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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邮币市场充满了原始、简单的特点，很多人也在探讨这个市场的周期性，寻找其中的规律，那么，邮币市场有没有周期呢？
显而易见的一个现象是，如果以1979年中国邮票总公司再度登场作为市场起点的话，那么，对照几次行内较为公认的邮币市场高潮时间，即1985年、1991年、1997年和2010年至今，那么，除了最后一次市场高潮之外，其余三次行情发动的时间间隔都是6年。6年左右是邮币市场的周期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在背后推动了这个周期，而如果按照6年推算，2003年左右应该有行情来临，但这一周期计算为什么到此失准了呢？不妨让我们回头梳理一下这些年邮币市场的内外风雨。
第一周期：1979年至1985年
对于集邮者来说，1984年的记忆是甜蜜的。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上海电影制片厂一部名为《邮缘》的电影在全国热映。银幕上一段以集邮活动引发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全国观众的心。有人说，这部电影激发了社会的集邮热，因为在那个时候，电影对于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是今天任何媒体宣传都无法比拟的。相信从那个岁月走过的集邮者一定都记得《邮缘》，他们中间不少人就是因为这部电影而走进了集邮者的队列当中。
《邮缘》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集邮风尚，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文化气息，而影片中对于集邮文化的态度，至今令老集邮者感慨不已。那个年代，社会中弥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集邮也闪耀着精神的阳光。
从1979年至1984年，是一段集邮爱好蔚然成风的时光，集邮爱好者自发在集邮公司附近形成了小规模的邮票交换及买卖市场，今天我们称之为“马路市场”。“马路市场”虽然原始，但它也是市场，而且已经显露出相当的活力。
市场这两个字，在今天可以充分谈论，但在1984年却是极端敏感的字眼。这一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纲，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翻开1984年的外汇牌价，可以看到，当时是1美元兑换2.32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9728亿美元，1985年则是696.2亿美元。那个时候，汇率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今天完全是两个概念。1984年的另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是“莫干山会议”。该会议以学界研讨的方式确定了未来市场改革中关于物价由计划转为市场的过渡方式——价格双轨制。
1985年3月，国务院发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随着双轨制推行，市场机制被引入到了物价当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85年，城镇零售物价总指数平均上升12.2%，农村上升7%。分商品看，鲜菜价格上升34.5%，肉禽蛋价格上升22%，水产品价格上升34.3%，鲜果价格上升35.9%，粮食价格上升10.9%。1985年出现了一个很高的通货膨胀率数字——9.3%。在这一年，也就是《邮缘》上演的第二年，邮票市场迎来了第一轮高潮。
回顾1985年的这次高潮，我们看到了邮票市场自身积累的作用，看到了社会关注度的力量，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释放开始出现，尽管这些财富在现在看起来那么微不足道。
巧合的是，1985年也是另一个投资品种达到顶峰又迅速被打到谷底的时间，这就是长春的君子兰。和邮票十分相像的是，君子兰也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民间市场交流，在长春当地渐成风气。1984年10月，长春将君子兰命名为市花，此举被认为是为市场99度的开水添上了最后一把柴。这一年，“疯狂的君子兰”成为最轰动的社会新闻之一。对于这样一种投资引发的冲动，《人民日报》以社评方式泼下一瓢冷水，市场在极短时间内被打入冰点。
在这一年，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成为改革开放探讨的热点。而为了应对通货膨胀，1985年与1986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宏观调控，特征是紧缩财政与紧缩信贷。
在邮票市场中，看得见的手也开始发挥作用。最令广大集邮爱好者记忆犹新的，就是1985年5月熊猫小型张的发行。在当时一般小型张发行量只在200万张左右的情况下，熊猫小型张以1266.83万枚的天量沉重地打压了市场。这次市场打压，不仅令熊猫小型张写进了集邮史，同时也给通过控制邮票发行量来调控市场提供了一个标准案例。此后，邮票发行量成了调整邮市的利器。
1985年的首次邮票市场高潮，显示了当社会财富与具有文化、投资双重价值的收藏品遭遇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显示出政府调控的力量。
这一年，全世界则在经历另外一种温度。20世纪80年代，全球是日本经济时间，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日本的经济奇迹中黯然无光。不过，就在中国邮市第一轮高潮如火如荼之际，1985年9月，日本经济的转折来临了——日本被美国逼到谈判桌上签订了《广场协议》。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向前迈出关键步伐的一年，日元开始了急速升值，日本全面泡沫时代揭开了序幕。 第二周期：1986年至1991年
1986年1月30日，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集邮管理取缔非法倒卖邮票活动的公告》。该公告规定，“未经邮政部门或集邮公司委托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经营邮票”，“从邮票发售之日起，一年之内不准增值；一年后如需增值，由中国集邮总公司统一规定”等等。《公告》的出台引发了一系列市场整顿动作，直接打击了萌芽阶段的邮票市场，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关于邮票个体买卖合法性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既是个体经济崭露头角的时代，也是个体经济的社会地位，甚至财富本身社会地位遭遇鄙夷的时代。对于邮票来说，一方面是文化需要，另一方面是经济需要，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个需要开始分野，以藏养藏是一种人，只藏不卖是一种人，只卖不藏则是另一种人。
不过，对于经济调控来说，1986年当年就放松了下来，因为，大力调控对于快速增长的经济会形成打压。尽管面临通胀压力，但是政府还是选择了“价格闯关”，即进一步全面放开物价。
1988年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价格闯关”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出现的抢购潮。随即，“价格闯关”被中央紧急叫停。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1988年和1989年的通胀率高达两位数，分别为18.8%和18%。
正如多年以后有关经济学家在论及当年这次“价格闯关”时指出，由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经济还处于短缺状态，物价放开的步伐确实应该慢一点，要快一点进行的是企业股份制改革。
1990年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新的投资渠道出现在了面前，虽然在证券市场成立之初，公众对这一投资渠道并未立即认知。
对于邮票市场来说，1989年2月10日，邮电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邮票和集邮品的联合通知》，决定允许个体工商户(包括个人合伙)经营邮票和集邮品。
通知规定：“经营所需货源一律自筹，邮电部门及国营集邮企业不承担供货义务，严禁个体工商户与国营邮电企业职工内外勾结，大量套购邮票、集邮品，非法倒卖”，以及“新发行的邮票(包括小型张、小全张)，自发行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加价或变相加价销售，其他邮票、集邮品，个体工商户在购销活动中，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实行浮动价格”。
1988年高涨的通货膨胀率，开始让老百姓重新审视银行储蓄，大家都很清楚，手中的钱正在贬值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存在银行的存款，也因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而一天天缩水。1988年夏天出现的银行挤兑等现象正是这种忧虑的表现。“保值”开始成为新的社会潮流。
对此，1988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保值存款，将名义利率大幅度提高，通过补贴的方式对通胀损失进行补偿。如果对照未保值状态下的利率，可以看到，1987年至1989年，三年实际利率均为负数，而通过保值储蓄三年，利率均为正数。
此时的经济形势是，1990年，中国个人储蓄额为7000多亿元人民币，而随着国家调控，通货膨胀在得到遏制的同时，国民经济发展也发生问题，1989年GDP
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了4.1% ，1990年则降至3.8%。面对疲软的市场销售，央行不得不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年再次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
一方面是严峻的经济环境，一方面是缺少出路的资金，寻找突破口的结果就是在1991年疯狂涌进邮票市场。现在回头想起来，邮票市场在当年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今天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艺术品市场所扮演的角色，是资金的一个缓冲池。在没有其他调控手段的情况下，疯狂的邮市遭遇的是再一次打压。
1991年11月，被称为“中国第一邮市”的北京月坛邮市停办整顿，进行邮票投机买卖活动被认为是非法的，全国各地邮市也遭遇整顿，邮票市场陷入谷底。
从1991年的市场情况看，邮票的证券属性，也就是金融属性得到了凸显。回忆起来，倒是1986年《关于加强集邮管理取缔非法倒卖邮票活动的公告》中关于邮票的两个定性很值得玩味，第一个定性是：“邮票是国家发行作为邮资凭证的有价证券”，第二个定性是：“邮票在集邮领域是特殊商品”。这两个定性的意思是，邮票首先是邮票，也就是用来作为邮资凭证的，然后才是集邮的邮票，是集邮者用来满足集邮需要，同时因这种需要产生交换需求的商品。
事实上，我们看到，随着时间推移，邮票的两个定性后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令集邮者百感交集。
在中国经历又一轮邮市疯狂时，西方各国对于日本的金融绞杀战也进入了高潮。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38915点，日本国民信心爆棚，但是，他们迎来的不是经济的新辉煌，而是1990年大股灾，日本泡沫随即被戳破，从此跌入谷底，一蹶不振。当然，还有更具震撼力的事件，那就是1989年至1991年的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