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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出口纷争，WTO初判中国败诉》，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7日报道。尽管这是一个没有公开证实的消息，但是，现在的确存在这么一种非常不好的趋势，也就是帝国主义正在利用WTO等工具来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如果中国在进出口什么样的商品的问题上被外部势力所控制的话，那么中国就真的再次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了。外部势力在中国进出口的问题上提出何种要求，那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控制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行为和政策。那种把所谓的国际规则凌驾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言行就是汉奸卖国言行，持这种言行者，人人得而诛之。
《“热钱”新数据凸显中国抗通胀难》，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17日报道。之所以中国抗通胀难，那是因为中国的通胀是由中国自己的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说白了，是自找的。“热钱”之所以会大举进入中国，那是因为看到了人民币升值的好处。而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则是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环境，增加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同时，由人民币松绑美元的结果导致美国可以顺利地将其国内的通货膨胀传导到中国境内，由此造成烂印美元的美国的CPI只有0.4%（其中核心CPI只有0.2%），而创造财富的中国的CPI却高达4.9%，由于汇率的可波动性导致汇率成为了转移财富的工具，因此，中国不再是仅在个别的进出口贸易上向美国输送财富了，而是在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上向美国输送财富了，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内的物价水平高于美国的物价水平，换言之，经过汇率工具，中国人民被削减的购买力被转移到了美国人的身上。也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财富被汇率工具隐蔽地转移了出去，所以，尽管中国的经济成长数据很好看，但是中国人民却日益感到经济形势是在不断恶化而不是在日渐好转，正如某人指出的那样，虽然中国居民的收入倍增计划尚无踪影，但中国居民的支出倍增计划已在执行过程中了。也正是因为中国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导致中国国内企业的经营更加艰难，由于销售不利所导致的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促使各家企业一方面积极储备资金，于是导致企业贷款和企业存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尽可能地压缩开支，从而减少了生产消费，由此导致下游企业的困难逐级向上游企业传递。与此同时，产业领域内的困难开始向金融领域内转移，由于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度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出现了超额放贷、存贷比过大以及存款准备金不足的问题，因此反过来迫使央行通过各种手段来规范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而在这些规范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保护金融业安全的要求下增加了金融机构经营的困难程度，而升息的行为实际上不仅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要求，更是增加了产业领域的运营成本，然而，产业领域的经营困难越大（也就是距离破产的边缘越近），它们对金融机构的融资要求就会越多，但同时又会使得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越大，于是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过，对中国真正有害的问题是中国舆论在此问题上所存在的严重的倒果为因的情况，把解决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希望放在了那个恶性循环之中，而没有看到产生这个恶性循环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放弃了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这件事情，结果，不管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都无法遏制问题日益恶化的趋势，反过来还加速了这一危机过程。此外，由于企业的经营困难愈来愈大，因此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日渐紧张，反过来导致地方财政更加依赖土地财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同时，国内民族资本在经营上的困难反过来成为了国际资本吞并我国民族资本的条件，而国内民族资本中私有资本所占比例的日益扩大又反过来削弱了民族资本对抗国际资本的实力，并且，私有资本的增加，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其资本的反国家性会导致这些私有资本逃到海外谋生，从而在客观上造成对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危害。
2011年2月20日参考消息
《美否决联合国谴责以建定居点决议》，美联社联合国2月18日电，法新社耶路撒冷2月19日电，法新社拉姆安拉2月18日电。我们以前讨论过，美国的战略收缩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在中东方面，关键要获得以色列的支持，实际上就是要获得犹太资本的支持，否则，就会出现比墨西哥湾油井爆炸案更加严重的事件——使得美国无法将它的能源供给线撤退到大西洋两岸——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继续依赖中东的石油，而只要美国继续依赖中东石油，那么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就会始终被中东局势的变换所牵制，从而使得美国无法有效地集中力量来对付其他大国，而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深化发展的时期，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下降使得美国又不得不要想方设法地来集中有限的力量以维持其霸权。然而，对于以色列来讲，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是以色列安全的一个重要保证，尽管国际舆论一直在宣传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强大，但是，单就人口而言，以色列是无法与阿拉伯世界相抗衡的，只要美国撤离了中东，那么以色列就很有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对其发动的游击战给包围，到时候，以色列的武器再先进，那也不可能发挥出什么大的作用了。因此，以色列对美国从中东的撤军计划是很不能认同的，这种情况反映到犹太资本的身上后，就出现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关于中东政策取向的斗争。
现在，为了安抚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团结犹太资本——避免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美国在撤离中东前是必须要推翻伊朗现政权的，然而，由于非美世界的大国们已经看出了美国有从中东滑脚的意图，因此在伊朗核问题上展开了日益复杂的斗争，由此导致美国一时无法下决心乃至无法集中力量去发动推翻伊朗现政权的侵略战争，特别是那些原本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在支持美国反对伊朗的问题上出现了动摇，由此导致美国无法在中东建立起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反伊朗的统一战线，换言之，那些不听话的阿拉伯政权已经成为了美国侵略伊朗——同时也是美国实施战略收缩计划——的障碍了。因此，美国在先后获得了与欧盟及中国斗争的胜利成果后，在稳定了它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后，美国引爆了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被颠覆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原本在近期就要实行换届选举了，但是，美国为了避免选举被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主导，因此急于在选举之前就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打倒了，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够使美国自己能够主导这些国家的选举，从而选出新的听美国话的政权，以便尽早地组成反伊朗的统一战线。
当然，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走势出现了一些没有在美国计划之中的问题，突尼斯的前政权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突尼斯国内的动荡局面并没有结束。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利比亚的反抗以及伊朗什叶派的插手，已经使得整个动荡进程有偏离美国预设轨道的趋势。不过，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军事霸权还没有被打倒之前，就算在中东的动荡走势中出现了新的变化，但这种新因素是无法颠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主地位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不利于美国维持霸权的新因素最多只能将动荡的时间拖长，而无法使阿拉伯世界脱离美国的魔掌。而动荡时间延长后，会产生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国际石油的供应会出现问题，第二是会导致美国无法如期发动对伊朗的侵略战争，由此反过来会使得美国自己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而这种变化一旦出现，那么最后就会导致美国加快对大西洋两岸石油资源的掠夺速度，第三是中东的动荡形势会在政治上对欧盟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上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而俄罗斯则能从这一动荡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由此，如果中欧双方能够在此动荡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的话，那么实际上会反过来对美国造成更大的战略上的压力，从而迫使美国产生尽早稳定中东局势的需要，反过来，如果中欧在此过程中没有积极地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的话，那么在客观上会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是在政治上会被美国讹诈，其二是在能源供给上会被俄罗斯讹诈，这也就是说，在中东动荡时，与其向美国妥协，还不如向俄罗斯让步，这样才能将矛盾转移到美俄之间，而不是自己同时面对两个难以应对的矛盾。
此外，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反过来导致以色列更加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安保，实际上会导致以色列及犹太资本将进一步设法将美军拖在中东，直至局势可控。而对美国来说，它之所以在此动荡时期还要以否决决议的方式来表达其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的态度，就是因为阿拉伯反美势力在此动荡中的表现已经对美国的盘算产生了干扰和威胁，因此，美国此时只有在支持以色列的问题上态度坚决，才能稳住阿拉伯世界中亲美势力（可以称之为阿奸）的军心，反之，如果此时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偏袒其巴勒斯坦的话，那么那些阿拉伯世界的亲美势力就会立刻没了主心骨，而阿拉伯世界的广大稀里糊涂的骑墙派们也会立刻倒向反以阵营，那样一来，美国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反伊朗亲以色列（至少是能够缓和阿以关系）的统一战线了，于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走势就会脱离美国预设的轨道了。
《伯南克新解金融危机成因——美未能有效分配巨额资金流》，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18日文章。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习惯性地把危机成因归咎到分配问题上，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的确是分配问题，但是，他们不能或不敢继续追问下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个不合理的分配体系呢？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由于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不平等，所以才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换言之，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本身的原因才导致了分配的不合理。当然，伯南克提出分配不合理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分配问题，根据他的言论分析，实际上，伯南克提出的是一个加强资金使用效率的意见，进一步说，就是要加强对资金流向的控制，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垄断，而且是要将金融垄断资本的权力延伸到产业领域。（中国目前所出现的是表面上声称要解决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实际上却是通过扩大私有制——也就是增强产生不合理分配的基础性因素——来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分配不合理的程度。）伯南克提出的一个要加强垄断的理由是“如果资金用于建设美国的新工厂和道路，那本来可以带来长期利益”，追求长期利益的赢利方式本来就是金融资本的特点之一，但问题在于，美国那么高的工资水平又如何能够吸引到产业资本的投资呢？换言之，伯南克想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达到其加强金融垄断资本权力的目的。
2011年2月21日参考消息
《韩官员称朝正准备新核试验》，韩联社首尔2月20日电，法新社首尔2月20日电，路透社首尔2月20日电。韩国总统李明博认为今年是朝鲜改变路线的一个好时机。我们很想知道，在李明博的眼里，朝鲜现在所执行的路线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如果朝鲜现在执行的路线是好的话，那么又有什么必要改变呢？如果朝鲜现在执行的路线是坏的话，那么按照韩联社、美联社的报道，朝鲜在“这种路线”指引下，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而朝鲜所面临的这种“困难”不就是美韩所希望看到的吗？！那么既然朝鲜已经走在使自己越来越困难的路线上了，那么对于韩国而言，为什么还要要求朝鲜改变既定的路线呢？让朝鲜“一天天烂下去”岂不是美韩最大的心愿？难不成李明博准备要违抗其主子的意思了？显然不是。实际情况只能是，尽管韩国媒体整天编造朝鲜的坏话，但是，作为韩国领导人的李明博是不可能不知道朝鲜的真实状况的，正因为他知道朝鲜的情况要比韩国好得多，因此他才由内而发的提出希望朝鲜改变路线的话来，其真实的目的就是希望朝鲜的情况变得比韩国还要糟糕。而且，我们相信，如果朝鲜真的改变既定的路线，听从李明博的话，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退回到资本主义上去的话，那么最后就必然会重蹈韩国的覆辙，也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上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
现在，李明博政府重提朝鲜核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单一的，既有试探朝鲜的目的（实际上表现出韩美非常害怕朝鲜进行核试验，因为朝鲜的一次核试验就能将美韩十几次的联合军演的效果化为乌有），又有转嫁韩国国内民众注意力的目的。由于韩国版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韩国国内出现了挤兑风潮，韩国的银行系统出现了重大问题，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比韩国20日发生的原子能反应堆的核辐射外泄问题要严重得多得多，当然，其对韩国的国际形像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也必然会大大超过韩国国家情报院工作人员潜入印尼总统特使团下榻的酒店后被发现一事。我们之前就讨论过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频繁进行军演的险恶用心就是为了吓退该地区的国际流动性，此事已经对中日韩等国造成的严重影响，尤其是对韩国的影响更是巨大，因为韩国自身已经难以承受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了，现在再加上美国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转嫁过来的危机，随着韩国对美韩军演“兴趣”的增加，国际流动性从韩国撤出的速度也就相应的提高了，尽管韩国政府企图用不断加息的办法来吸引国际流动流入，但是，资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是无法用增加若干微薄的利息予以克服的。正是因为国际流动性从韩国蜂拥而出，所以才造成韩国爆发了金融危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韩国已经与欧盟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实际上韩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克服危机的能力已经下降了，外国商品对韩国国内市场的冲击必然使得韩国本土的经济会进一步失去独立性，换言之，韩国的半殖民化会更加严重。因此，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朝鲜是否会改变它的既定路线，但是，我们却知道，韩国的既定路线必然导致其进入崩溃进程。
《华为放弃收购美企专利权》，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19日报道，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月19日文章。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各种资源都保护的很好，情愿烂在自己的手里，也不会便宜外国人，这是中国政府需要努力去学习的。当然，我们对能否收购到这个专利权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希望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收购外企的专利权才能发展自己，而不是通过本企业自己的研发来发展自己呢？信息产业是新兴产业，问题还不突出，在中国，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小汽车的问题，改开后搞了几十年，依然没有中国自己的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国这三十年不重视基础研发了，老是想着捞现成的，而且恬不知耻地称之为“效率优先”，结果呢？一旦控制着基础技术领域的外国企业掉转方向了，那么严重依赖外国技术支持的中国的企业就不得不跟着转向，从而被迫淘汰所谓的落后产能，导致产生了大量的浪费。当然，企业只想捞现成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这些年，企事业单位在招人时总是强调需要“有经验的人”，然而，却又没有多少企业肯在自己的单位里耐心地培养人才，并且还无耻地声称害怕自己培养的人才跳槽到其他企业，从而便宜了他人，但问题是，如果这些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跳槽到其他企业里去了，那么恰恰只能说明本企业虽然培养了他们，但是却没有让他们获得与人才相匹配的待遇，如果没有了待遇问题，那么这些人才又怎么可能跳槽呢？！如果企图靠自己的培养来压低人才的待遇的话，那么就不是在培养人才了，而是在培养奴才了。也正是因为企业普遍的不重视培养人才，所以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基础领域才会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此外，需要知道的，专利、版权是资本家控制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对后发国家而言，要么敢于藐视一切专利、版权制度，要么勇于在科学技术的基础领域努力追赶，除此之外，绝对不存在靠购买专利技术而在科学技术上超过发达国家的事情，而如果不能在科学技术上超过发达国家，又怎么可能在生产力水平上超过发达国家呢？！如果不能在生产力水平上超过发达国家，又怎么可能改变现在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呢？！正是因为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还严重依赖着发达国家，所以才会在资金上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支持，所以才会日益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2011年2月22日参考消息
《利比亚抗议者控制东部城市》，德新社开罗/班加西2月21日电，法新社开罗2月21日电，法新社布鲁塞尔2月20日电。据法新社自己报道，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20日说，利比亚警告欧盟，如果欧盟不停止支持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它将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中止合作”。很明显，从欧盟自己透露出来的信息已经表明欧盟是利比亚动荡的幕后黑手（至少是黑手之一），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不仅最近国际原油价格彪涨的原因被归结到了利比亚动荡的问题上（因为利比亚是石油生产大国），而石油价格的彪涨肯定是不利于欧盟经济复苏的，特别是不会有利于欧盟社会的稳定，而且最近从北非涌向欧盟境内的难民也成为了欧盟实现社会稳定的障碍，但是，欧盟自己却是导致北非陷入动荡的一个黑手。这样一来，岂不是欧盟在给自己添加麻烦和困难呢？欧盟自己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了，现在自己再给自己背上一个很重的政治负担，这不是找死么？显然，欧盟是不会那么愚蠢的自己往墙上去撞的，因此，欧盟这么做的原因很可能是某种不得已的结果。也就是说，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欧盟诸国，在自己遇到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时候，自然是希望能够通过引爆发展中国家的动荡来为自己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创造条件的，然而，由于欧盟所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因此，它在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时，自然更容易顺着美国的思路走，在客观上成为美国的帮凶，在主观上则是为了转嫁自己的危机。
因此，当美国引爆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后，欧盟为了向美国表忠心（从而以实际行动来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典型的如之前北约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延长在阿富汗的驻军时间，加深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程度，等等），自然也要在搞乱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展现自己的力量。然而，欧盟显然缺乏对美国战略的深刻认识，或者说，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荡问题缺少远见，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只是一味的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缓和，而没有看到美国引爆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正指向其实就是为了打倒欧元。对美国而言，它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美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尽管美国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延迟了危机爆发的时间，但是，危机本身并没有被真正解除，因此，美元随时面临着被淘汰，实际上就是被欧元取代的危险。换言之，美欧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欧元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的问题，只要欧元不倒，或者说美元不倒，那么这个矛盾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两个里面总要倒掉一个才能结束这轮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否则，危机只会向更加广泛的领域里扩散。
那种认为可以让美元和欧元共治天下的想法是错误的，那是没有看到一山难容二虎的问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只能有一个货币处于支配地位，否则拥有同等金融霸权的两个国家在利用其货币的优势地位向外转移矛盾的时候就会在——而且只能在——政治领域产生激烈的冲突。这是因为拥有金融霸权的双方在金融领域已经平等了，因此，它们向外转移危机的能力的大小就会决定于它们各自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大小上，换言之，在转移危机的过程中，由于拥有同等的金融权力，因此金融斗争是无法直接产生胜负结果的（金融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表面上却看不出斗争十分激烈的样子来），同时，由于双方在政治军事实力上的不平等，所以就会在政治军事的斗争中率先决出胜负（政治军事方面的矛盾成为了次要矛盾，因此该领域也就成为了变化最为明显，斗争最为激烈的领域），并且由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胜负反过来决定经济金融斗争中的胜负。因此，中国有关方面提出的增强特别提款权作用的建议之所以难以获得美、英、欧、日的积极相应，就是因为一旦特别提款权取代了美元的国际地位，那么实际上就会导致美、英、欧、日之间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
《美查企业行贿，目标“直指中国”》，日本《产经新闻》2月21日报道。日本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行贿问题如此关心，这当然是和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是有关的。因此，日本方面关心的恐怕不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行贿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如何能够从美国企业那里吸取到更多的有关通过行贿来为自己的企业谋取更大利益的经验吧。由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22日宣布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离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刻又近了一步，因此，日本企业向外扩张的紧迫性也就更加严重了，当然，日本对外的政治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也因此大大提高了。
美国政府是根据它的《反海外腐败法》来调查的，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腐蚀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它们扩张市场的目的，如果《反海外腐败法》的执行损害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下去，相反，如果《反海外腐败法》能够帮助美国资本在海外的资本扩张运动的话，那么这个法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因此，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员以及企业管理者的腐败问题的关心，说到底，就是为了能够通过它们手里所掌握的这些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腐败证据来要胁这些人，从而为美国资本在中国大陆上实现进一步的扩张开辟道路，相应的，那些受贿官员和企业高管们因为害怕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向他们行贿的美国企业供出，因此也就会在这种胁迫下进一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言之，这些被要胁的腐败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则在美国资本的扩张过程中成为了不得好死的汉奸卖国贼。
对于反腐败的问题，我们国家一直比较重视惩罚受贿者，然而，就美国的经验来看，对行贿者的打击实际上也同样重要，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出台相关的立法——对那些腐蚀我国官员和企业高管的境外企业、机构及个人予以严厉制裁、禁止其从事任何与中国的贸易以及其他可能从中国获得利益的活动——的话，那么只要美国根据它的《反海外腐败法》揭露出哪个腐蚀我国官员和企业高管的美国企业或机构的话，那么我国就应该相应的禁止该企业或机构及其具体的人员再与中国发生任何可能导致其从中国获取利益的活动，总而言之，对行贿者的打击不能弱于对受贿者的惩罚，尤其是境外的行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