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 的 回 忆 录一

这个小院里，就知青和邹学鲁二户，我们没来之前，估计这是生产队仓库，是我们来之前，重新改造过的。出了厨房，外面是一个小院，院不大，里宽外窄，里边约有4米至5米，我这头最多也不足2米，跨二步就是大门，大门挺厚重的，对开，门扳足有3寸厚，院墙也就2米多点高。出了大门，发现对面住着一户人，对面这户是一个寡妇，寡妇姓李，叫李发芝，男人姓陈，李发芝是从外乡嫁过来的，听口音不是西昌人。寡妇带着3个姑娘，大点的不到10岁，小点的5岁左右，这三个小姑娘虽然穿着破烂，头发也蓬松着，脸上脏希希的，仔细一瞧，这三个小姑娘长得十分秀丽，都是瓜子脸庞，眼睛大而圆，五官端正，活脱脱的三个美人胚子，大女儿叫陈文兰，二女儿叫陈文香，三女儿叫陈文莲，原来她们娘长得也漂亮，30多岁的女人，不知啥原因没了男人，到我离开了农村，也没打听出个究竟。朝里走住有二家人，都姓任，姓啥名谁记不起了，只记得任家有一个儿子，叫任吉文，15岁多点，有一个女儿，叫任吉风，10岁不到，这一双儿女只有一个爹，娘己经不在了，任吉文的爹40岁出头了，在农村这么大岁数儿子才15岁，想必家境贫瘠，很晚才讨到老婆。

挨着任吉文家的，是一个孤寡老头，也姓任，都叫他任大爷，是村里的五保户，没有子女，孤苦的一个人生活。

原来这是一个大院子，整个大院住着包括知青五户人，说是大院也不象，因为没有一个总门，整个的形状相当于一个正方形，把这五户人围在了里面。

出了大院，正对着有一条溪沟，这条小沟伴随着一条小路从后往前延伸着，溪水是从后面山沟里流下来的，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一个溪塘，水塘不大，人们的饮用水，洗衣洗菜都在使用，山上有放午放羊的，也都喝这溪水，因此，如此的卫生环境让你不接受也得接受，现实就是这样，为了生存，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再脏，再苦，再累，也得适应环境了。        

离门面的水塘往左走6米远，有一片石榴树，在这小片树林里，生产队给我们修了一个厕所，说是厕所，就是挖了一个深不到2米，长宽各2米的简易厕所，四周垒有土坯，矛坑的上面放有几块木扳，厕所上边是没有盖顶的，也没有做个木门。为了适应环境，女生们要上厕所，都要在门口放一个粪桶，表示里面有人了，如此的暗号，一直伴随着知青们的离开。

厕所找到了，我又回到家里，大伙仍然还兴致挺高的说着什么。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屋里点亮了煤油灯，还有马灯，尽管这样，仍然感觉屋里光照不够，第一次用灯油照明，也只能慢慢地去适应了。

此时，一轮明月在晴朗的天空中挂着，其亮度比层里的油灯亮多了。这时，村干部陆续地离开了，潘妈妈在收拾碗筷，把洗好的碗筷放得整整齐齐的。随后，又给知青们烧了一大锅热水，给郑良玉，徐佩琼叮嘱了几句，拖着疲乏的身躯，慢慢地返回己的家中。

这一夜，我睡得还可以，因为我事先拿了一个粪桶在卧室里，听说夜里有狼出没，我才不敢一个人出院子去小便，把粪桶睡前提了进来，早上再拿去厕所倒掉，安全多了。

第二天，大约7点钟左右，潘妈妈就来了，听到她挑水的声音，我赶紧穿上衣服，开门走进了厨房。同室的周锡怡还在酣睡，我也不喊他了。楼上的女生们估计醒了，听得她们说着什么，只是都没起床罢了。

趁着这功夫，潘妈妈在忙着做早饭，我就与她谈了起来。她说：“这个生产队叫潘屯，村子里姓潘的多，其次姓邹，再其次姓庄”，我说“都叫你潘妈，你也姓潘吧”，她说“她叫王大珍，丈夫姓潘，丈夫去世几年了，大食堂饿死的”，说到这里，眼眶充盈着泪水，悄悄地用衣袖抹去。我仔细打量着潘妈妈，身材不算矮，接近1米6的个头，身子骨硬朗，衣着深色的服饰，头上用青布缠裹着，五官端正，面容和善，年轻时也是一个貌美的姑娘，现在虽然上了岁数，秀丽的轮廓掩盖不了昔日靓彩。停顿了一会，潘妈妈对我说“你好小呀，这么小，爹妈咋舍得你来受苦哟”，接着又说“这个地方狼比较多，时而还有豹子出没，村里有3岁大的小孩，大白天都被狼叼走了，你千万别一个人出去哟”。

后来，我才知道，潘妈妈有一个儿子，叫潘守成，18岁多点，1962年考上陆军学校，潘妈妈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听到儿子考取了陆军学校，正在西昌集合，慌忙地从生产队奔走3个小时，赶到西昌，死活地把儿子从车上拖了下来，一个青年的人生命运，就因为母亲一时的冲动而彻底改变。这件事，过了一年多，我偷偷地问过潘妈妈，她叹了一口气，说啥也晚了，后悔呀！

潘守成，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写得一手好字，其思维，文化，聪慧，在当时的农村，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没去成读军校，他苦闷了好些年，随着知青的到来，他才逐渐地走了出来，后来，他担任过大队书记，大队长，担任过马鞍山渠道管理处的主任，现在虽然接近8旬，儿孙满堂，仍然身体康健，愉快地生活着。

此时，九点己过，做早工的社员回来吃饭了，潘妈妈己把早饭做好，仍然是红米干饭，菜已经没有头天晚上那么丰富了，炒了二个素菜，用米汤煮的一大锅白菜，搂上的女生也都下来，洗脸漱口，然后都围着方桌，开始了来西昌的第二餐，同时，也宣告，艰苦的知青生活，将逐渐地拉开序幕。日后的一切未知，都在静悄悄地等待着！

（五）

我们生产队的八个知青，分别来自浆洗街办事处，汪家拐办事处，池塘街办事处，真正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只有郑良玉和徐佩琼，其他的是小学文化或是初中文化。年龄最大的是周锡怡（后来我们都叫他神灯），应该有19岁多了，最小的是我，不满15岁，其余的17岁至18岁之间。

郑良玉是我们组长，也是公社指名的知青联系人，郑良玉中等个子，1米62左右，身材苗条，容貌清秀，平时表情严肃，思维敏捷，热爱毛主席，听党的话和服从组织安排，在当时那个年代，郑良玉就是典型知青模范的代表，说话，办事，都离不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也只有她够格担任我们的组长了。

活龙五队背靠一个小山谷的斜坡上，说是小山谷也不全对，因为翻过这座山，又连着另一座山，层层叠叠，一直向纵深延伸，望不着边际。生产队后面的整座山，光秃秃的，连一根大点的树也看不到，山背后长满了荒草，距队上近一点的山坡，荒草基本上割完了，也只剩一些稀疏的草，没被割走，随着山谷的阵阵风，来回的晃悠着。

山坡下有一处乱葬岗，处于四队和五队的中间位置，附近村庄谁家死了人，都埋葬在这里，一个坟墓挨着一小坟墓，从上排列下来，也是一大片墓地了。乱葬岗往下走200米左右，就是社员的住宅了。

整个生产队各家住所，基本上是临近的，顺着山坡的地势，一字儿的排开，从上往下，一个院坝连着一个院坝，一个大院套着几户住宅，扇面形的，有规律性的形成了整个村庄。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全都种满了石榴树，也有梨树，也有队上种植的石榴树，成规模的种植在临近四队的土地上。

村子的最下面，是一棵大槐树，这是一棵有点树龄的槐树，树围要2个人才够抱住，树高至少有20米左右，整个树技象伞一般向四面张开着。每天早上出工时，队长站在树底下一喊，不一会功夫，社员三三五五的陆续走到树下，手里拿着工具，然后，队长开始分派任务，接到具体工作后，又四处分散开去，去干自己该干的农活。

活龙五队大约有不到200家住户，总人口也不到400人，真正的全劳动力最多占68％，剩下的是没有成年的少年少女和幼儿，还有些许的孤寡老人。

全生产队有300多亩水田，还有300多亩旱地，这个季节，300多亩水田基本上种的是麦子，站在大槐树宽敞的坝子中央，环顾正前方，金灿灿的麦穗正值收割季节，沉甸甸的麦穗低下含羞的麦头，等待社员的采割。除了小麦，生产队还种植了100多亩的玉米，玉米地在安宁河边，河的这边种有几十亩玉米，河对岸种有近几十亩玉米，整条河没有一座桥，河宽有7至8米，河边长满了芦苇，这个时候没有涨水，河滩浅的地方，不用游泳过去，半腰多深的水，也就趟过去了。除去主粮，生产队还种有花生，棉花，碗豆等。

每户社员都有自己的水田和自留地，都是按照人口分的。生产队的粮食，要交够公粮，剩下的才分给社员，自留地种的，算是弥补不足罢了。

大槐树的右边，是生产队仓库和会议室，仓库保管员是一个中年人，叫庄传全，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不论男女老少，常爱开玩笑，说话十分诙谐有趣。

生产队的会计叫潘守成，是潘妈妈的儿子，潘会计比我大不了几岁，却是队里的秀才，不爱开玩笑，年纪不大却看了不少古今书籍，什么三国，水浒，给你讲起来，头头是道，因此，年轻人围在一起时，总要他讲一讲，没有二个时辰，别想离开。

没过二天，郑良玉召集大家，明天我们就开始出工了，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哈。明天队里主要是割麦子，我们全部都要参加劳动。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找到一把镰刀，然后把草帽戴起，跟着郑良玉她们，往大槐树下集中。

扬队长看到知青们都来了，显得很是高兴，此时，社员们也差不多都聚拢了，看到我们知青，都围了上来，队长也把我们做了介绍。这么多社员，我也记不了那么多，反正跟到郑良玉走就行了。

第一次参加劳动，队长亲自带我们，并且敎我们如何使用镰刀，右手握住镰刀，左手抓住麦杆的下部，手握的麦杆要往后弯曲，右手的镰刀顺着麦根用力割断，割下的麦子要整齐的堆放在一起，然后有男劳力挑到队上的场坝。我看了一下，参加割麦子的基本上是妇女，也有10来岁的女娃娃，偶尔也能看到几个上了岁数的男社员。

我割的麦子，宽也就不到不米，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不到，我就来不起了，身边的社员早就割到了田的尽头，把我丢在了身后。我头上冒着汗水，周身被麦穗剌得不是一般的痒，不停的用手去抓，结果是越抓越痒，难受极了。

中场休息时间大约40分钟，大伙都围坐在树阴下，这时，我看到张文秀哭了起来，原来，她的手被镰刀割出血了，队长找生产队的赤脚医生给她包扎了一下，就叫她回去休息了。我再一看，李尚芝，周素碧，文成华也累惨了，只有郑良玉和徐佩琼还稳得起，照样地和社员们交谈着什么。我没看到周锡怡（神灯）的身影，问了一句，李尚芝扯起嗓门对我喊道：“眼睛，这个瓜娃子早就跑了”。

（六）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潘妈妈给我们做饭也只有最后一天。一个月来，组上的知青们基本上熟悉了，郑良玉做事坚持原则，凡事以身作则，在组上有一定的威信。这天，她召集组上的开会，她说：“潘妈妈还有一天就要走了，组上做饭，轮流做饭，每天一天，除了早上做饭的，全都上山割茅草”。

在我们组上八个知青中，只有周锡怡（神灯）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在一起近一个月时间，就没见他洗过脸，也不洗衣服，吃了饭就睡，也不想去出工，简直就是一个无奈，因此，郑良玉十分讨厌他，也不敢说多了，说多了他还要打人。轮流做饭，也不敢安排他做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父亲走时给我的一件皮衣，也被他硬抢了去，皮衣太大，我也穿不起，他拿去就拿去吧。

其实，成都是这次组织的上山下乡，除了极少数的真正老三届，绝大部分是社会闲散青年，什么样的家庭背景都有，周素碧因为接受不了后妈长期的气，也离家出走，报名去了西昌，周锡怡更是街道办事处头痛难缠的青年，趁这次机会，也一并弄了出去。

因此，1964年成都市组织的知青上山下乡，与1968年毛主席号召的知青上山下乡有实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想方设法清除街道包袱，后者才是真正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暴发，而形成的一股知识青年上山的潮流。

来了西昌一个月时间，我给父母亲写过一封信，把这里的情况讲了一下。真正离家出走，时间长了，还是惦念父母和几个弟妹，在信中也提了一下。我离家前，父亲说，每季度给我10元钱，平均每个月3元多点，并一直承诺到我返回成都。其实，在农村也没啥开支，连理发都得去西昌县城，其他的要凭票证，有钱也没处用，父亲给的钱，主要开支在买煤油，寄信用的邮票，信笺，赶集买菜秧等方面。

离家一月，除了偶尔想家之外，我都坚持每天出工，我人小，力气也小，因此，我每天的全勤工分只有6分，郑良玉，徐佩琼是8分。当时，生产队一个全劳力一天10分工分，也仅值2角1分钱。这就是当时，农村普遍的工分值，在西昌，最富有的生产队，工分值也才5角左右。

对于工分值多少我并没计较，近一个月的接触社员，走近社员家，我才知道当时西昌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在我们这个生产队，家中只有一条裤子，轮番穿的情况普遍存在，谁出去干活，谁就穿裤子，而且，都是补了又补的衣裤，有的家里接婿妇或是嫁女，是有一身新衣服的，除此之外，要添置新衣，相当困难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与社员也谈得拢，每天下工后，吃过晚饭，大多的社员都要到老槐树附近的晒坝摆龙门阵，我基本上每晚都要去，渐渐地，融洽了与社员的感情，也逐渐地认识了老老少少的村民，并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

或许我下乡西昌的缘故，父亲跑的客运线路，也变换为成都至渡口了，成都到西昌三天时间，到渡口要五天，因此，一个来回，要10天时间。

终于要我们自己生活了，一个月时间已满，潘妈妈回去了，生产队给我们按人头，称了一个月的大米，还得计划着吃，直到下个月又去队上领回粮食。

在这之前，我去看了一下队上分给我们的自留地，自留地在我们住的房子后面，出了大门往右拐，一条一米多宽的巷子直接下去，50米不到，就是自留地，自留地是用士坯墙围起来的，有一个简易的木门，菜地有三分，有三厢地洒的是白菜籽，白菜己长有几寸深了，还有几厢地种的窝笋，也还没成熟，这样的现状，要维持每天的蔬菜，看来是不可能的。

社员也一样，青黄不接，家家都没菜吃，好在每家都做有咸菜，干豆四饼。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也照样生活了下来。

第一天轮值是郑良玉，她也是第一次用大铁锅煮沥米饭，结果做成了夹生饭，半生不熟的，桌子上放着一碗潘妈妈给的咸菜，我只好泡了点米汤，将就吃了下去。其实，刚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做不熟饭，接连几天后，才逐渐地学会了做饭。

真实的知青生活，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接下来的柴米油盐菜，才是每天面临的实际。轮流值日几天时间，堆在柴房的草把只够一、二天用了。郑良玉说“从明天开始，留一个人做饭，所有人早上去割茅草”，说是所有人，神灯是不可去的，张文秀，文成华说，身体不舒服，也不想去，结果，只有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周素碧和我去了。

说是早上，其实也就3点多，4点钟不到的凌晨时分，就听见社员在喊郑良玉了，郑良玉赶紧叫醒其他人，都在睡梦中，没那个情愿起来，慢腾腾的，拖了好一阵子，才爬了起来。每个人都找好镰刀，绳子和背草的马架，在月亮光的照射下，开始向后山爬去。天根本没亮，若是没有月光，根本就是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第一次上山割草，没有一点心鲜感，更多的还是内心的胆怯与害怕。上山路上要经过乱葬岗，有少许的坟墓露出了棺材，社员告诉我们，都是被狼掏走了的，说狼是铜头豆腐腰，打狼不能打脑袋，要打腰身。连同队上的社员，也有好几十人往山上走，估计至少走了40多分钟，才到了茂密的茅草地，此时，社员们都分散开了，各自寻觅自己的位置动起手来。我看了一下，割茅草的山头只见零星的有几棵不大的树，剩下的就是2尺多深的，干枯的茅草。

大家都找好位置，挥刀割了起来，李尚芝，周素碧紧跟着我，郑良玉和徐佩琼在另外一侧。大约割有一个小时光景，突然，有个女社员叫了起来“狼”，这时，大家都紧张了起来，我也不例外，紧握镰刀，给李尚芝说“把镰刀拿起来”。抬头一望，在不见的山头上，有二只狼注视着割草的人群。社员们开始呐喊了起来“打狼，打狼”，所有的人都叫喊了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呐喊，巨大的吆喝声，起到了震慑狼的作用，20分钟后，二只狼消失在山头，趁这功夫，社员们赶紧捆扎茅草，我们也忙碌了起来，把割得不多的茅草，捆绑在马架上，风一般地往回奔，此时，天也才麻麻亮，估计6点钟过点，腿脚摇晃着跑回家中，放下马架，几个知青的脸，全都被吓青了。

（七）

西昌的小麦和水稻一年二季，四月中旬开始，一边收割麦子，同时也开始插秧了，麦子地收完一块地，把麦杆清理后，就开始放水，等水放满后，再用老黄牛犁地，把地翻犁后还要用专门的犁耙把水田弄平顺，或是用人工把水田赶平，然后男工们挑着扎好的秧苗，均匀的抛掷在水田的各个方位，便于女工们拿取方便。

五月底之前，全村的小麦收完了，全村的稻田也栽上了秧苗，至此，小春、大春作物同时展开。有序地完成了农耕计划。

知青的二亩水田，就在大槐树不远处，距场坝也近，方方正正的一块稻田，看来是村里有意给我们的。等队上的水田栽得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开始各家各户自己栽种了，村里的活，都是相互帮工，我们知青的这二亩田，队长专门安排了些人帮忙插完的，连同郑良玉她们几个女生，也差不多下午才栽完，秧苗是队上提供的，我们只管栽就行了。

麦子收割完后，全部堆在晒坝。晒坝有二处，场坝是用石灰修成的，大的场坝差不多有800平方米，在大槐树的下边，小的场坝在大槐树右侧的保管室门前，约有400平方来左右。收上来的麦子，都放在大场坝，女社员把麦杆铺开，站成一排，用连杆有节奏的拍打着，时不时的有社员用竹爬子翻动一下。这批麦子翻打得差不多了，用竹爬子抓走光秃秃的麦杠，打下来的小麦扫在一起，然后又开始下一批的拍打麦杠。

所有麦子打完后，要晒干，这个季节没有雨，所以，场坝上的小麦都堆成了小山，用帆布盖着，晚上派二个人看守，计算工分。我给队长要求，晚上来看晒坝，队长同意了。

西昌的夜，蓝蓝的天空，闪烁着数不清的星星，一轮明月，挂在上空，把整个西昌盆地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微风轻轻地拍打着树叶，场坝四周静悄悄的，时不时地听到狗的叫声。夜深了，我与邹学全聊了许久，或许困了，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第一次在露天坝睡觉，说心里话，还是挺害怕的，我不是害怕有人偷麦人，而是害怕夜间的狼会窜进村来。邹学全睡着了，我翻来复去的睡不着，身边紧放了一支手电筒，还在一根小碗粗的木掍。

邹学全的岁数比我还小点点，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的父亲是泥瓦匠，村里的房子，基本上是他父亲修建的，邹学全也跟着父亲学艺，有活儿干时，也跟着父亲修房子。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10岁左右吧！

我和邹学全的友谊，延续到了我返城以后的若干年，他参军入伍在重庆，但凡经过成都，都要想方设法在成都停留，也得与我见见。2012年我重返西昌时，专门去找他，他妻子潘光珍对我说，己经去世一年多了，他是死于肝癌，他酒量大，更是喜欢喝，农村的酒都是老白干，不加节制的喝得过多，对肝脏肯定不好。患了肝癌，在西昌县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她妻子说：“干脆找一下黄兴跃，想法去成都大医院瞧瞧”，邹学全说“别去麻烦黄兴跃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呆在潘光珍家中，许久才回过神来，临走前，给了潘光珍几百元钱，算是对好朋友的一种思念。

我在生产队有二个知已朋友，第一个是邹学全，第二次是邹仕先，岁数都比我小些，邹学全参军回乡后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邹仕先在我的鼓励下考起了西昌农校，毕业后分配到河西乡当副乡长，一直干到退休。

晚上守场坝连续了将近一个星期。在所有的麦粒干透后，就要给国家交公粮了。经久公社的粮库在黄连关，距我们生产队有15里路程，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完成公粮上交任务。男女社员都出动了，我们知青也不例外，第一次送公粮，并不知道有多远，我个子小，保管员只给我装了小半箩筐，估计50斤都没有，李尚芝，周素碧比我装的还少点，郑良玉和徐佩琼装得稍多点。

送公粮的队伍出发了，队长的箩筐上绑着一面彩旗，活龙大队第五生产小队的名字醒目地印在了上面，随着刮来的东南风飘舞。百多人的送粮队伍，浩浩荡荡行进在一条羊肠小道上，还真有一番喜送公粮的景象。离开生产队还没有一里路，原本紧凑的队伍渐渐拉开了距离，走出没多远，我就来不起了，又懂不起换肩，肩膀挑痛了，只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又走，我还不是最差的，李尚芝和周素碧满头大汗，不停的喘着粗气，掉在队伍的最后边。

不晓得歇息了多少次，也不晓得走了多长时间，反正，我觉得路太远太远了，而自己的腿太沉太沉，实在是受不了了。跑了第二趟的社员指着前方的一幢房子，快了，就在前面。到了黄连关粮库，一屁股滩坐在地上，再也不想爬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