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 的 回 忆 录一

生产队靠近山脚下有一条丈宽的渠，这条渠的水是从邛海引来的，灌溉着马道公社，经久公社，黄联公社的所有农田。每到谷子收割完，大约11月份以后，每年都要清理渠中的淤泥，工期至少一个半月。要清理淤泥，就要把邛海口的水挡住，放干这条长约近百公里的渠水，社员们才能集中人力挖掘渠道。这条渠水太多泥土，很脏很浊，因此，当地村民都不会拿来饮用，最多也就是洗涤衣服。

要守住邛海口的水不被放进来，公社派出二个人去守海口，合营大队抽了一个小伙子，同时也把我抽去了。看守海口，时间至少一个月，或是更久点。这种外派的活，我还第一次遇到，怎么走，路都找不到，还有，吃的怎么办？弄得我一脸迷茫。

队长给我说，合营那个小伙子之前去过，他找得到路，你们要带口铁锅，带10斤米，去守海口，工分按满分计算，队上提供粮食。

没过几天，合营的那个社员就来找到了我，看来他是有经验的，他带了一口锅，一个水桶，一把铁铲，一盏马灯，水桶里有米，10来块干豆豉，盐等生活必须品，我就找了个跨包，装了米，把马灯提起，就跟他踏上了去海口的路。

我们是吃过早饭出发的，沿着往西昌的小路，经过了马鞍山，又过了马道，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到芦山，到了芦山，一眼就能望见浩瀚的邛海，这时，这个小伙子指着邛海中的一座塔楼说“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一看，说道“还有这么远呀”，他说“是的”。这个小伙子姓陈，25岁左右，五短身材，高矮与我差不多，但身体健壮，力气很大，有他在，我自然放心了。

顺着芦山的小道一直下去，走到山脚，有几条小道，一条直的小道是通向西昌城的，我走过，当然晓得。小陈领着我，往右拐，走向了另外一条小道，小道两旁全是农田，沟沟坎坎的，弯弯曲曲，深一脚，浅一脚的向水塔方向走去，渐渐地，水塔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走了大约二个半小时，才到了水塔边上，也就是从生产队出发到海口的水塔，不停歇地整整走了六小时，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不晓得那来的精神，一个快满15岁的孩子，硬是走了下来。

（13）

到了卭海水塔，还没进去，把四周环境看了一下。其实，水塔并没有修建在水里面，远处看去，似乎这个塔修建在邛海里面一样。座落水塔的位置，位于卭海靠近芦山的山脚下面的不远处，围绕卭海的公路，基本上是沿着芦山修建的，要走近水塔，还要迈过公路，然后再往前走，有一处平坦的土地，周边应该有一个村庄住在塔的附近。

这座塔建在这里，估计也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了，之所以取名：“海口”，原来整个西昌地区所有农田都由邛海的水灌溉，在塔的四周，至少有七到八处的截断口，每个截断口都有一条沟渠向外延伸，需要用心的季节，把堵在缺口的泥土挖开，水就往外流了。秋季过后，都在清理渠的淤泥，自然要把缺口堵住。所以，海口也就成了所有公社灌溉用水的源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塔楼的周围都是荒废的空地，没有人在这种植蔬菜之类的，除了卭海边布满的芦苇，就是长满了野草和稀散的白油菜。塔距村庄还有些远，看似就在眼前，也得走40分钟左右。概括起来说，这座塔就处在荒无人烟的一个空坝子上，空无一人，除了芦苇丛中时不时传来的野鸭叫声，还有阵阵微风吹动芦苇的响声外，再也没别的什么响动了。

观察完周边环境，小陈领我进塔，这座塔共有五层，小陈推开一层的木门，木门是双开的，门板也厚实，但基本上都破烂了，插门的木栓早己坏了，要想从里面关上门，只有找几块大石头顶住。底层的大殿供有二尊佛像，看不清楚是谁，佛像下面有一个长条桌，整个大殿布满了灰尘，四周的角落布满了蜘蛛网，地面的灰尘至少有3寸厚，看来，有些年头没有人来上香和打扫了。底层四周的墙壁还是完好的，只要把大门关上，没人能进得来。

塔楼每层有3米多高，踏进一楼，小陈直接把我带上二楼，二楼比下面稍好些，小陈找了些包谷杆，把二楼的一个角落打扫了一下，他又去外面抱了些谷草上来，铺在地上对我说“我们就睡这里”。紧接着，他找了些废砖头，捡了几块大点的长条形的石头，垒起了一个灶台，他把铁锅支在上面，跑到卭海边提了一桶水，喊我把绳子丢下去，他把绳子栓在水桶上，我使劲提了一下，根本提不动，朝他喊到“我提不动”，他接着跑上来，把水提了上来，洗了一下锅，就把水放锅里，倒了点米，他又去抱了些包谷杆上来，把火点上，做起饭来，等他把饭煮熟，天色己黑了下来，远处村庄的灯火己经亮起。他把马灯点上，把豆豉巴拿出来，掰了一块给我，就开始吃饭了。

二楼四周的窗户早己没有了踪影，窗户距地面也就1米高点，除了我们睡觉的一面还有完整的砖墙外，四周可以说是完全通透的。这个季节好在没有雨，也不怕有雨水飘进来，但阵阵大风吹得呼拉拉地响，深夜人静的，也是相当吓人的。

这一晚，我基本上没腫，身边照样有一把手电筒，一根木掍，紧贴身边。小陈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西昌的夜，每晚上都有一轮明月，因此，外面也并不是一片黑暗，躺在谷草上，身上也就盖了一件薄薄的毯子，眼睛并没有合上，而是警惕又小心地观注着四周的动静，快天亮时，我睡着了。

尽管己是深秋，西昌的天气照样晴朗，太阳按时地从东方的山头爬了出来，暖洋洋地照射着大地。小陈起来并没把我吵醒，或许他知道我昨夜基本没睡。他把水桶提上，又拿了一把铁铲就下楼了。

他一早就去巡查了我们公社的闸口，见有丝丝的漏水，在旁边的田埂上铲了几块草皮，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口子，一切弄好，他又去打了一桶水，等把早饭做好了，才把我叫了起来。

我对他说“光吃干豆豉不行哟，想法弄点菜叶子吃”，他说“可以”，吃完早饭，他就带我下去采摘野生的白油莱，摘了一大把，够晚上吃的了。晚上的白油菜是用米汤煮的，就洒了点盐在里面，就开吃了，有了菜汤，吃起饭来感觉好多了，总比吃于豆豉好吞噬多了。

看守海口，实际上就是看好闸口，有人在这晃动，自然也没有来捣乱。所以，工作是相当轻松的，就是生活太苦，环境太冷清。

没过几天，小陈给我说“米没好多了，他要回去拿米，顺便拿点豆辨酱来”，听到他要走，我呆住了，压根儿就没考虑到米吃不了几天，他这一走，我晚上咋办，他在这里我都感到害怕，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不被吓死才怪，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并没有说出来，只得说“你快点来哟”。

结果，小陈这一走，来回花了四天时间，这四天夜里是咋个熬过来的，我也吓惨了，只记得一到晚上，我就多找了些石头，抵在门上，夜晚的马灯，我没敢吹灭，心里害怕从楼上有东西下来，一个人拿着手电和木棍，就在二楼来回走来走去，一直到天亮，我才趟下去睡觉，一天只煮一顿饭吃，也就是说，这四天夜里我根本不敢睡，睡也睡不着，只有白天睡几个小时。

几天后，小陈回来了，我也不敢给他说实话，因此，第二次拿米，是我回去拿的。下乡西昌守海口的经历，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的生存条件，那样的环境，一个多月只吃干豆豉，豆办酱和野油菜，没沾一滴油，一块肉，在我一生中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

（14）

海口回来，都已经年底了，这个时候的人们，都忙着自己该忙的事，队上的活路闲多了，也不是一点活路也没有，主要就是铲草皮，把田埂上的废草用锄头全部铲下来，集中堆放在一起，然后用泥土埋好，等到来年栽秧子时，又可以施作底肥。

不少的妇女在仓库外面的坝子里掰包谷子，这个时间吊在梁上的包谷己经干透，都取了下来，把包谷叶子扯干净，整齐的放在旁边，够一捆时就用谷草捆好，这是制做草鞋的原料。把包谷叶子扯下来，同时就开始掰包谷子，社员们都是用包谷心来搓包谷，都是经常弄熟悉了的技术，10多秒钟就剥干净了，动作是相当麻利。

1964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迎来了1965年的元旦。在农村，除了过年比较讲究，其他的节假日与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好讲究的。

新的一年开始了，又过了大约二周，我收到父亲的信，信中明确了要来西昌的时间，其实，在这之前，我己经收到二次父亲的信，他是要我去西昌，给我一个季度的10元钱。这次是第三次，可能是1965年第一季度的钱。父亲是守信用的，说到做到，这点，我是坚信的。按照父亲到西昌的日子，我早上吃过饭就出发了。沿着己经熟悉的小路，朝西昌县城走去。我赶到西昌汽车站时，父亲的客车己经到了，他仍然是那样，没有什么变化。、

西昌的初冬，并不是那么寒冷，每天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穿一件羊绒衫，外边套上一件外衣就可以了。父亲正在保养车子，穿着一件衬衣，外边穿了一件毛背心，看到我的来到，朝了笑了笑，仍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保养完客车，他又提了一桶热水，用毛巾把客车擦洗了一遍，干到车站食堂开饭的时候，才算干完。

父亲把东西放回住宿的地方后，然后带我去食堂吃饭，不用说，与前二次一样，给我端了回锅肉，还有红烧肉，这是在生产队吃不到的生活，自下乡以后，只有每次父亲的到来，我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晚上是住在车站招待所的，第二天，一早起来吃过早饭，父亲的客车出发后，我才去了蒋叔叔家。

这次来西昌在蒋叔叔家住了二天，见到了他的二个儿子，个头不高，也是瘦瘦的，但显得很有精神，二个娃儿，老大不爱讲话，只有老二爱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老二还是西昌造反兵团的头头，极其活跃。

趁这二天在西昌，去看了一场电影，把头发理了，去邮局买了几张邮票，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对电池，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到第四天才返回了生产队。

回到队上，我发现多来了一个小伙子，与我差不多的年龄，个头略比我高。这时，郑良玉给我说，这是郑良灿，她的弟弟，才从宁南县转到经久公社。因此，郑良灿来到组上的时间，应该是1965年1月中下旬。

郑良灿的到来，改变了组上的生活结构，经过我们的协商，我和郑良灿负责自留地的管理，每天的煮饭由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周素碧轮流值日，但是，我和郑良灿除了管理菜园子，还是要与女生去山上割茅草。

郑良灿来小组后，就同我住一间层，把神灯赶到隔壁堆茅草去睡，用木头给他搭了一个位置，就算是神灯的住处了。自从郑良灿来了组上，郑良玉的底气壮了起来，也敢与神灯对着干了。有几次郑良玉与神灯发生冲突，郑良灿立马跑过来护着他姐，对神灯吼道“你要干啥子 ，信不信我把你打倒在地”。面对郑良灿，神灯不敢与良灿打架，只好赶紧走开了。

我与良灿的关系很好，这个小伙子十分喜欢学习，才15岁左右的年纪，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吹得一手美妙动听的笛子。受郑良灿的影响，接下来的二、三年时间中，我也学会了吹笛子，几年时间，吹笛子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这样说，没有郑良灿的来到，没有受他的影响，我是不可能去学吹竹笛的，因此，郑良灿算是我吹竹笛的启蒙老师了。

转眼，就要过年了，喂养有猪的社员，忙着开始宰杀肥猪，那个时候的政策，农民自由养的猪，要交一半给国家，只有半头猪是自己的，而且还要事先去公社供销社排号，轮流安排杀猪匠来队上杀猪。过年的气氛还是浓郁的，除了私人有猪杀，生产队也要杀猪，第一次遇到队上杀猪，每个人分得有四两肉，我们知青七个人，还是分得有2.8斤肉。除了杀猪，队上也在结算一年的劳动收获，工分值是2角1分，我是从1964年4月21日开始劳动的，包括我守海口的一个多月，扣去一年队上分配的粮食，或许还扣了一些什么，我拿到手上的只有21元6角。21.6元，是我下乡一年来的全部收益。郑良玉和徐佩琼要高些，也只多10元左右，李尚芝和周素碧比我还少，神灯来到队上8个月时间，没有出什么工，到头来不仅没有拿到一分钱，还倒欠生产队的粮食款。

（15）

郑良灿来到生产队，与我的配合一直很黙契。我俩负责菜园子，想方设法都要种好。有一天，我对他说“干脆去河西买点菜秧子回来种”，他说“要得”。河西公社的集市，与高草公社集市是错开的，一个是1、4、7，一个是2、5、8，单双号是错开的。河西的集市比高草公社集市大些，但是路程要远点，出门往左的方向。高草集市去过几次了，河西的集市还没去过，倒是想去逛逛。早饭后，我和郑良灿去河西赶场，李尚芝也要跟到去，那就一起去了，去河西，相当远，比高草远多了，顺着合营大队走完，还要经过黄联关，快临近河西时是一片开阔的河滩，河滩干枯了，穿着鞋也能走，这也是安宁河，河水从我们生产队下来的，河的深处也是要赶渡船的，这里河面比我们生产队宽多了，因此，乘船的村民还是很多，一趟船坐不下，第二趟才上去。

河西镇的场集比高草热闹多了，也比高草大至少一倍，距河西镇大约不足100米，有一条公路，这条路是西昌过来的，可能是通向木里方向的省道。在镇上把东西买完，我们就往回赶，到了队上我和良灿先把菜秧苗都栽好后，才吃的晚饭。

过了春节没二个月，就到了清明节，那个时候的清明节，村民是非常讲究的，不仅在家里要杀鸡煮肉，供奉先辈，还要把上坟用的供品放在背筐里，背到坟里插上香，蜡，把供品摆在坟头，祭奠一番，然后再烧钱纸。清明上坟，防止山火，当地政府是有明文规定的，但凡这个节点，各村的治安民兵都是要巡察的。好在当地社员都晓得上坟失火的后果，所以，各家各户都是相当小心的。

正好是1965年清明节的这一天，神灯和七队的一个知青，不晓得什么原因跑到6队与7队之间的后山上，居然把山火引燃了，燃烧的面积还相当大，整个公社的社员，基本上都出动前来参加灭火，我和郑良灿也去了，当时还不晓得是知青引发的山火。

大约过了二个星期，公社在活龙大队开公审大会，才晓得是公审宣判这二个放火的知青，主犯是七队的，这个人我晓得，就是交通厅11宿舍一拣二楼住的，姓名记不起了，反正相当熟悉，就在一楼凤妈的楼上。这个小伙子与神灯岁数差不多大，但很有心计，对社会十分不满。宣判会上，认定7队知青放的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神灯虽然没放火，但没有制止，也有责任，交给生产队监管。

我们的二亩水田，同生产队一样，种的也是小麦。四月的西昌农村，望不到边的麦田，与我们刚来生产队的景象一样，东南风吹得麦穗随风荡漾，正等待着人们的收获。

四月中下旬，收割麦子的时候开始了，等到把生产队的麦田收割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轮到社员收割。我们的二亩地，收获了不到800斤麦子。把所有的麦子晒干了，全部挑到郑良玉她们楼上的空房子里。

麦子收割回来了，要想吃到面粉，还得到有磨面机的生产队去加工。我们公社没有加工面粉的设备，只有裕龙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在加工，我打听到具体地址后，把麦子挑到阁楼上去后没有几天时间，我和郑良灿各挑着几十斤麦子，准备去加工面粉。

这天，我和良灿上午就把麦子装起出门了，裕龙公社紧邻高草公社，我们看好了大致方向，边走边问，肩头上挑着担子，又不是空手走路，虽说只有50多斤的担子，走这么远的路也是相当恼火的。路，相当难走，其实就是一个田埂走向另一个田埂，弯弯曲曲，坡坡坎坎的，有的田埂路只有不足一尺宽，好在现在刚收完麦子没几天，还没有放水犁地，有好几次，走着走着，我都从田埂上踩到了麦田里，幸好麦田是干的。

郑良灿的体力比我强多了，他桃的麦子也多点，他在头里带路，我就跟在他屁股后头，也不管方向了，走累了，他歇下来，我就歇下来，都没带水，口渴了也只有忍到。一路上，我们都在打听地方，至少问了10来个沿途的农民，直到太阳偏西，看到一处村庄，见有人刚加工完面粉出来，才知道终于找到加工点了。这一路，等于我们又去了一趟河西，所不同的是，这次是挑着担子，比空手赶集累太多太多了。

面粉加工，也就是一个小小的作坊。来加工面粉的人还不少，都轮着排队的，问了一下，来加工面粉的都不是本公社附近的农民，有马道的，有高草的，除了就是经久公社的了，一共有20来个。

加工面粉工序还挺多，要想吃精面粉，还要多二道工序，当然，加工费自然要贵点，我给良灿说“我们就做最细的面粉”，他说“肯定的”。趁排队的功夫，我找到了加工房的老板，说能不能提前些给我们加工，路确实太远了，走夜路我们还害怕，又没走过。这个老板看我们是知青，又是二个娃娃，就与后面排队的协商了一下，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虽然给我们让了位子，但也等了6个人加工完，才给我们加工，加工100斤面粉，至少也要半个多小时，前面几个农民幸好加工的是粗粉，时间自然要快些。我们的麦子应该超过100斤了，费了好一阵功夫，才把我们的面粉加工完。

精粉装在郑良灿箩筐里了，麦麸子装在我箩筐里的，他的重量比来时重了，在离开加工坊时，我们把带来的饭团吃了，磨坊中反正有水，吃了饭团，喝了些水，我们就出发了，此时，太阳很快要下山了。返回的速度要快些，因为节省了打听路的时间，奔着马鞍山的方向，奔去。

回到生产队，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煤油灯，估计也是接近9点钟的时候了。生产队仓库坝坝头，聊天的社员还围在一起，不知谈论着什么。

李尚芝眼尖，扯起嗓门对郑良玉说“眼睛他们回来了”。

（16）

五月初的某一天，晴空万里，被四周大山环绕着的西昌盆地，一望无垠的麦浪，金灿灿的，随着一浪又一浪吹来的风，有节奏的摇晃着。活龙大队4至7生产队的麦地，都开始了春忙的身影。

饭后，随同生产队的几个社员，郑良灿和我拿上了专门挑柴用的扁担和砍刀，朝着远处有树林的大山走去。我们是去砍柴的，听社员说，路很远，都带上了饭团和水。通向山林的路，要经过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国营的，职工也有好几百。当地的老乡时常都要进山砍柴，来回都要在农场歇歇脚。

合营农场地处在一片宽阔的山谷之中，周围没树，偶尔有零星的树在山谷上，依然掩盖不住四周荒凉的环境。四周的坡地上盖有不少平房，办公区和职工宿舍都分布在附近。农场以男职工居多，不少农场员工也迎娶附近生产队的姑娘，我们生产队就有2个姑娘嫁了出去。时不时的要回趟娘家，穿戴都体面光滑，比起困苦的娘家生产队，有意的还要到处溜达溜达，着实显摆显摆够了。农场以种植为主，同时也养育着不少的良种马，还有养猪场和养鸡场。时不时的农场要放露天电影，每当放电影的夜晚，附近年轻点社员差不多都要去，那怕是走一个小时的夜路，也阻挡不了前往。

这是我下农村后的第一次砍柴，对于有多远的路程，心中是没数的，反正走了快二小时路程了，仍然还是这个山丘连着那个山丘，也没看到茂密的树林。一路上，大片光秃秃的山地，除了满山的荒草，再也看不见些许的青山绿水，数以万亩荒凉地带，足以见证解放16年了的西昌盆谷，依旧生活着度日如年贫苦农民，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衣不避体的现实情况下，谁又会想去改天翻地呢？况且，在那个年代，连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财力来改变这里穷山恶水的现状。

远处，渐渐地显露出葱郁的山林，慢慢地，随着脚步的前移，终于看见了茂密的松树林，迈身于松树林中，每一棵的松树笔直的冲上天，20米以上的高度，密密麻麻地插在山地上，整个树林的松枝把阳光挡在了外面，地上落满了松果，还有齐腰深的茅草布满树林，每前进一步都得小心。各种鸟儿在树林中欢快地啼鸣着，自由自在地，纵情地生活在这片富裕的树林中。

松树的直径都不是很粗，一般的松树也就五寸左右，很少看到有一尺以上的。这或许与松树的习性有关系。同行的社员说“松树脆性，不适合做家具，但作为农村这种土坯房，用做梁柱还是可以的”。之所以解放初期，国家在芦山飞机播撒松树籽，是经过科学的考证，这遍荒芜的芦山土质和气候，是适合种植的。经过了1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初播撒松籽的正确。

我们去砍柴的位置，不是往西昌邛海去的那一个方向，而是更朝里面走的位置，砍柴的那座山是不是芦山，也没问，反正知道这里也是成片的松树林。还有，这里的海拔显得比其它山坡高多了，因为来时就觉得一直在往山上爬，也感觉很累，中途还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喝了点水，才继续往上走的。

到了目的地，同村的社员就四散分开了，我和郑良灿还是在一起。所谓砍柴，其实就是把松树干枯了的枝干砍下来，树木是禁止砍伐的，这里的护林员随时都在巡逻，只要听到砍伐声，就要过来瞧瞧。若是真有人砍树，是要拘捕的，还要罚款。因此，当地的村民还是懂得政策的，况且村民也胆小，老实，并不可能做出出格的事干。

松树下面能够到手的枯枝，早就被清理干净了，偶尔也能碰到一技，但大多的枯枝还在上面，要爬树上去才能砍下来。我根本不会爬树，郑良灿是比我能干，在树下看准了枯枝，他很快地爬上去砍了下来，即便这样，也是费时费力的，因为一棵树上最多也就一、二根枯枝，有粗有细的，都要把它砍下来。我们在树下转了一大圈，找了10多棵树，也没能砍下多少来。我对良灿说“可能枯枝都被砍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砍点下面的松技吧，我们不砍树木，弄点技叶，问题不大吧”。郑良灿最后又找了些枯枝，实在不够，我就砍了点鲜活的树枝，活树枝是湿的，砍下去就冒出白汁，结果，也没砍多少活树技，因为湿的太重了，多了也挑不起走。

社员们砍柴很有经验，早早地就把柴砍好，捆好了。看见我们还在清理，也热心地过来帮我们捆绑好。大家伙都把柴绑好后，座在一团，把随身带的饭团拿出来吃了，休息了一会，就迈开了回家的步伐。

说来也奇怪，空手上山时，大家都走得不是很快，把柴放在了肩膀上，有重量了，反而小跑步地向山下奔去，我这捆柴，估计也不到80斤，良灿的比我重，也跟着社员跑了起来，柴担子压在我肩膀上，我根本小跑不起来，只有慢慢地掉在后头，走到合营农场时，社员们都歇息了好一阵子，看到我气喘唏唏地才赶到，不略而同的全都笑了起来

（17）

我和郑良灿把柴火挑回家中，是太阳正午已过的时分。郑良玉，徐佩琼她们都上工去了，我看了一下锅头，给我们留了饭菜的，良灿和我正在吃饭的时候，队长气喘嘘嘘的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芦山遭火了，赶紧去灭火，记到把锄头带上，铲出隔离带来”。我和良灿一听，赶紧把饭叭在嘴巴头，然后，抓起一把锄头，就奔了出去。

芦山失火，这是我下乡后第一次碰到的事，之前，也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到底要怎样去铲隔离带，也没有人说起过，就这么出门了，说真的，心头一点办法都没有，反正，跟着社员往着火的方向奔去，就行了。

走出院子，抬头西望，果然，在邛海的方向，芦山上空烟雾腾腾，一股股巨大的浓烟随着阵阵西南风的助力，火势凶猛而快速地向四周延伸，见此情景，我和良灿不由而同的加快了步伐，还有公社其他大队，生产队的社员和知青，朝着烟火的方向，开始了一阵小跑。

从活龙大队赶往失火地点，还是要经过马鞍山，进入马道后，四面八方救火的队伍正在聚集，有从西昌方向来的解放军和消防战士；有西昌城内的机关干部；有小庙、高萆、裕龙公社赶来的社员，加上黄联关和经久公社的社员，这支大约有千人以上的灭火队伍，前前后后的，呈伞形散开，全都朝着火的山头扑去。除了这支灭火队伍，还有一支灭火队伍正在从邛海那个方向，往芦山失火地点赶去。

马鞍山与马道后面的山是紧临芦山的，从马道后山一直往上攀登，越往深处走，山林的植被越加茂密，浅处的茅草都有齐腰深，深处的茅草差不多有人这么高，倘若一个人在这么厚实的茅草丛中行走，还真不容易被人发现。

渐渐地，我和良灿距失火的山头越来越近了，前来灭火的人群也四处分散开来，只有我和良灿没有分开，始终一前一后的紧跟着，一边观察着山上的火势，一边小心地移动脚步。这时，大火离我们只有300米左右了，火在上方，我和良灿处于火势的下方，在这个位置，我对良灿说：“我们就从这开始铲防火带吧”，他说：“可以”，于是，我们挥动手中的锄头，开始铲起防火带，在我们的左右方，也有10来个社员，见我们铲开了，他们也跟着铲起防火带来。

我们正在铲着铲着，突然，我感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抬头一瞧，一股突如而来的大风，把火势递送了下来，火借风势，风借火威，10多秒钟的功夫，一团大火朝我们席面袭来，估计不足20米的距离，在这千均一发之际，我大喊一声，快跑，猛然间，我与良灿就势往山下滚去，幸好我们反应还相当迅速，要是再晚个几秒钟，肯定就遭了。

这一滚，痛也不晓得了，只要逃过火海，就是万幸。我们往下滚了至少100米，我扶着一棵松树，站了起来，发现风势又转了方向，朝左边的方向吹去。紧接着，我开始呼唤郑良灿，他们距我20米左右的地方站了起来。我们赶紧靠在一起，嘴里直呼“好险呀”。这时，从上面下来几个人，来到我们面前，其中一个干部摸样的人对着我们说“锄防火线千万不能站在下风口，太危险了”。说着，就带着我们往己经燃烧过的山地走去。

来到山上面已经被火烧过的安全地带，己经站有不少的人，其中干部摸样的人在指挥着什么，在他的分派下，人们陆续朝指派的地点出发，我和良灿也被安排在往马鞍山位置的地点，这里离火的地点还远，至少有好几公里，但周围仍然是茂盛的松树，在稍微宽阔的地方，都排成一行，有计划，有规模地铲防火沟，防火沟上下宽度不少于10米，在这10米宽的范围内，要把树林中所有的茅草铲干净，只要把地皮上的茅草铲除，就可以阻止火势的漫延。

铲防火带还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这近百人的队伍中，大家挥锄铲草，一点都没有停滞，一点都没有休息，一点都没有人喊累，一门心思地只顾着埋头挥锄，很快地，一条宽10米，长约数百米的防火带，在大家不知疲倦的挥锄中，在夕阳西下之前，就这么快地完成了。

通过这次芦山灭火，也让我真正学习到不少知识，也体验了山火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和财产损失。1965年5月的这次芦山火灾，并不止燃烧了只有一天，据说参加救火的解放军战士，牺牲了好几个，受伤的战士和社员相当多。

靠近马道附近的山火，随着风势的影响，逐渐向芦山邛海方向逼近，我们在马道与马鞍山之间的山林中，锄出了二十余公里的防火带，有效地阻止了火势向马鞍山方向的扩展。

夕阳，映红了马鞍山脉。眼看太阳就要落山，领队的干部对我和良灿，你们也累了，年纪也小，就不要再参加灭火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这个时候，我才感到真的是累了，真的是饿了，真的是口渴了，望着此时己经落山的太阳，拖着疲惫的瘦小身驱，朝着活龙大队五生产小队的方向，又走了近20里的路，才迈进了家门。

饭后，早早地躺在了床上，带着疲乏的身体，渐渐地进入了梦中

（18）

活龙五生产小队紧靠西边稍中的位置，有一个由土坯墙修建的房子，房屋左右各二间，中间是堂屋，堂屋靠里有一个扶梯，上扶梯空着的几间屋，堆放着粮食，园木，农具等杂物，屋子的左边是厨房，右边是猪圈，这是社员邹相成的家。邹相成50左右年龄，人长得又矮又瘦，长年被紫外线烘烤的脸庞，酱红酱红的，犹如一块被烟熏的腊肉。不管春夏秋冬，都穿着一件羊皮背心，腰间系着一根麻绳，一根细长细长的旱烟枪，除了睡觉，一刻都没有离开过那张略有几根胡子，牙齿黑得象煤球一样的嘴巴。一根长约丈把的牛鞭，是他指挥牛群的工具，生产队的20来头大水牛，不论是农忙还是农闲，都归他放养。每当农忙季节，田间耕地耙田，总会有一个弱小的身影在晃动，他手中那条鞭子，细细地一个动作，耕牛都会乖乖地随着鞭子的影子，或是前行，或是拐弯，或是后退，犹如中央乐团的总指挥一般，一根小小的棍子，数以百计的乐器无不随着小掍，时而高昻，时而低沉，时而欢快，时而优美，演绎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邹相成贫农出身，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待人厚到，祥和的面容在他那酱红酱红的脸上，始终有着一股慈祥的笑容，让人感到亲切。他的老伴比他身材还要高大不少，也是一个能持家耐劳的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因此，家里的大大小小开支或是添置，在那个一分钱都恨不得掰开来花的时代，本来家里都穷得连贼都不会进了，当然一切都是她说了算。她叫啥名谁记不清了，反正我们都喊她“邹大妈”。

邹相成有二儿一女，大儿子邹仕亮，当时大约与李尚芝差不多的年龄，长得五短身材，气力很大，五官端正，浓眉大眼，少言寡语，虽没读二年书，但心头还是亮敞着的。二儿子邹仕先，比我还小一岁，但显得灵活，凡事都爰动点脑筋，因此深受邹相成喜爱，尽管家里很穷，就算挤干了汗水，也一直让邹仕先读完了小学，接着读初中，初中读完接着读高中，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好初中快要毕业了。

邹仕先读中学的地点在河西，离家远，基本上是一周回来一趟，我与他在一起的机会不多，遇到是寒暑假，我们的接触就多了。因此，我与邹仕先的友情，是逐步形成的。

邹仕先的个头比他哥还要矮些，不足1米6，方正的脸庞，与他哥一样，也是浓眉大眼，一股男人味十足，人也较聪明，学习一直都跟得上，虽不是名列前茅，但也是中流之上，由于见多识广，脑子也特别灵光，爱思考，说起话来有板有眼的，尤其在家里头，提个建议，或是搞个创新，深得老爹的喜欢。因此，邹相成自不待言的把希望寄托在二儿子身上，所作所为，也偏向着老二。

老大邹仕亮对父亲偏爱老二，是从较长时间生活中感受到的，时间长了，兄弟间的矛盾在慢慢地积聚，从不明显的不满，到有意识的发泄，邹仕亮对他这个弟弟越发的嫉妒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兄弟二人的冲突随时都在产生，还有二次邹仕亮挥拳暴打老二的情况发生，幸好队上及时调解，我也从中劝邹仕先忍一忍，毕竟是亲兄弟，何必弄得如同仇人一般。

面对兄弟二人之间存在的矛盾，邹相成看到老大到了该说亲的年龄，就找媒人给他找了一个对象，又腾出一块宅基地，在距他家不远处重新盖了几间房，来年的春节期间，邹仕亮也满意地迎娶了新娘子，开始了独自的生活，至此，俩兄弟之间的茅盾，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邹相成的三女儿叫邹仕风，比邹仕先小四岁多，农村一直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邹相成夫妻也一样，想到女儿到时候都要打发出去，因此，生活的天平还是没有偏向邹仕风，自我到生产队起，不晓得是生活的困境，还是旧思想的传统观念，邹相成就没送邹仕风去上过学，连小学也没读过。

其实，邹仕风长得与他二个哥哥差不多，虽谈不上有多漂亮，但也是相当耐看，平时少言寡语，打我去生产队开始，我就发现她每天不停地干活，10岁不到的小女娃娃，连同其他同龄的娃娃一起，其弱小的身影，就穿梭在田间地头了。除了白天上工外，回到家里照样忙这忙那，同时，还时不时地关心着父母的身体，那个年代的农村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家里人的身体，为了尽量吃得好点，穿得暖点，就己经很知足了。

邹仕风在16岁多点，邹相成夫妻就给她寻了婆家，听说是河西镇的，家庭条件还可以，在定亲的第二年，就把邹仕风打发了出去。

老大和老三都出去了，家里就剩邹仕先这个儿子了，在那些年，每逢邹仕先回来，总要来找我聊天，高中毕业后，我建议他报考西昌农大，这样离家近，也可以抽空回来照看父母亲，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最终报考西昌农大，居然被录取了。

邹仕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河西镇做副镇长，那时我己返城，在交通厅物资处工作，期间，他曾领着河西镇的妇联来了一趟成都，我也抽时间陪了他们一天，邹仕先看到我的热情接待，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

（19）

潘守成，中等身材，18岁不到的年龄，被太阳熏黑的脸庞，一双乌黑的双眼，透露出活泼，自信和坚忍，一个地地道道的回乡知识青年，在潘氏，在活龙五生产小队，也算是旺门家族了。我下乡到活龙五队时，潘守成就与他母亲王大珍相依为命，父亲在大食堂时期中被活活饿死了，靠着母亲王大珍的勤俭，勉强把这棵独苗拉扯成人，想方设法的供他上学读书，好在这个娃娃聪慧过人，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看到儿子终于学习有成，被岁月刻下的印记，以及内心中难以言表的喜悦，都映衬在堆满皱纹的脸庞上。

1962年，高中毕业后，潘守成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南京陆军军官学院录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潘守成面对捧在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内心又是激动，又是忧虑，激动的是十年寒窗努力，苍天不负读书人，如今终于有所回报，而且还是一所军官院校，忧虑的是，我是家中独苗，我走后，把年迈的老母亲一个人丢在家中，谁来为她砍柴种地，谁来为她供奉天年。面对现实，在那短短地10多天时间中，他陷入深深地烦恼之中，内心深处难以做出最后的选择。

与普通社员一样，在潘屯这个寨子里，潘守成的家也是由土坯房修建的老旧住宅，这个房子的修建，可能都是在潘守成出生之前了，虽然也有堂屋和卧室，但建造结构与其他住户大致相同，厨房和猪圈是分开的，堂屋外面，有一开阔的小院子，院子的房前屋后也是种满了石榴树，一群小鸡在母鸡的引领下，欢快的寻觅着可食的东西，尽管猪圈与厨房是隔开的，无论把家庭卫生做得多么干净，苍蝇仍然随处飞舞，一点也不在乎人们的驱赶和灭杀。房子是有些年头了，西侧和东侧的墙面被常年的风吹雨淋，早己是破烂不堪，如今家中只剩二人，这10来年一直为了儿子的读书，省吃俭用地勉强维持生活，那里还有闲钱来重建或维修房子。

潘守成要去南京军官学校读书的消息最终还是被王大珍知道了，潘守成也知道，瞒是瞒不住的，既然母亲问起了这个事情，也只有如实地告诉母亲了。本来，王大珍并不晓得军官学校是干啥子的。毕竟屯子里也有好些个复员军人，其它生产队也有文化人，不把这件事搞清楚，她是不放心的。某一天，王大珍跑到庄屯去找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前些年刚复员回到生产队，看到王大珍来找他，询问陆军军官学院是干什么的，这个姓庄的社员告诉她：“南京陆军军官学院是国家为部队培养的人才，毕业后至少都是连级干部，全部都要分配到部队上的”，完了又补充了一句：“现在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弄不好这批大学生是国家急需的人才，毕业后直接到部队参战”。

王大珍清楚了儿子所去的学院后，赶紧跑回家，当着队上干部和邻居的面，对儿子说“这个学校你不准去读了，你非要去，我就死在你面前”，看到母亲这样的问话，犹如一支冰箭，射入了潘守成心中，呆呆地，良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事情都己经摆开了，瞒已经瞒不过去了，如今母亲又说出这样刺心的话来，又该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又是陆军学院，这是潘守成一生的希望，从内心来说，他是不可能放弃这个机会的，既然母亲己经知道了，潘守成决定瞒着母亲，偷偷地去西昌，搭乘部队接新兵的汽车。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潘守成将头晚上准备好的背包拿上，轻手轻脚的走到母亲房前，推开虚掩着的门，望着床上熟睡的母亲，情不自尽的流下了泪水，朝着屋内深深地一拜，然后抽身出门，快速地消失在潘屯，步上了前往西昌县城的方向。

隔了约有一柱香的时间，王大珍突然醒了过来，或是心中早有预感，翻起身，直接朝儿子住房奔去，推开门，不见了儿子的身影，赶紧又到附近找了一圈，仍然没看见儿子，这时，隔壁的潘大叔对王大珍说“你儿子是不是己经去西昌了哟”，听到这句话，忽然哭喊着“天啦，你是不让我活了呀”，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大哭了起来。王大珍的哭闹声惊动了潘屯的人，差不多都跑到王大珍家门口，把情况弄清楚后，有人说“现在追到西昌县城可能还来得及，接兵的汽车都要吃了中午饭才走”，邻居中有人这样一说，王大珍方才清醒了过来，赶紧找了二个亲戚，手忙脚乱地朝西昌方向追了下去。

王大珍一路追到西昌县城，老远地就看见西昌县城广场上人山人海，几辆迎接新兵的军用卡车，己经站满换了军装的新兵，军用卡车正要整装待发，县武装部的还在对着广播讲得什么，最多还有半个小时，车队就要出发了。来接新兵的车辆，只有一辆卡车是接军校新生的。

王大珍三步并作两步，迈着缠绕过的小脚，气喘嘘嘘地扑向接新兵的卡车，在众多卡车中到处寻觅着儿子。其实，王大珍一出现广场上，潘守成就看到了，只是穿的是新军装，王大珍费了好大劲才把儿子认出来。一看到儿子，一边痛哭着，一边使劲地抓住儿子的衣服，死死也不松手。接兵的军官问清了情况，又给王大珍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可是，王大珍死活也不让儿子去读军校，并且说“他要走可以，我立马撞死在他面前”，看到如此景况，接兵的也只好婉息地叹了一口气，在这种情况下，潘守成只好屈服于母亲了。

回到生产队后，潘守成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话也说得更少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又过了些日子，才逐渐地回到了现实，开始了有序的生活。

知识青年到生产队，对于潘守成来说，似乎给他带来丝丝欣慰，毕竟又多了几个成都来的知青，也多了些田间地头聊天的知音，尽管读军校成了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遗憾，但面对现实生活，总得发挥自己的知识能量，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

大约又过了不到二年时间，王大珍给他寻了一亲事，姑娘是河西镇的，姓范，人长得端庄秀丽，也读过中学，个头与潘守成差不多，岁数小二岁。

为了儿子结婚，王大珍终究还是把旧房子翻新了，翻新房屋，我和良灿都去帮工了，农村修房好象没用多少时间，一个月不到，唤然一新的住宅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结婚这天，村子里头热闹得很，李尚芝更是找到了显示才能的机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逗得社员笑得乐开了花。那天办婚事，杀了头猪，买了几十斤白酒，在院子头摆了40多桌，娘家的人也来了不少，我们生产队基本上每家都去了人，临村的亲戚也都到了。自从结婚以后，潘守成似乎也开郎了不少，紫铜色的脸庞时不时地泛起了笑容，话也特别多了。

潘守成结婚没多久，就被公社任命为活龙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担任职务后的他，基本上全身心的投入在工作中，偶尔生产队开会，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我们在农村的几年中，感觉象潘守成这样有能力的回乡知青不是很多，而他也不是钻营取巧想当官的料，凭着自身能力，全心身地带领全大队的社员搞好生产，除此之外，他也不再贪求什么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聪明能干吃苦耐劳，我们返城后，他仍然还是大队长，但多了三个儿子，他的儿子长大后都挺能干，学会了开车，除了干农活，还在外跑运输赚钱，都在队上新盖了二楼一底的砖瓦房，生活自然好多了。再后来，潘守成被任命于马鞍山堰渠管理处的主任，直到退休。

（20）

卢本志，复员军人，25岁左右年龄，瘦高瘦高的个头，差不多接近1米83，由于人太高，人又瘦，常年都弯着个腰，除了晚上睡觉，嘴上从没停过旱烟袋，生产队的都不叫他名字，见到他都喊“弯烟”，以至于我们去了这么久，都不晓得他的名字叫什么，也就跟着村民“弯烟，弯烟”的叫着。兴许是认可或是习惯了这样的称呼，弯烟也就认可了。

弯烟不是当地人，是当兵复员后经人介绍过来的上门女婿，或许是家中没有人了，他过来后把弟弟也随同带了过来。弟弟叫卢本龙，比他哥小好几岁，个头比他哥矮了一大截，最多也就1米5多点，加之又患了眼疾，视力最多也就0.5，还怕见光，因此，不管天晴下雨，都戴着草帽，以免被太阳直接照射，若是不戴草帽，被太阳照射过的眼睛就会不停地流泪，长相也显得丑陋，也没读过书，因此，自已感觉见不得人似的，从不主动与人交谈，走路，干活都是把头埋得低低的，生怕别人看到他丑陋的面孔。

与弟弟恰恰相反，哥哥卢本志不仅人长得高大，而且还相当帅气，加上又读过初中，在部队的几年，就己经是排长了，转业复员后不久，就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根据他本人的经历和部队的表现，西昌县人武部就任命他为经久公社的民兵营长，负责训练公社各生产队的基干民兵，同时，还给他配备了一支步枪，作为培训基干民兵的器械。

我们来到生产队的时候，卢本志己经是上门女婿了，估计时间也不会太久，他的家距我们知青住处也不是太远，出了门顺着小道走几分钟就到了，家里除了他爱人和弟弟，就没见过有小孩。

按照卢本志公社基干民兵营长的职务，理所当然的也是生产队的干部成员了，凡是生产队开会，除了队长，贫协主席讲话外，他也得讲上几句，尤其是1961年左右，凉山又处于敏感地区，时不时的防特防空等任务还得布置下来，夜晚轮流值守是必然地了，就是我们下农村后，也要加入基干民兵，我和良灿以及其他三个民兵也是经常在村子四周巡逻，步枪只有一支，我们就轮流拿着。有一天夜晚巡逻时，午夜己过，在快走到乱葬岗附近时，远远地就看见一只豹子，在乱葬岗山坡下正往下走，豹子在乱葬岗山坡的出现，我们五个人都同时看见了，夜间，豹子的眼睛象手电筒一样是发亮的，远远地就看见一对闪亮的眼睛在往屯子方向走来。

见此情况，我们五个人停止了前行，躲藏在一处田坎后面，我慌忙地对良灿说“赶紧把子弹上腔”，与此同时，其他四个人都握紧了手中的棍棒，手电简也紧紧地抓在手里，我们五个人潜伏在田坎后面，前面离乱葬岗不足400米，身后距村庄也有150米，这个时候去喊人己经来不及了，五个人藏在田坎后面，田坎的上面不远处栽有不少石榴树，多多少少起了一些隐藏的作用。此时，我们五个人大气都不敢喘，内心紧张得难以言表，紧张的，全神贯注的目视着前方豹子灯笼一般的双眼，幸好豹子并没有直奔我们藏身的地点，而是在原地不停地慢走着，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豹子在距离我们200多米远的地方，朝着庄屯方向缓慢地走了过去，直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们五个人才慌忙地撤回生产队仓库之中，大家的脸全被吓白了，不停地说到“好险，好险”，还真遇到豹子了。

第二天，我们把昨晚上碰到豹子的事给弯烟说了，他说“你们处理得好，只要不主动攻击它，它也不会袭击人的”。接着，他还说，你们知青来之前，公社民兵还配合县公安局的在凉山深处逮捕过空投特务，一呆就是好几天，比你们巡夜累多了。

除了兼负公社基干民兵的训练，生产队的活路和家里的农活，弯烟也照常参加，虽然是个上门女婿，但家里面的大事还是他说了算，一般的挑水，砍柴，割草，种自留地等活，大都落在了弟弟卢本龙身上了。

这个上门女婿的家并不怎么富有，破旧的几间土坯住房，一个较为宽敞的院子，院子较深，进院子对面就是一排土坯房，猪圈，厨房和弯烟夫妻的住房是连在一起的，右边拐弯也有几间房子，但这几间房子不是用土坯修建的，而是用泥巴加谷草叠上去的，房子有些年头了，显得十分破烂，卢本龙住了一间，一间堆放粮食，一间堆放柴火。看起来弯烟夫妻住的房子要比右边的房子好多了。院子中间和房子的后面种植了不少的石榴树，猪圈里养了一头黑毛的猪，猪也不大，也就50来斤左右，进门的一棵石榴树上，栓着一只黄色的土狗，別看是土狗，见到生人一个劲的叫唤，要不是用铁链子栓起的，非得把人咬出血不可。

弯烟这人爱开玩笑，平时在一起摆龙门阵也恢谐得很，尽管别人听他摆龙门阵笑得前呼后仰，他却一点都不笑，拖着他那外地口音不紧不慢地继续讲下去，他毕竟走南闯北见得多，又当了几年兵，肚子里的东西自然比村民强多了，加上他那恢谐的口腔，每到农活休息或是下工后在仓库门前，都会见到一堆人围在他的周围。

弯烟是个懂爱心的人，又是党员，又是基干民兵营长，对于生产队的大事少不了他的出谋划策，但凡村上有穷困户，也少不了他或多或少的资助。

每年的征兵工作，那是他份内的事，我们生产队好几个男青年，到了入伍的年龄，整个过程都是他亲自带队前往公社或县城体检，直到录取送上接兵的汽车。同时，还要做好整个公社的拥军优属工作。

对于我们几个知青，弯烟也是处处关照，时时记惦在心里，生活上，思想上，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记得1969年7月15日，成昆铁路西昌段通车，听说吴法宪要亲自到西昌剪彩，在这之前，我和郑良灿参加了基干民兵的培训，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在经久公社的坝子上，整个公社约800名民兵都在训练走正步，训练走正步都是空着手的，手中连一根掍子都没有拿，衣装也是各穿各的，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混淆在一起，若不是看到20人一排的列队，还以为要去干活的队伍。就这样，在卢本志的亲自训练下，尽管民兵们操着不整齐的步伐，走了20多天步也是你出左脚，我出右脚，双手也是乱舞，整个训练场上五花八门，农民的素质就这样，弯烟拿到也没办法，也只好拿去充数了。

1969年7月15日这天，我们夜里1点左右就出发向西昌广场了，经久公社的几百个民兵被安排在一座山坡上，整夜都没能睡觉，刚开始大家还排队站在那里，没有熬过三个小时，全都来不起了，三三两两地坐在草地上，或躺在草地上，下面既没有一有一层布，上面也没有一丝盖地，就这样坚持到天蒙蒙亮，这时，大家的尿都胀了，举目一望，所有山坡上黑麻麻的站满了人，男男女女都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只有悄悄地蹲在地上把尿放了，才感到周身舒服了下来。

天己经大亮了，太阳也跃了出来。这时，整个迎接吴法宪的会场都沸腾了起来，真正主会场的位置在那里，我和良灿至今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公社民兵的位置距主会场还远得很，四周红旗飘舞，彩球挂在高高的桅干上，随风摆动，这座山连着那座山，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大约上午10点正，四周的高音喇叭播放起国歌，又过了半小时，才响起了成昆铁路西昌段宣布正式通车的声音，接着，包括吴法宪在内的几个大人物，先后都做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所有山头都响起了杂乱呼喊声，人群全都混乱了，原本在一起的民兵们大多乱走乱窜了起来，高音喇叭中不断散发出来的刺耳声，整个山头都乱了起来，根本没听清楚到底说了些什么。

中午12点前，会议结束了，所有山坡的人都在撤退，这次庆典大会西昌县委组织了大约10万人的会场，各个公社的民兵都去了，加上县政府各机关，各乡镇的干部，算得上相当隆重了。会议结束，各个山头的民兵花了将近一个小时间，集结的队伍才陆续散去，留在山坡上的，除了一堆堆粪便，就是随处丢弃的果皮，废纸，以及遗忘的衣服或是背包，整个山坡，留下的全是垃圾。

这次成昆铁路西昌段开通庆祝大会，我连主会场的边边都不知道设在那里，当然，更不晓得吴法宪他们北京来的大人物了，反正，这次庆典活动，我是被累惨了的，一整夜没睡觉不说，连口水也没得到喝，人象虚脱了似的，走路都是昏昏的，整个脑袋胀得不行，双眼困极了，至于怎么走回生产队的，走了多少时间，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只晓得我拖着困乏的身躯回去后，连饭都没有吃，直接睡了一天一夜才清醒过来。

（21）

来到农村半年以后，知青间相互的走动，了解逐渐开始了。活龙大队1至7队，五队在稍微中后的位置，一队、二队最远，在马鞍山的山脚下，一队和二队是紧连在一起的，就连住宅也是紧靠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呆个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一个陌生的外人，绝对分不清楚那家属于一队的社员，那家又是属于二队的社员，因为这二个队的社员基本上是混杂在一起的，就是一个院子里的社员，有一队的，也有二队的，除了上工，各走各的田间，下工以后，担水，洗菜都在共用的一个水塘里。

因此，一队和二队的知青，除了所住的房间不同，其实也是离得相当近的，相距不到10米，每到吃饭的时候，这两个队的知青都端着饭，你来看看我吃的啥子，我也来瞧瞧你们吃的啥子，尽管知青点的生活都差不多，但凡有点好吃的，免不了要夹上几筷子。

一队的知青没有几个，赵云长（我们都叫他小胖娃），杨孟康，唐金全，女知青凤美云，女知青代明俊，女知青扬景萱。二队的知青也没几个，李守忠，王维新，骆兴昌，女知青彭光全。

在整个知青点中，我们五队的知青与马鞍山的知青是走得最勤的，因此，时间长了，彼此间也有所了解。凤美云和彭光全是交通厅大院的，扬孟康与郑良灿他们都是农村五巷的，彼此都是临居，王维新是成都体院的，其他几个都住在武候祠大衔，浆洗街，洗面桥的，全都是属于浆洗街办事处下去的，所以，都显得比较熟悉与随便。

王维新，矮小的个子，也就1米5多点的个头，20岁左右的年龄，人长得结实，把上身脱掉，一身的肌肉一看就是从小开始锻炼的，他家住在成都体育学院，父母亲就是体育学院的老师，或许是受环境和父母的影响，王维新从上小学起就热爱上了体育，来到知青点后，还经常给大家表演各种体操项目，吊环、跳马、双杠、单杠、举重、哑铃等都是他的拿手绝技，在生产队给社员表演时，掌声不断。王维新不爱多说话，与知青间的交往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己。

知青的命运总是充满着意外，王维新的生命短暂得更是让人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的初夏，在某一天的上午，王维新，扬孟康和我，约到去春熙路逛街，我们是走路往市中心去的。五月初的成都，仍然沉浸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人来人往的行人，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各种宣传车张灯结彩，车厢的周围贴满了宣传标语，车上的广播声由远而近的循环着播放着口号或者是造反派歌曲，路上还有不少男女青年，衣袖上佩戴着红卫兵或是某某造反兵团的红袖套，走到红照壁，人民南路时，各种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贴满了街道的两边，天府广场更是彩旗飘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巨幅标语挂在天府广场的正中央，高音喇叭中时不时地响起造反派的口号声。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三个人仍然有说有笑地往春熙路走去，我们胸前照样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到了春熙路，也只是到处看了一下，身上没有钱，自然也没有买东西，中午时分，在春熙路的面店，我们各吃了一碗小面，然后，走路往回家的路上赶，我们三个都住在一个方向，自然也是同路返回。

中午大约一点多钟，我们三个人并排走上了老南门大桥，扬孟康靠左边，王维新在中间，我在王维新的右边，南门大桥的人行道并没有多宽，梯坎下面是车辆和自行车往来的路，那天南门大桥的车辆和自行车还相当多，车水马龙一般你来我往，根本不敢走下人行道。三个人基本上的紧靠在一起并排走的，从南大街走向南门大桥四分之三时，再有几步就走出南门大桥了，正在此时，从南桥百货公司四楼射出一颗子弹，不偏不依地击中王维新的心脏，他突然就倒在地上了，我和扬孟康感到突然，王维新咋个就忽然倒地不起了呢？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被子弹击中的，我和扬孟康同时蹲下身去，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维新中弹不到一分钟，胸口心脏部位冒血了，己经停止了呼吸，这个时候，桥上的行人差不多都围了过来，绝大多数是衣袖上佩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胸前都佩戴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大家手忙脚乱地说着什么，我和扬孟康立马傻在了那里，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一个与我们并排在一起的人，说死了就这么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还以为是在观看警匪大片呢？根本不相信王维新就死在我的面前，事后回想，极恐思恐，当时那一颗子弹稍微往右点点，那倒下去的就不是王维新，而是我了，或许，这就是命。因为这颗子弹是没有目标的，并没有针对谁，打抢的人或许就是过过枪瘾，毕竟那天并没有发生两个派别的枪斗。

大约一个小时不到，警察来了不少，这种情况下，我和扬孟康也不可能走，至于事件发生的情况，我们如实给警察讲了，他们也认真地做了笔录，再过半小时，殡葬馆的面包车来了，把王维新的尸体抬了上去，我和扬孟康没有跟去，而是赶紧跑到体育学院王维新的家里，把王维新的告诉了他的父母。同时，还协同他父母在家门口搭起了灵堂。文化大革命中的成都体育学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生了，整个教室空荡荡的，只有居住在体育学院的教职员工，还在空荡荡地校园内晃动着身影。

王维新火化那天，当时回成都的活龙大队的知青都去了，看着一个20岁刚出头的生命，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缘无故地就消逝了，感觉是梦，但又是活生生的事实。可叹生命的脆弱，还有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造成的，象王维新一样的生命，都被无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至于枪杀王维新的罪犯，公安局到底破案没有，想必在那动荡的时代，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吧！

王维新火化后没几天，我就搭乘父亲的客车回到了西昌。回到生产队后，我把王维新的死因告诉活龙大队的知青，大家除了叹息和沉默，又能怎样呢？

李守忠的死，是相当突然的，与王维新不同的是，他不是被流弹击中，而是死于肺出血，王维新长得矮小结实，李守忠却长得高大而瘦弱，白白的肌肤，帅气的容貌，待人接物宾宾有礼，肚子里面也有知识，讲起话来一套是一套的。我与李守忠还算知己，每一次去马鞍山，与他待的时间总要多一点，只是不知道他家住在那里，家里面又有什么人。

1968年下半年，公社在黄联关成立了农场，公社的知青去了不少，我们生产队的神灯，二队的李守忠都被调了过去，黄联关农场我去过好几次，那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整个农场座落在四面环山的谷地里，农场修建了不少居舍，男女住宅是分开的，下面是食堂，去的知青都不必自己做饭，食堂配有厨师，专门负责做饭，但吃饭是要凭饭票的，大多数知青都说吃不饱，少不了自己也要想法去偷鸡摸狗，下山去偷点农民的蔬菜或是鸡鸭，来填充自己的不足。

68年的年底，我和郑良灿再去黄联农场时，没有见到李守忠，农场的知青告诉我说“李守忠病死了，就埋在后山脚下”，闻听李守忠死了，虽感突然，但比起王维新的死，似乎又没有那么多意外，毕竟我也是知道李守忠一直在咔血，身体一直不好，但没想到他才22岁不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又一个知青在下农村没几年的时间中离我们而去，生命的脆弱，在接二连三的现实中，感觉它就是这样的，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说没就没了。

活龙大队三队和四队的知青点也没几个人，他们平时不喜欢窜队，所以，我和良灿也少有去，六队和七队离我们近，10来分钟就走到了，一般晚饭后，我和良灿都要去走走，这两个队也没几个知青，六队的知青只有三个人，除了刘真祥，还有二个女知青。

我们生产队知青，除了周素碧外，都是返城之乡结婚安家，活龙大队其他生产队的知青还在农村时，就配成了好多对，都单独安了家，有了小孩，由于都是知青结婚，在后来的政策允许下，都先后返回了成都，只有四队的一个男知青，与同村的社员结了婚，至今还在庄潘村，真正的安家落户于广阔的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