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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藏快报
启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他独树高标的成就来自天分,更来自他的勤奋学习。更难能可贵的是,启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
1997年12月15日,启功去京广大厦参观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的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
他仔细地观赏后,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1933年,由于陈垣慧眼识才,启功得以先后执教于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能够与在手卷上题跋的几位前辈学者同校共事,因而与这个手卷结缘。当时这个手卷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收藏,启功因与杨钟义有亲戚关系,曾经应沈兼士的要求,代沈先生求杨钟义为手卷题签。这样,启功对手卷非常熟悉,而先生也曾经画过《窥园图》(此图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呈给陈垣,以助老师题跋之兴。
沈兼士1947年逝世后,手卷从家中散出,半世纪后又在拍卖会上重现,启功怎能不高兴呢。
启功解释这些学者的题跋,是他们针对王鸣盛的文章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而且后跋往往驳难前跋,反映了当时学者们生动的学术思想和开明的学术氛围。先生觉得,这种群言堂的学术精神值得后辈学习发扬,由此引发了先生买下这个手卷设法广为流布的强烈愿望。
启功先生看到的另一个手卷,是他青年时期的绘画导师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见到此图,启功倍感亲切。他说:“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是奇缘,倍感亲切。”
启功说:“我买下这两个手卷,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纪念老师,是纪念品。”不久,启功为了让这些墨宝公诸于世、永远流传下去,决定出资请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将这两个手卷影印出版。
类似此事在启功身上还有很多,比如,启功买旧拓《玄秘塔碑》就不是为了收藏。196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启功在琉璃厂的庆云堂见到一本旧拓《玄秘塔碑》,就买了回来。原帖是粘贴本,由于受过潮,有的地方已经发霉,他便亲自用手把拓本捂湿,再慢慢揭开,又花了几天时间把揭下的拓片重新粘贴在新的纸上,装订成册。然后题写书签,名为《柳公权书僧端甫塔铭》。原帖有缺失的字,他又找了《唐文粹》对照原文把字补上,校正过程中还对《唐文粹》的疑问之处做了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批注在帖上。
启功得到这本帖后经常临写,对临写的情况有所感慨则记录在帖上。1974年他在帖上注有:“余获此帖,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有十余本,平生学业无进,渐老自励,庶以补过。”1995年又补充记有“今距此册时已三十周岁,目力渐衰,小于此字,则需用眼镜矣,1995年9月7日临一本毕,余八十岁后所临第一通。”从上述记载看,启功所临《玄秘塔帖》至少有十一本,但现在家中一本临写的墨迹也没有,早已都被朋友索走,散落在收藏者的手中了。
启功对书画的鉴定,有两个方面是某些专家所不及的:一是他知识面广,他研究过书法史、绘画史,对古文字学、古典文学、训诂学、避讳学、目录学、考据学都有研究,又熟悉古代的典章制度、民俗礼仪等,遇到鉴定中的问题,他可以综合利用已掌握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二是他本人有书法和绘画的实践经验,熟悉驾驭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法,从学术研究和艺术鉴赏的角度去分析,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表别人不能发表的卓见,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