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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位日本老板,因为把受污染的工业用米倒卖到食用市场,东窗事发,一根绳子上吊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不用说,无论按哪一国的标准,日本米老板都属于奸商,干了昧良心的黑心事,但事发之后能够自己了结,说明此人还有脸皮。同样做这种事情的中国老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可从没有听说有哪个自杀过。
这样的事,我们的文化学者也许会站出来说,这是因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而中国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环境下,人们最怕的是丢脸,所以,日本人丢了脸,要自杀。当然,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文化解释是合理的,有必要加上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事实上,做了丢脸的事不自杀的日本人,也比比皆是。比如对待侵略中国的问题,很多日本人的选择是拼命掩饰,不惜制造出所谓“真实的历史证据”,抹杀当年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甚至把罪行说成是正义之举。也许,只有涉及自己人的时候,因丢脸而导致的羞耻感,才会驱使一个人去自杀。也就是说,在自己人圈子里的丢脸,才有真正撼动生命的耻辱。
只是,即使我在这里如此这般地批判日本文化,也无论如何对自己的乐感文化得意不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为制造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针对自家老百姓的,甚至有的人丧心病狂地把毒大米、毒酒、毒鸭蛋、香精兑的饮料、药物含量偏高的鱼肉,卖给自己的亲友。这样的人,又有哪个忏悔过?这样人为的食品安全事故,即使出自大企业之手,如此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中的三鹿集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连串的欺与瞒。地下操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实在瞒不住了,才羞羞答答地说要收回产品,同时把责任推到“不法奶农”身上。即便三鹿的正式道歉,也闭口不谈自己的责任,言外之意,好像自家也是受害者。似乎所有的造假者,所有把有毒有害食品推向市场的人,都有一副厚脸皮,厚到刀枪不入铁布衫金钟罩的境地。
据说做小姐卖皮肉的女孩,多半不会在自己家乡做生意,因为怕碰到熟人。可是,我们的作假掺假者,即使对自己的家乡人,也照坑不误,杀熟连连,连小姐的那点羞耻感也荡然无存。被抓住,算倒霉;没抓着,接着干。这样的乐感文化,实在是过于欢悦,欢悦到了没羞没臊的地步。
更进一步想,其实也不仅是制假造假者如此,其他人也好不了多少。在自己家乡为官的官员,为了一点回扣或者GDP,把污染企业引进家乡,或者放任矿主在自己家乡滥采滥挖,挖得水干树枯,乡亲没法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感到羞愧。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乡亲跟这些污染企业和矿主冲突时,居然毅然决然地站在后者一边,为自己的金主看家护院,摆平一切。大学变相卖文凭,明知道给不了人家任何学问,却一面给有权有钱者送硕士博士学位,一面向社会兜售函授文凭,现在又加上了大办所谓的三本班,等于给那些高考根本不合格的人滥发文凭。还有跟国外不良大学的合作办学,借国人对外国文凭的迷信,对高考落榜生收取高额学费,中外结合,联手坑人。这些事,难道说就比那些食品造假毒人要好多少吗?
这样的造假文化,这样的造假坑人甚至坑了熟人都毫不羞耻的文化,实际上比那些毒大米、毒奶粉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