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1998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可持续的，要时刻保持警惕，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靠这种方式维持增长。
这次次贷危机已经有5轮甚至6轮全球性的影响，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愈演愈烈。我个人认为美国政府不救雷曼兄弟是重大的失误，这带来的金融动荡非常大，打击了市场的信心。美国政府在看到全球金融动荡之后自发的拯救AIG，否则带来的冲击会更大。但之后金融危机还是影响到了实体经济，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告急。
次贷危机影响到了人们的消费信心和观念，汽车销量急剧下滑。三大汽车公司老总到华盛顿求救的时候，国会议员对其作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美国政府在救市的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低估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全球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大幅下降。
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预期，就是在2008年底或者2009年上半年，次贷危机可能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释放。现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应该是刚刚开始，它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像之前人们想象的那样，原来人们是低估了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忽视了对次级债的关注，我们也从中接受了教训。
我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中得到很多启示。首先，金融创新是在分散风险，而非消除风险，所以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尺度。衍生产品应该是防范风险的工具,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但现在却带来了风险。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深刻的思索，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要更稳妥的发展衍生产品，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布什曾经说华尔街像喝醉了酒，而我们现在还不会喝酒，连美国这样会喝酒的人都喝醉了，都晕过去了，稀里糊涂的创造了这么一次大震荡，更何况我们这种不会喝的人呢？我们现在要强身健体，创新的观念值得鼓舞，但创新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搞高精尖，我们要转变一种思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有6000多家，我们现在仅有700家上市公司，然而我们有很多上市资源，我们有4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数万家个体户和中小企业，还有很多具有创新性的企业。如果搞出来太多的金融创新产品，投资者可能很难搞明白，如果我们对投资者负责任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规范金融市场，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来发展金融市场。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交易所到中国设立办事处，鼓励中国公司到他们那里去上市，通过对优质上市公司的捕捉增强对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美国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大投行了，那么为何投资银行如此脆弱呢？我们知道他们进行的大都是杠杆交易，进行短债长投。
所谓杠杆交易就是说这些中介公司是没有什么钱的，他们就是靠拆借，用别人的钱来运作。如果大部分投资者要去拆借，那么拆借的成本会很高，很有可能拆借不到。
最重要的是这些在险价值的资产负债管理可能使投资者互相不信任，因为大家对将来的情况不了解。当互相之间没有信心的时候泡沫可能就破灭了。
另一方面的原因我认为是投资银行的文化，他们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这固然不错。但古人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投资银行的问题在于利益最大化。
我们来看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上半年的时候，全球经济的基本面没有衰退。虽然次贷危机带来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震荡，但是经济增长放缓没有太明显。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预言，美国的经济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衰退，但是实际情况是并没有，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都有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跟美国政府的退税政策有关，它把税退给了个人，个人的消费就增长了，这样就延缓了衰退。到了下半年就风云突变，中国的经济指标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2002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5％，而此前20年平均增长为9.7％。但是到了2008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不是很明显，但是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利润下降，工业增加值跳水。由于钢铁等重工业的产量下降，导致了发电量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通过前三季度的增长数据来看，很多数据都出现了负增长，特别是通用设备制造业、钢铁、水泥等非常明显，其中钢铁产量下滑是最为明显的。
6月份钢产量还是4500万吨，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变成了3500万吨，下降了1000多万吨，产量急剧下降。在这期间，贷款需求景气指数也开始下降，由于企业的生产量在下降，利润也在下降，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所以对投资的信心造成了打击。进出口数量也都在下降，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房价开始回落，房地产投资下降。9月份，货币流动速度开始放缓，财政收入下滑，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了9％，中国经济增长点动力明显下降。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经济放缓好像是突然发生的，下半年感到冬天的寒意突然袭来，跟预期（特别是上半年的判断）反差较大。
下面我们以钢铁行业为例，讨论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钢铁的产量和价格同时下跌，从经济学上来看这种情况应该是需求减小所致的。9月份钢铁的出口降幅达到13％，大大高于同行业的降幅（3％），这说明造成产量和价格同时下降的原因在于出口需求的减小。出口下降主要和出口有关的行业需求量下降有关，外需的下降导致钢铁行业的下降。建筑用钢下降不是钢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外需下降的影响。我们前面提到有很多指标在下半年发生突然变化，出现大起大落。从钢铁行业的例子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外需下降所致。2002-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的拉动。
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全球几乎所有大宗产品价格在下半年出现下跌，比如石油从一百多块钱下降到了六十几块，跌幅达到70％。铜和铝也是如此。欧美汽车公司等支柱产业出现停产，很多人对近两年的经济预期都是非常负面的，几乎都认为会衰退，甚至严重衰退。这种对经济预期的悲观，造成了对大宗产品需求的下降。而我们的钢产量占到世界的2/3，如果国外的需求下降了，我们很多生产线就要停产。而中国的铝产量也占世界很大比例，有的刚建好的拥有300万吨产能的生产线，还没有投入使用就停产了。产品不能出口，价格下降，利润也随之下降。所以，外需发生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的利益受损。
今年上半年广交会的时候，很多企业说我们的订单没有减少，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货发出去之后却收不到回款了，因为国外客户支付能力突然下降了。我们这种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非常脆弱的，是不能持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造成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使国外的支付能力下降，我们中国企业感到，我拿到订单也有可能拿不到钱，这是东莞那边的企业非常困惑的问题。下半年的时候，我们走访了广东、浙江等一部分企业，他们更多的认为利润下降是因为他们的管理的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和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当问及他们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说不是没有影响，但是还能扛得住。我们这次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的局面更大比例的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全球的大宗产品需求下降和经济预期悲观有关。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我们这种以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非常脆弱。比方说我们的钢铁产业，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过一次产能过剩的调整。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而没有调整到位，现在扩大到6亿吨的钢铁产能。这种依靠外部环境的发展模式，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显示了它巨大的脆弱性，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结论就是有投资和外需驱动的增长模式是非常脆弱的，是不能持续的。
中国的经济数字在这样大起大落，我们的预测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上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预测是两位数，或9％、8％之类的。到了下半年，通通回落到了7％以下，甚至出现了5％或4％等，这是很恐怖是事情。所以也就有了后面我们政策的变化。
四万亿元的资金投放，加上其他的投资形式，力度是很大的。我们政策的目的就是扭转人们心中的悲观情绪，以及改变企业和银行在这种悲观情绪下的行为。改变企业审慎投资的行为，以政府的投资来激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要加上政策的变量。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有很强的经济干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非常强。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到底该怎么样保增长？还能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长吗？我们1998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在世界156个国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中国排名第二，如果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选择的话，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但这种方式毕竟是不可持续的，要时刻保持警惕，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靠这种方式维持增长。
就连日本和韩国在高增长的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没有我们现在的高，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高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我们能靠房地产的增长来维持吗？我们的房地产占GDP的10％，这个数字实在太高了，风险很大，一系列的数字表明，资源集中于房地产是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出口扩张已经过高，现在靠出口来保增长无疑是行不通的。我们这次的剧变，主要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我们不可能依靠外需来刺激增长。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在什么数字是合适的呢？各家说法不一，我认为要保证基本就业率，我们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保持在8％。
我们这次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短期的增长和长期的发展衔接起来，中央政府的计划中有6.5％要用在和民生与消费相关的投资，3.5％用于铁路和公路等基础建设投资。但是现在执行的情况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相反的，因为固定资产的投资是见效快的，可以直接加入到GDP的核算中，而关于民生和消费的部分则需要时间才能见效。地方政府更偏重于这种见效快的投资。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敢去消费呢？因为他们现在有后顾之忧，没有建立健全社保体系，儿女的学费、自己的养老、医疗等都是困扰人们的问题。要从心理上改变人民的预期，改变价值体系，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对消费潜力很大的农村居民。
我们有7亿农民，就算除掉4亿农民工还有4亿，这是一个相当于整个美国人口的消费人群。如果农民的收入增长高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他们就可以把钱用来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电产品，这样就拉动了家电行业的增长，家电行业对钢铁等材料的需求又可以拉动相应产业的发展，同时用电量也会相应地增大。这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不知道官员为什么不愿意做。
我认为我们应该变危机为机遇，利用这次机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量不要再用投资拉动的形式，因为如果弄不好就会出现2004年的情形，这样就又要来一次宏观调控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尽管受到了金融危机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有很大的内需空间可以发掘，我们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我们是可以变危机为机遇的。
我们过去实行的防止经济过热、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要说有缺陷就是执行的力度不够坚决，导致未能有效遏制机构恶化。我认为，我们要考虑内需客户不同的消费群体，按照他们不同的档次、不同的追求风格，来创造需求。那么明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应该争取保持在9％的增长速度。
（本文来自11月28日交通大学主办《全球金融风暴下的中国企业对策大型报告会》作者发言稿，本报实习生毕成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