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与消亡

作者：韩恩甲    来源：***党史研究

2009年1月15日是天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日，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这6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国际地位日益显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秩序更加和谐。但60年的发展路程是曲折的，经历了由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进而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在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有许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的，其中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消亡到重新成立和发展就是一例，中间间隔了40多年。

　　关于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消亡的情况，原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经理孙及民同志生前已有一份回忆材料，王绍华和宣益涓同志也写过多篇文章先后登在《天津金融研究》、《天津金融四十周年》和《金融与市场》等书刊上。天津解放后，我在人民银行天律分行金融管理处负责证券交易的调研和管理工作，是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具体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任财务课副课长，后兼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驻证交所办事处主任。作为一个当时的主要筹备者和管理人员，我有责任把当时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一些尚未被人注意的情况，如实回忆出来，作为补充，供后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研究参考。 

　　一、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成立前的背景和酝酿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解放初期，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生产萎缩、城乡交流滞塞、对外交易停顿、金融市场紊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急剧波动的烂摊子，有不少资金从生产流通领域中游离出来，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游资，到处冲击市场，引起物价波动。在没收官僚金融资本、肃清敌伪货币、建立自己的人民币金融市场体系之后，如何稳定市场、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是金融战线的又一迫切任务。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如何处理好这批游资，使之由消极破坏力量转化为积极有利的力量，是以堵截打击为主，还是疏导为主。

　　天津解放的次日，l949年1月16日，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三个公告，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本位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货币均为非法货币，禁止流通，允许按规定的比例到人民银行兑换；严禁外币计价流通，应持其向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金银、银元准许人民持有，但不准计价流通和私自买卖，愿出售者可到人民银行按牌价出售；在军管期间暂停证券交易，严禁投机倒把。这些规定对建立人民币金融市场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打击了投机倒把，也堵住了许多非法金融交易。在这些规定中，对证券交易所采取的措施是暂时性的，最后决策留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当时由于不少人持有股票，一些人长期依靠股票买卖为生，据当时估计直接间接参与股票交易约有几万人，他们需要有个出售转让的机会。因此股票黑市交易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在暂停证券交易后7日内(1月16日到22日)启新洋灰股票每一单位由2000元上涨到5900多元，交易的场所、参与的人数和交易规模也越来越多越大。为了稳定市场，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曾多次对证券黑市进行缉查，其中最大的一次是4月4日金融处会同工商局纠察队查抄了4处证券黑市，拘留了170多人，其中惯犯带到公安局审讯，其余取保具结释放。这次行动后证券黑市大为收敛，但未完全消除，而且更加分散隐蔽起来，游资又转向冲击其他商品市场，反而给市场物价管理增加了困难。这一事实说明在生产流通没有恢复正常以前，对游资只堵不疏是不行的，需要一个宣泄消纳游资的场所。

　　(二)关于公开证券交易的调查研究报告

　　我和另一位也在原天津证券交易所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刘祥祯，按党组织的分配于2月1日到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报到，分行副行长、天津军管会金融接管处副处长尚明同志接待，分配我们到接收金融管理局的军代表处工作，并要我们对是否公开证券交易问题进行专门调查。据此我们分析了天津解放初期的经济市场情况，征求了一些证券业、银行业和实业界有代表性人物的意见，调查了当时主要发行股票公司的资本和市场流量等情况，于2月中旬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开证券交易的调查研究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1．建议公开开放证券市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用行政办法制止证券黑市，虽能暂时减少，但并不能彻底解决。与其如此，不如公开开放证券市场，作为宣泄消纳游资的场所。

　　2．开放和发展证券市场的任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目的是稳定市场、取缔黑市、减少投机和便利证券的合法转让，坚定人民对股票的信任，为将来新工商业的投资准备条件。第二个阶段是在金融物价稳定，工商业生产流通恢复正常之后，通过市场辅助工商业招股增资、扩大生产，以及政府出售中小工商业和官商合办的官股部分，便利和鼓励人民投资。(后来在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的《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中又把这两个阶段细分为诱导、管理和完全转入生产投资三个阶段。)

　　3．比较了两种开放证券交易的方式：牌价方式和交易所方式。前者实际上是由人民银行用行政方法管理，价格不易正确决定，仍难避免黑市产生，也不利于游资的集聚，因而建议选择交易所的方式，价格由市场供求双方自由议定。

　　4．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也比较了政府监督下私营、公私合营和国营公办三种。前两种分别如l945年的华北证券交易所和l948年的天津证券交易所，各有利弊，但都不利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控制，而证券交易所本身又有很大的市场监管权，因而建议采取国营公办证交所。

　　5．关于市场调控问题，除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控制办法外，政府可以控制一定量的资金和股票，近似平准基金的作用，以便必要时进行吞吐，调节供求，控制市场波动，打击大户操纵。

二、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筹备、成立和消亡过程

(一)网开一面的政策

　　当时对物价和人心影响最大、投机性最强的有四个市场：粮食、棉纱棉布、金银外汇和股票市场，相对地说，股票市场对物价的直接影响较小，波动经常落后于其他市场，振幅也小于其他市场。经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形成了对游资“网开一面”的政策，即对金银外汇黑市严格堵死，坚决取缔打击；国家对粮食、花纱布市场严格管理，严禁场外交易，必要时利用国家掌握的粮食、花纱布打击兴风作浪的投机者，有效控制市场；利用证券市场，开放证券交易，让游资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下有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场所，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冲击，也解决股票的合法转让问题，有利于取缔黑市，导游资于正轨，使之逐步转入生产建设投资，也体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根据以上的考虑，l949年3月初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提出，市军管会讨论，经市长黄敬同志同意，人民银行总行略加修正，向中央、华北局上报了对于天津成立公办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了筹组公办证券交易所的七条意见：只准现货成交，过户，不准期货买空卖空；经纪人在我之管理下介绍成交，不准其自己经营；价格自由议定，我可进行吞吐以掌握之；进行事后审查是否真实过户；上市股票重新审核，限于经过政府批准且运营正常的股份制企业；政府征收交易税，交易所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同时规定过去官商合办之证券交易所(指1948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天津证券交易所)进行清理结束，同时吸收较好职员做我开办交易所时用。

　　当时考虑这些问题的政策依据是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述。按照当时的理解，革命胜利后我们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渡阶段，估计约需10到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对象，在城市是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资本是实行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其存在和发展。1949年3月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五种经济并存；基本经济纲领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民族资本的总方针是利用、限制和改造，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二)证交所的成立、发展和消亡

　　对原天津证券交易所的清理接管工作，早在1949年2月初就已开始，4月4日开始正式接管原天津证券交易所的官股部分，原职工给资遣散，吸收年轻熟悉业务的80人筹备新交易所。

　　4月，刘少奇同志来天津视察，贯彻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主要纠正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左”的倾向，鼓励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且支持组织交易市场，活跃物资交流，限制投机。刘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让大家受到了鼓舞，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加快了开放证券市场的步伐。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发布公告：为有效管理金融市场，导游资于正轨，已呈请军管会批准，将原天津证券交易所清理结束，另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为本市合法之证券交易所，并颁布《管理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委任孙及民担任证交所经理，刘希武为副经理。这个公告发表后，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的具体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访问各有关阶层人士，研讨和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内部组织机构，修缮房屋、交易大厅等必要的设施，接收上市公司的申请，办理经纪人申请、审查、登记等开业前的准备工作。6月1日举行了开幕典礼，人民银行、工商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商各界的代表人士李烛尘等分别发言，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证券交易所设在解放前原天津证券交易所的旧址，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5号。当时明确证交所的任务是：“引导游资，发展生产，奖励投资，繁荣经济”。6月4日正式开业，当日上市证券有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东亚企业、仁立实业和耀华玻璃等公司股票5种，经纪人39家，其中法人l0家，个人29家(内有l家是国有的)。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上市股票最多时达到l2种，债券l种。

　　证交所开业后，基本上是按照原来的设想进行的，达到了预期目的。首先吸引了游资，减轻了游资对其他市场的冲击，对平抑物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在开业的当年表现最明显。据1949年8月的统计，证券经纪人的存款加上委托人的存款，估计至少有4亿元左右的资金被证券市场吸收占用，多时可达lo亿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9月，股市较为活跃，通过证券交易所每日平均交割的金额为1．255亿元，按照当时价格，约相当于当时面粉市场成交量的l50％，棉布市场成交量的71％，如果包括在经纪人内部抵冲的实交割数，还要大于此数。证交所的成立也体现了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的保护政策，增强了人们对证券的信任心理，使私营企业家认清了形势，看到了前途，解除了不必要的顾虑，有利于鼓励私人投资，提高他们参与恢复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性。因此，l950年初北京市也相继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在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业后不久，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就着手考虑成立信托投资公司，直接组织私人资金投入生产建设事业。1951年6月天津市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计划募集股本500亿元，第l期300亿元收齐，其中私股占79．57％、公股占20．43％。同年11月向社会发行了第一批信托投资证券50亿元，并在证交所上市交易，各方反映强烈，成交踊跃。这是新中国公开向社会募集并在证交所上市的第一支直接用于生产建设的投资债券，投资公司先后投资了天津缝纫机厂和北京前门饭店等项目。这使证券交易所由初期的诱导游资阶段向生产建设融资、投资阶段迈进了可喜的一步。可惜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这一功能未能进一步发挥出来。

　　1950年3月随着全国统一财经管理的政策贯彻实施，财政、信贷很快接近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金融物价日趋稳定，投机之风受到控制，证券交易日趋平淡。l952年“三反”、“五反”以后，私营钱庄全部停业，私营银行分步骤地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对私营企业逐步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并积极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证券交易所吸引游资和筹资的功能日渐消失，证券交易所失去了存在的意义。l952年7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撤消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证券的买卖过户工作由天津投资公司负责。交易办法改为实买实卖，逐笔交割，供求双方直接交易。

　　天津市证券交易所从建立到消亡，一直是同引导游资进入证券市场分不开的，因此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的管理一开始就采取了寓管理于诱导的原则，凡对引导游资进入市场有利的都适当放宽，不利的从严管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管理力度和掌握调控尺度。当时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个：

　　(一)正确处理投机和投资的关系问题

　　这是当时各方面都很关注的问题，也是当时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在筹备证交所初期我们对投机的限制考虑较多，这在最初的调查报告和人民银行上报的筹备组建公办证券交易所的意见中都有所反映。但在正式筹备后，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不能“求成过急，对其投机性立即予以杜绝是超现实的主观愿望”。我们研究得越深入，就越认识到证券市场既是一个投资者的资本市场，又是一个投机性很强的市场。投机和投资虽然有根本性的区别，但在具体行为中很难区分清楚，投机和投资往往相互伴生，互为依存，相互渗透，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只能在买卖时间的长短、资金来源、价格的升降幅度等方面适当地限制和区分，减少其投机性，而不能完全根除。证券交易所要“导游资于正轨”，在开始时还要利用其投机性吸引游资进入证券市场，然后再逐步加强管理，使其减少投机成分。根据这一考虑，对证券市场的管理采取了“场内从宽，场外从严”的原则。对场外交易严格取缔，一经发现立即查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罚款，勒令有关经纪人停业，涉及违法情况，转送司法部门依法制裁。场内充分尊重市场机制，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当日价格的升降限度放宽到20％，对当日买当日卖不加限制；交割采用两级差额交割办法，允许经纪人对委托人之间的买卖数量在其内部抵冲，差额部分再由经纪人向交易所交割：允许经纪人代客户垫款、融资融券；不对经纪人和委托人正面调查等。在对场内交易适当放宽的同时，对经纪人的行为管理不断加强，如严格审查经纪人资格；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增加委托人和经纪人保证金；统一经纪人会计制度，以便检查；严禁经纪人在委托交易中“吃价”；未到决算期，不准经纪人私自分红等，目的都是规范经纪人行为，保护委托人买卖双方的利益，防止金融风险。

　　(二)正确处理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关系问题

　　游资虽然流动于各个市场之间，但绝大部分是存在银行钱庄，在生产流通不正常的情况下，银行钱庄的资金很难全部贷给工商企业，相当大的部分也表现为闲散的游资，这些资金不能介入证券市场，就会流窜到其他商品市场；银行没有证券市场也缺少一个融通资金渠道，容易使资金呆滞，增加利息负担；而证券市场没有银行业资金支持，融资渠道很窄，很难活跃起来，证券交易所也就起不到诱导游资的作用。这个问题在证交所开业不久，各方反映都比较强烈。经过深入研究后，1949年8月3日和22日人民银行金融处批准：允许经纪人以上市证券向私营银行钱庄申请抵押贷款，允许私营银行钱庄买卖证券，调剂资金。这一措施的实施，大大鼓舞了市场人气，当日市场连续涨停两次，交割量增长了3．3倍，人民银行的经纪人存款也增加了近一倍。为了吸引证券业的资金，便于交割结算，支持和调控证券市场，直接掌握委托人的存垫款项，监管经纪人的信用，l950年5月22日在交易所内还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驻证券交易所办事处，由我兼办事处主任，主要业务是经营经纪人、委托人的存放款、储蓄、结算和代发各股份公司股息，代-理人民银行营业部汇款等。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提高了证券市场运作效率，也使两个市场有机联系起来，便于监控，健全金融市场。

　　(三)正确处理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和宏观管理的关系问题

　　证券市场是一个敏感的风险市场，影响因素很多，但主要的是两个方面：微观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情况、效益和发展前景，宏观上取决于政治经济等外部环境。在解放初期投机性强的情况下，影响力更大的是后者。因此，加强宏观管理，把各种手段结合起来，及时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问题，对市场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解放初期天津金融行政管理权在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具体的由金融接管处和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负责。证交所成立后，证券市场和证券业行政管理权，由市军管会金融接管处和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授权给证交所办理，包括经纪人的资格审批、上市公司的审批、经纪人和证券交易的管理等，凡是涉及证券市场的问题基本上都由证券交易所直接管理。涉及经纪人本身的问题在证交所的指导下，组织了证券业经纪人同业公会，代表经纪人的利益，协调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向证券交易所联系并反映经纪人和委托人的意见，进行行业自律。证券交易所对市场的管理事先总是和以同业公会为代表的经纪人研究协商，然后才公布实施，既注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又注意把行政管理和行业的自律机制结合在一起。例如：证券买卖成交由委托人委托，经纪人在场内叫价、自由竞争的方式成交，证交所监督，公布价格变化，计算成交量和应交割量；在价格波动超过限价时，交易所宣布停牌，然后与经纪人共同研究，或暂停交易、或议价重开。为了彻底消灭经纪人的后账，解决经纪人的存垫款发生的问题，经申请后，人民银行金融处批准成立了“天津市证券交易所经纪人联合信用部”，组织经纪人互助，协调委托人的存垫款项，监督经纪人的信用。国家对证券市场监控，除证交所日常的行政监督、管理和行业公会的互助自律外，必要时也进行直接调控，这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对股票进行吞吐。在天津市证券交易所成立的最初两年，直接吞吐共有六次，都是根据领导的指示，配合当时的金融物价局势和我们要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的。我记得其中比较大的调控有两次：一次是l949年9月银行发行大额人民币(500元、l000元)，为防止人心浮动收购了一部分股票；另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股票市场行情急剧下跌，黄金黑市价格上升，游资又开始从证券市场向其他商品市场转移，物价波动，为配合市场管理、稳定金融物价、把这批游资吸住，我们收购了一批股票。这两次对稳定金融市场，平抑物价，巩固人民对证券的信心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时为了防止人们误解，这几次收购都是在不公开的形式下进行的。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虽然从酝酿成立到消失仅三年，但它是在新中国开创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大胆创新尝试，经验是可贵的。它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天津市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都有很大的影响。时隔40年，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和资本市场在上海和深圳又快速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引起世界瞩目。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它定会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批准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发展要求出发，把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之中。2006年5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定性定位，并提出要把其建设成中国第三增长极，全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天津发展自此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天津现在虽不像深圳、上海那样都有证券交易所，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国务院对滨海新区的批示中已同意试办未上市企业的OTC交易平台，需要抓紧试办，这对我国股份制的发展和资本市场体系的健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在产权、股权、产业等投资基金、债券和黄金、白银、商品、期货等交易市场，以及为这些市场服务创新方面也都还有许多文章可做，只有在金融改革和服务创新方面下大力气，才会在综合改革配套方面有新突破，有新成就，滨海新区才能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也只有在金融改革和服务创新方面作出成绩，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大财团在华总部落户天津，才能实现国家对滨海新区定位的要求。另外，我市上市企业的数量同上海、北京相比都显得少，加快企业改制，规范企业行为，学会运用资本市场融资，加快调整结构、上水平，壮大自己，也是需要下力气解决的。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审 北京 10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