封人头亦可收买”。广告中所说的“人头”是当时对邮票的称谓。因为当时各国的邮票多以帝王头像为图案，故称邮票为“人头”、“老人头”、“信封老人头”。广告中的“新泰兴洋行”与泰兴是什么关系呢？
泰兴历来是一个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平原综合农业区，历史上以盛产“猪、油、酒”而远近闻名。由于有雄厚的生产基础，泰兴的商业、外贸比较发达，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泰兴的对外贸易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泰兴的沪商渐多。在这些商人中，很多人都留过洋，而且，有人集邮，当年上海印染行业的巨头、光中厂的老板、泰兴人张铁生的四弟张慧生就集邮。
早在清末民初，受周边城市的辐射影响，泰兴就有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了集邮活动。这部分人大多留过洋，有在大城市工作过的经历，与外国人有过接触与交往，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对西方较时尚的集邮情趣也渐渐产生了兴趣，开始收集邮票。泰兴的集邮爱好者不但收集中国邮票，而且其中还有专集外邮的，如住在今西门劳动小区原址的张慧生(德国留学生)就专集德国邮票。当时德国邮票很贵，尤其是高面值票。张慧生有一个堂叔张心畲，也集邮，泰兴邮人曾从他们的后裔处征集到两册《今觉庵诗》。《今觉庵诗》系号称中国“邮王”的周今觉所著，4卷线装2册，是周今觉年届花甲之际将自己20年的诗作汇编成集的“家刊”。这部诗集从未公开发售，只流传于亲朋好友之间，属赠品，泰兴人能收藏有该诗集也是很不容易的了，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泰兴集邮爱好者与当年中国的集邮活动中心上海以及周今觉等邮人是有往来的，而且关系密切。
由于集邮者众多，有了一定的规模，泰兴人率先在苏北地区办起了两个专门经营邮票的邮票社，一为“美丽邮票社”，另一为“艺鸣邮票社”，艺鸣邮票社的负责人宋和鸣是集邮爱好者。他曾于1942年12月(一说11月)，以该社名义，主编发行了苏北地区第一本介绍集邮的书籍《集邮散记》，该书32开本，52页，有序言5篇，正文39篇，附录2篇，书中阐述了集邮的意义、兴趣和心得，主要介绍中外邮票，并以专题分类的观点描述中国邮票和商埠邮票图案，封面注明宋和鸣著。从1943年8月起，艺鸣邮票社还发行了苏北地区第一份邮刊《艺鸣邮刊》，为32开本，连续发行了6期。
集邮书刊的出版，邮刊的发行，标志着泰兴集邮者已经走向成熟，泰兴集邮史由此翻开了新篇章。
从上世纪初至40年代，泰兴集邮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泰兴集邮者不仅从事邮票买卖，为集邮者调剂余缺，还刻苦钻研邮学，努力宣传集邮，普及集邮知识，为扩大集邮队伍，促进泰兴的集邮活动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泰兴各中、小学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活动小组，丁德林、张定、朱坚强都是当年参加襟江小学集邮课外兴趣小组后开始集邮的。他们是普及集邮活动时涌现的新生力量，虽然购买力低，但求知欲强，至上世纪80年代，成为泰兴集邮界的骨干。当时学生集邮，主要是集信销票，而集旧票却要付出相当的劳动：整理、配套、交流，都是很有乐趣的，也是兴趣小组的正常活动之一。集邮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邮者之间的交换，换复票、零票，配套票，通过交换，彼此间互通有无。交换邮票的档次参差不齐，因为当时基本上没有现金交易，如果一方没有对方所需的邮票，则交换不成。
当得到一枚日久盼望的缺票时，往往会喜溢心头，而对缺票孜孜不倦的搜寻，又变成集邮的动力。
集邮的规模尤以1964年至1966年夏为最，那时集邮的学生特别多，在老三届的高、初中学生中，男孩子很少有不集邮或与集邮无缘的。集邮者的收藏方式仍普遍沿袭旧法，使用插票册，将邮票按年逐套插入邮册。在收入低或没有经济收入的青少年集邮群体中，当时十有八九都自己动手制作插票册。直至上世纪90年代，张定还做过两本插票册。
“文革”开始后，集邮活动遭禁，但并未完全停止。“大串联”时，张定从北京返回南京，由当时在南京地质学校(今已和东南大学合并)求学的丁德林陪同，到邮票公司买了新安江水电站和石油工业的盖销票，后来还曾在泰兴天瑞巷口县邮电局断断续续地买过不少毛主席语录、诗词等邮票，一枚“文4”4分新票因未用夹在学生证中近20年。
即使在武斗期间，也还发生过同学的集邮册在混乱中被人偷走的事，这就证明“文革”高潮期间，尽管集邮已被列入封、资、修的范畴，但集邮活动仍未停止，广大集邮爱好者千方百计使集邮藏品免遭损毁。196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集邮爱好者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去了，集邮活动至此在泰兴沉寂下来。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方针，给中国集邮带来了光明前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嬗变时期，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表现得十分活跃，集邮作为群众性文化活动也很快恢复。集邮者自发地成立集邮组织，是中国集邮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1983年元旦，泰兴黄桥镇成立了“东进集邮组”，有18人参加，这一历史事件，载入《中国集邮史》，在乡镇一级的集邮组织中极其罕见。
后来，东进集邮组升格为泰兴市黄桥镇集邮协会。几十年来，队伍不断壮大，有会员300余人，是黄桥最大的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各种有益的集邮文化活动，如举办“苏中七战七捷50周年邮展”、“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邮展”、“新四军成立60周年邮展”等等，在当地影响不小。特别是有些活动的录像在省、市及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播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蕙心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