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漫话乾元重宝

唐朝玄宗的统治前期，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统治，防御回纥，吐蕃的侵扰，在重要边境地区增设一些军镇。军镇管辖几个州，主将叫节度使领兵戍边。天宝初年边境地区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之众，而唐王朝的禁军不过十二万，还多是雇来凑数的商贩游民，不会打仗，造成了内轻外重的畸形局面。那时一身兼任平卢（治所在营州 今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幽州 今北京），河东（治所在太原 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拥兵十五万势力雄厚。安禄山父母为胡人，被杨贵妃收为养子，时常进出京城。当他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唐玄宗整天在宫中饮酒作乐，认为有机可乘，阴谋夺取唐朝的天下。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率领军队十五万人起兵，一路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受抵抗，就很快渡过了黄河，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洛阳，建国“大燕”自称皇帝。过了几个月时间，安禄山率军击溃了唐朝潼关二十万守军，继续西进占领长安，迫使唐玄宗仓惶逃往四川。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朝经济中心地区的经济衰落了，从此盛唐开始走向衰落。
　　天宝十六年（公元757年）唐将郭子仪率领军队收复长安，唐肃宗李亨回京后，第二年改元“乾元”。为了筹措军费，填补财政亏空，肃宗根据御史中丞兼铸钱史第五琦的建议“奏请改钱，以一当十，别为新钱，不废旧钱，冀实三官之资，用收十倍之利，”“宜听于诸监别铸一当十钱，文曰乾元重宝。其开元通宝者依旧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发行了“乾元重宝”当十钱。该钱钱径2.6-3厘米，重约6—10克，每缗（一缗一千枚，也称吊）重十斤，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字的“乞”字成钓鱼钩状。版别分狭缘，阔缘，光背，背星，月，祥云，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当十的比价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国家财政不堪巨大的军费开支重压下，唐王朝又发行了“乾元重宝”当五十的大钱，该钱背面的外郭为重轮，俗称重轮乾元钱，这种大钱3. 6厘米左右，重约20克，每缗重二十斤，但是对“开元通宝”作价则为一当五十。这样，重轮乾元钱. “乾元重宝”。“开元通宝”三钱并行流通，仅半年，市面出现了混乱，通货贬值，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低落和私铸盛行，由于“开元通宝”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铸一枚重轮乾元钱，可获十倍的利益，良币“开元通宝”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场，而“犯私铸者日有数百，州县不能禁。”《新唐书·食货四》记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贵，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八百人。” 第五琦因推行货币减重政策，引起物价狂涨，被贬职。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为铸钱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刘晏，他担任新职务后立即改行新的货币政策，注意了调整“开元通宝”与重轮乾元钱。“乾元重宝”的比例关系，逐步促成统一的币制。首先将重轮乾元钱改为一当三十，并抬高“开元通宝”钱，使其与“乾元重宝”当十钱等价，皆为一当十流通。虽然调整了三种钱的比值关系，但是使“开元通宝”也成为了大钱，货币贬值没有得到解决。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代宗继位，铸钱史刘晏又改“乾元重宝”以一当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基本上使各种铜钱都按照它的实际价值流通。但“凡三日后大小钱，皆以一当一。”更进一步将“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的法定价值贬值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使这两种乾元大钱成为良币，有意识地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领域，从而恢复了原来“开元通宝”钱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这在货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乾元重宝”从唐萧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始铸行，到从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一起退出流通领域，也就短短五年时间。
　　但是，铸钱史刘晏在执行新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各种钱币的自身实际价值，在收到统一币制的效果时，“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被驱逐出流通领域，而“开元通宝”钱本身又成了大钱，市面价格提高到三倍以上，货币仍然继续贬值，物价仍然居高不下，直到唐德宗“贞元”末年，由货币贬值造成的好物价才基本降下来。
　　华夏最早的重宝钱始于唐朝乾元重宝。玄宗天宝年间唐由盛转衰，肃宗即位，乾元元年（758年）始铸乾元重宝一当十折五钱，次年增铸一当五十背重轮折十钱，762年又铸小平钱。这些轻重不等的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钱并用至会昌末年。此钱面文隶书，直读，其四字多有变化；钱背则铸有如意、祥云、瑞雀、星、月、洪、十等纹（文）饰，沿承了中唐开元特点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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