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 的 回 忆 录一

（32）

1966年的金秋，经久公社活龙大队五生产小队的367亩水稻田，放眼望去，金黄色的稻穗如同闺中待嫁的姑娘，含羞地低沉着头，正静待着花轿的迎娶。这一年的秋收打谷子，我和郑良灿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的。生产队除了两台手摇打谷机外，还有七、八个打谷子专用的拌斗。拌斗是用厚木板做成的，有一米五见方，高度二尺，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初期，农村秋收稻谷都是使用的拌斗。

用拌斗打谷子，要在拌斗正前方用一块1.5米x 3米的竹席围上，把割下来的谷杆，在拌斗上用手臂使劲地摔打谷草，因为正方形的拌斗三面都有竹席挡住了，农民在摔打谷子时就不会贱撒在外面，一个拌斗在收割谷子时，不能装太满，一般有150斤左右，就要有人来挑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二十世纪60年代的农村，也有了半机械化的手摇打谷机，这种手摇脱谷机的设计，是在拌斗基础上改造的，直径25公分圆柱形木条上，布满了长约8公分的钢针，中间用一根铁捧轴支撑，两端分别安装有直径6公分的轴承，在拌斗的前端两侧，有专门设计好的卡槽，整个脱谷机就固定在拌斗正前方的两端，利用人力手摇转动脱谷机向正前方向滚动，脱谷机距拌斗边缘还有15公分，打谷子的人，在递送谷料时，手只能在拌斗边缘，不能超越，否则就会出现安全事故。

手摇脱谷机的问世，提高了农民收割稻谷的速度，减轻了劳动强度，在当时条件下的广大农村，是普遍在使用的，它是国家计划分配的农机，不是谁有钱就能购买的。在1966年秋收稻谷时，公社给我们生产队计划调拨了二台手摇脱谷机，对于我和郑良灿来说，第一次就赶上半机械化的时代，也算是相当不错了。每台手摇脱谷机配置6至8个劳动力，平均每台打谷机每天能完成15亩至20亩的稻田，二台打谷机每天能完成30亩以上的稻田。为了尽快让稻谷早日归仓，除了这二台半自动化，生产队也安排了几个拌斗参加抢收谷子，毕竟生产队的稻田有将近400亩，早些把谷子收割晒干归仓，是每年秋收季节的必经之路。

8月28日，是生产队选定开始收割稻谷的日子，或许是农村头有这个习俗，但凡播种或收割，都要仔细认真的挑选好良辰节日，寓意风调雨顺，稻谷满仓。

二台脱谷机分成了二组，第一组负责东半头的稻田收割，第二组负责西半头的稻田收割，每组人员自由组合。我和郑良灿、潘光良、卢本龙、邹学全、邹伯勇为第一组，负责村东头稻田的收割，村东头的稻田要比村西头的稻田多出几十亩，差不多有230亩地，而且村东头的水田都很窄小，水田很是零碎，爬坡上坎的，很是影响收割进度，即便是这样，在9月20日前，也是必须完成任务的。

我们这几个都是同龄人，岁数相差也不大，平时也喜欢一起玩耍，虽然贫瘠的乡村给不了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满足，相聚在一起时，仍然是有说有笑，有逗有乐，在相对闭塞的时空中，有限地寻觅着人生的快乐，那怕是一个故事，一个笑话，一个恶作剧，或多或少地都会给少年时期的空虚生灵，填补些许的精神需求。

郑良灿只有16岁左右的年龄，少年英俊，身高1.76米左右，为人低调，正直，乐于助人，内心修养极好，小小年纪，笛子却吹得优扬动听，基本上达到业余八级演奏的水平，田间地头，休息间隙，都要抽出随身携带的竹笛，在社员中演奏几支独奏曲，每支曲谱演奏刚完，就迎来了社员雷声般地掌声。他不仅竹笛吹得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美观的硬笔书法。在农村落户当知青时，虽然少有书信往来，时而总会有写写算算的事，都由他来书写，不慌不忙，一笔一画，字体工整，看得出来是从小就在开始练习钢笔字了，长年坚持，并且用心临摹，才会奠定这牢固优美的欧体书写功底。

在生产队劳动生活的两年多时间中，郑良灿各方面都表现很优秀，农村干活，他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管干什么样的活，都是那么样的充满朝气，充满自信，充满激情，在几年时间的接触中，从没听他抱怨过，知青的生活本来就平淡，也从没听他叫一声苦，喊一声累。他乐于助人，不论是组上的，还是队上的，或是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只要请他帮忙，他都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先赶去帮忙，直到把事情做完。有一次，村上的贫协主席潘伦纪因年岁己高，在放牛的过程中，因两头牛打架，想跑去拉开，结果被牛顶伤了腰，半天也站不起来，队上的人闻讯后，纷纷赶往出事现场，我和郑良灿也匆忙地赶了过去，一到事故现场，潘伦纪果然伤得不轻，队长说要立即送西昌县医院，又找副门板，做成担架，需要找人时，郑良灿自告奋勇地报名，要把贫协主席抬到西昌县医院，此时，己经是下工时分，社员都下工回家做晚饭了，郑良灿与几个村的小伙子，把老大爷抬上担架，趁着太阳还没下山，就匆匆地抬着担架往县城方向奔去，赶到县医院时，己经是夜晚了，街上的路灯全都亮了起来，来到急诊室，几个小伙子把潘大爷背了进去，医生检查后说左胸骨头断了二根，要立即住院治疗，郑良灿他们又帮忙办理外科住院手续，等一切都办理妥了，己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潘大爷的家属留下来照顾病人，这时，抬担架的几个小伙子才在医院附近的面店，吃了一碗素面，又踏上了返回生产队的路，他们回到生产队时，已经是深夜临近一点钟了。

我吹竹笛，是受郑良灿影响，是他教会我的。学习吹竹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悟性和付出刻苦的努力，长期坚持，长期学习，才能取得成功。在我学习吹竹笛的二年时间内，郑良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耐心地进行指导，竹笛的基础是练气，把气息练好后，还要学习竹笛的吹奏技巧，在气息和技巧的学习上，良灿都是循序渐进地，包括：吸气、泛音、循环换气、气震音、单吐、双吐、碎吐、连音、顿音、花舌、上波音、下波音、叠音、打音、上历音、下历音、垛音、滑音、指颤音、飞指、数指、轮指、指震音、楺音、仿风音、喉音，共计26个竹笛技巧，他都是逐一地进行了指导和吹奏。因此，在学习吹竹笛期间，一方面良灿耐心地指导，一方面我也刻苦地学习，学习期间，我坚持每天都抽时间吹二个小时，从不间断，时而田间地头吹笛，时而房前屋后吹笛，时间久了，我逐步掌握了吹奏竹笛的各项技巧，二年时间不间断地苦练，我吹竹笛的水平突飞猛进，基本上达到了业余独奏水平的效果。

数年时间的相处，我和良灿不仅仅是同队的知青，我们之间的友谊情同兄弟一般，在农村时是这样，返城工作后是这样，退休后都成了老头子仍然是这样，相互关怀，相互问候，每年都抽时间聚聚。这种友谊并没有建立在金钱之上，而是牢固在相互的内心深处。

除了学习吹奏竹笛，在那二年之中，我和郑良灿还同时学习了二胡、口琴、三弦等乐器的演奏，虽然后来学习的这几样乐器水平没有竹笛的高，作为业余爱好，在当时那个知青岁月的年代，也只是自寻娱乐了。

队上第一天打谷子，我和良灿都起来得早，不仅仅是知青起得早，生产队的各家各户也都是早早地起来了，做饭的做饭，妇女们准备镰刀的准备镰刀，开割的镰刀，在家放了几个月，己经是锈迹班班，要开始秋收稻谷了，所以，家家户户的镰刀提前二天就己经磨得锋利了。

匆匆吃过饭后，良灿和我就直奔老槐树下，邹学全他们几个人己经在树下等候了，看见我与良灿来了，对我俩说：“队长说，要先从远处开始打谷子，妇女们都直接往那里割稻谷了”，良灿说：“我和潘光良把拌斗扛过去，邹学全和邹伯勇扛打谷机，兴跃和卢本龙把围席拿过去”。安排完后，我们六个人直奔仓库保管室，把所有的东西都领了后，两人一组地抬上东西，就往村东头最远的稻田走去。

杠着工具往村东头稻田走，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老槐树下走到打谷稻田，也有将近40分钟的路程，拌斗一个将近百把斤重，四四方方的，又有这么宽，两个人扛起走，除了脚步要配合好，还要注意脚下的沟沟坎坎，前边的人好走些，后头扛的人就不是那么好走了，拌斗是倒扣起杠的，后面的走，基本上看不清是直走还是转弯，一双眼睛只得不停地叮住前面人的脚步，然后顺着前面人的脚步前行，两个人稍微配合不好，就容易发生跌倒。

等我们几个人把打谷机杠到村东头最前面那块稻田时，几十个妇女己经割完一块田了，其实，靠最前面的稻田都是挺规范的，或是正方形，或是长方形，田埂的高度也差不多，很方便打谷机的操作。

来到第一块己经收割的稻田，这块一亩六分地的长条形稻田中，被割下来来的稻谷有序地排列成六行，每一束稻谷刚好够一只手握住，显得是那么地均匀，诗情画意般地田间秋收景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现实生活之中。

把打谷机抬到田地，我们几个人立即就开始组装起来，把打谷机滚筒固定在拌斗两端后，再用活动扳手把底座的螺栓拧紧，又往两端的轴承中滴了些润滑油，郑良灿试着摇了摇手柄，感觉还是十分轻松，卢本龙这时己经把围席安放好，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第一打谷组就要开始打谷子了。

郑良灿说，他和潘光良第一轮摇手柄，摇手柄是个力气活，两只手臂不停地摇动打谷机，就算体力再壮的人也坚持不了二个小时，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轮流换人。反正都要轮流摇手柄，大家也就抓紧抱稻谷来打了，我率先捧起一捆谷子，第一个把生产队今年的第一颗稻谷打进了拌斗之中，我抱起谷草，把稻谷尖尖轻轻地送入滚筒之中，随着打谷机的转动声，还有洒落在围席上的稻谷声，宛若一首动听的旋律在不停地跳动，别有一番动天。

秋收打谷子倒也不是怎么累人，作为我们知青，来参加这样的劳动，也还是要有所付出的。在我们生产队的所有稻田中，在打谷子时期田地里面还是有积水的，并不是干田，      可以穿着鞋子来打谷子，那个时候又没有水靴子，只能光着脚扳在稻田中穿梭，还没多久时间，我的脚扳就被谷桩刺得受不了了，卢本龙告诉我：“別直接踩在谷桩上，看见有谷桩时，要先用脚后跟斜对着谷桩压下去，养成习惯了就不会被谷桩刺脚了”，我按照他说的去做，果然有所好转，但也时不时地也要被谷桩划到。

那个时期的西昌主产红花米，产量不是很高，亩产也就500斤左右，好点的可亩产600斤的谷子，我们第一块地只有一亩六分，因此，只打了800斤左右的谷子，二个小时左右，就把这块地打完了。打谷机的拌地容积不是跟大，差不多有100多斤谷子，就有体力强壮的中年农民用箩筐把谷子挑走，一挑谷子大约有130斤至150斤，还要在田坎行走，没有点体力是胜任不了的。这块一亩六分地的稻田，两个中壮年每个人挑了三担，基本上就搬运干净了，他们还要把谷子挑到晒场上，等依次过称后，就倒在晒场上晒干。给每担谷子过称，有二个目的，一是计量生产队总的稻谷产量；二是给挑谷子的社员计算当天的工分。

第一块田打完后，我们又把打谷机拖到第二块田里，这个时候，轮到我和卢本龙摇手抦，我体力弱，力气小，主要的手劲还是依靠卢本龙，我只是或多或少地起到了辅助的作用。我还没有摇多少时间，感觉很是吃力，仔细一看，原来是谷草把主轴心缠绕满了，这种情况，只有停下来，把缠绕在主轴上的谷草清理干净，重新注入润滑油，才可以继续工作。

第一天打谷子，打了九块田，大概有17亩左右，总共收割谷子有9000余斤。下午收工回去后，我感觉又乏又累，一双脚被谷桩撮得满是伤口，虽然没有出血，但也相当疼痛，周身也发痒，赶紧烧了些热水，擦洗了一下全身，又把脚泡在热水中清洗干净了，就赶紧睡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醒来，仍然是感到全身和脚板疼痛，但是，既然是接了这个活，再苦再累还是要坚持下去。郑良灿的情况比我好多了，也不见他喊苦喊累，第二天吃过早饭，又把我拉到往稻田奔去。

说来也怪，经历过前五天的连续打谷子，接下来的10来天，好象习惯了这样地活路，也不感觉怎么累了，不论是摇手抦，还是抱送谷子，都感觉可以坚持下去。

230亩左右的稻田，我们这一组按照队上的计划，在9月20日之前完成了，总计收割稻谷12万斤左右，在这20来天的抢收稻谷中，生产队也给我们每人每天12分的报酬，比起平时的农活计分，高出了百分之二十，我们这几个人，也算是知足了。

其实，这一年的秋收稻谷，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下来，这在我下农村的经历中，算是奉献最大的一次了，也是最后一次从头到尾的秋收打谷亲身经历。

（33）

在接连阴雨绵绵来临之前，幸好把生产队所有的稻田都抢收完了。绵绵阴雨却丝毫没有停歇的样子，仍然在继续着。

收割回来的谷子都堆在仓库里，都是刚从地头收割回来的，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凉晒过，全都堆积在仓库里面，而堆埋在中心底部的谷子，慢慢地开始在升温，霉变，发芽。面对着数十万斤的谷子和毫不停歇的阴雨天气，生产队的干部一个个都愁眉苦脸，一点办法都没有，每天垂头丧气的坐在仓库里头，从早上坐到晚上，叶子烟是抽了一袋又是一袋，仍然想不出一点解决的办法。

谷子发芽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生产队，整个大队，整个公社，整个县，全都陷入了这几十年不遇的雨季。解决谷子发热的问题，各级领导都在召开会议，大队、公社、县政府，都在群策群力的发动大家想办法。

为了尽快解决全县农村谷子大范围发霉，发芽的情况，减少损失，县委也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扩大到公社一级的会议，并邀请了气象部门列席会议，根据气象部门的报告，阴雨天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转晴的天气。

县委扩大会开了二天，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各公社党委书记都积极地谈了办法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最后由县委形成文件，号召全县的城乡干部、群众以及各队的社员，把稻谷拿回家去用大铁锅翻炒谷子，只能用小火烘烤，不准烤糊烤焦。每次称100斤谷子回去，烘烤干了再送回仓库，重新再领湿谷子去烘烤。城里面的机关干部和群众都可以去领取湿谷子拿回家去烘烤，不论是农村和城里居民，烘烤出来的谷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说实在的，这个土办法还真管用，就连我们知青也参加到这烘烤谷子的行列中，我们从早上吃过饭就开始烘烤谷子，一直工作到深夜，每天都能烘烤300多斤的稻谷。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176户人家都在加班加点的烘烤稻谷，有的社员用二口大锅操作，多的时候每天能够烘干800多斤谷子，全队所有的社员接连10来天的烘烤谷子，基本上把生产队90％的谷子都烘烤干了，但仍然还有一部分发芽的，还有发霉的谷子遭到了损失，最后也只有拿去喂牛、喂马、喂猪了。不过，总体来看，仍然有90％的谷子被抢救了回来，

一个生产队的稻谷抢救工作都有这么成效，那么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的共同抢救，那所做出来的成绩，抢救回来的稻谷，就可想而之了。通过这一事情，可以充分地证明在毛泽东时代的六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不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依靠党，依靠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能够渡过困难，都是会上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

半个多月的连续抢收稻谷，又遭到了10来天的阴雨绵绵，谷子打完了，本来也没啥事了，因此，我们知青组的闲在家里也没有事干，队上安排每家每户烘烤谷子，知青组也都是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她们在做，我和郑良灿偶尔帮一下忙，大多数时间，不是吹竹笛就是拉二胡，或是吹吹口琴，弹弹三弦，来打发喋喋不休的阴雨天气。

接连半个多月雨季，自留地的蔬菜也因长时间的雨水浸泡，基本上也要淹死了，之前刚生出寸长的小白菜，此时也倦伏在地里，被水泡得腊黄腊黄的，尽管我也去挖了排水沟，但丝毫抵不住雨水的肆虐，倘若再不停止，白菜秧算是白撒了。好在墙头上还挂着七、八个老南瓜，郑良玉她们阁楼上还有用大米换回来的土豆，这些日子，也只有靠它来度日了。这还不是最恼火的事，这半个多月没有出去打柴割草，仅存的茅草和10来根砍回来的松木，也只能熬过二天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得找队上想办法，队长晓得知青的处境，烘烤谷子就消耗了不少柴火，因此，允许知青去搬存在仓库头的玉米杆，还有包谷芯，拿回去应急。

这天，也是个中雨转大雨的天气，天阴沉沉地，屋沿下酒杯粗的水柱就没有停过，有雨水，省得我们跑出去挑水了，两个平时挑水的木桶，也就任其它在屋沿下摆着，水桶的雨水要不了几分钟就接满了，也没想到提到厨房去，任凭雨水的冲击，水桶周围溢出的雨水和屋沿下溅落在木桶中的水柱，有节奏地响着，叭啦，叭啦地一直没有歇息过，李尚芝她们几个女生，也趁此机会，把该洗的东西都清洗干净了，下雨天没法在院子里晒衣服，找了几根绳子，在阁楼上找地方固定着，清洗干净的衣服等杂件都凉晒在上面。

尽管外面一直下着大雨，晚饭该煮的时候也是要做的，炒了一个土豆丝，我们几个也就早早地把晚饭吃了，郑良灿说身体不舒适，整个下午都在床上睡到的，晚饭也没有吃。

晚饭后，郑良玉她们都上楼去了，雨没有停过，黑压压的乌云压满整个天空，大风刮得石榴树刷刷作响，低矮的茅草屋，时不时有吹落的谷草在风雨中漂浮，鸟儿没有天晴时的喧闹，此时早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平时还夕阳西照的时分，此时的屋内却不得不点上煤油灯，昏迷的室内，我依然吹起竹笛，悠扬动听的旋律，穿透墙外风雨声，在阴沉的夜空中，向远处飘荡。

我在卧室内吹笛，郑良灿靠在枕头上，静静地望着，嘴角时不时泛起内心的微笑。我问他感觉身体好点没有，他无力地摇摇头。我又给他倒了一怀开水，长条桌上的一碗面，都热了二次，他一口都没有吃，依然是昏昏沉沉也躺在床上，时而闭上眼，时而又睁开眼，我摸了一下他的头，没有觉得有发烧的症状，村里的赤脚医生邹学翠来过了，给了一些治疗感冒的药，吃了二次仍然没有丝毫的好转。

又过了一会，楼上的几个女生都没有了动静，想必早己经入睡了，神灯先前坐在厨房的方桌上边抽烟，边听我吹竹笛，这时也爬到床上去了。看见大家都睡下了，我再次去看了看良灿，摸了摸额头，觉得没有病况发展，给他换了一杯热开水后，我吹灭了煤油灯，也睡下了。

当天深夜大约一点多，外面的大雨大风仍然地肆虐着，郑良灿微弱呼唤我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兴跃，兴跃，我好难受呀”，外边的雨声太大，我睡得也沉，一时还听不到他的呼唤声，他接连呼唤了好几次，终于把我唤醒了，我赶紧翻起身，把煤油灯点亮，披上一件衣服，赶紧走到他的床前，一摸他的额头，滚烫滚烫的，脸色相当难看，呼吸也困难了。我忙问他：“良灿，怎么啦，身上这么烫，发高烧了呀”，他急促地说道：“好难受呀，简直受不住了”，话音刚落，就昏迷了过去。

我一见良灿昏了过去，吓得我不知所措，赶紧把神灯喊了起来，神灯看了一眼，也不知怎么办，慌乱中，我从枕头边抓起手电简，慌张地打开厨房门，径直朝楼上冲去，在经过邹学鲁的堂屋时，有一口摆在楼梯下的棺材，邹学鲁70多岁的老母亲正躺在棺材里睡觉，半夜三更听到有人推开厚重的大门，吱呀一声，随着一束手电光射了进来，她忽然就坐了起来，阴沉地问道：“是那个”，我下乡二年多时间，一直不晓得邹学鲁的母亲居然一直睡在棺材中，她这么突然地从棺材中坐了起来，把我吓得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整个人心都仿佛飞出去一般，又过了几秒时间，邹学鲁或许听到客厅有响动，端了个煤油灯从他住的右边厢房走了出来，这时，我也看清了是邹学鲁母亲，忙说：“郑良灿昏迷了，我上去找郑良玉她们”。

我从地上爬起来，匆匆地就上楼去了，或许楼下的响动惊醒了她们，我才敲了二次门，徐佩琼就打开了门，我急匆匆地对徐佩琼说：“郑良灿昏迷过去了，赶紧下去看看”。

一阵慌乱后，郑良玉她们几个脚步慌张地跑到郑良灿的床前，邹学鲁也跟着走了进来，郑良玉站在床前呼喊着郑良灿的名字，但没有丝毫的回应，摸了摸头额，仍然是滚烫的，此时此景，郑良玉失声地大哭了起来，徐佩琼，李尚芝，周素碧也急得直跺脚，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我说了一句：“找队长，把人抬到县医院”，郑良玉仍然一直哭泣着，没有了丝毫的主意，徐佩琼听到我的建议，忙说“只有这样了”。就这样，我和徐佩琼、邹学鲁各自戴了顶草帽，就跑到队长家，敲开家门，把郑良灿的情况给队长说了，队长一听也急坏了，这咋整呢？语无伦次地跟随我们来到郑良灿床前，看了一下情况，人命关天，而且还是知青，这要出了点意外，责任可担不起。队长又慌忙去找了其他村干部，会计潘守成，民兵连长卢本志，贫协主席潘伦纪，保管庄光能，这几个村干部看了郑良灿的病况，立即决定连夜送县医院。

民兵连长按照几个队干部商量好的步骤，急忙去敲潘光良、罗志华、庄梁方、邹伯成的门，把这四个轮番抬担架的壮小伙子喊了起来，潘守成和潘伦纪则忙着找门扳，李尚芝把厨房中间的桌子挪到墙边，腾出了一块地方，潘守成和卢本志做起了担架，在一番忙碌准备之后，己经是深夜3点多钟的时间，郑良灿的病重情况有增无减，一切准备妥当后，在门扳上垫了二床棉被，找了一枕头，七手八脚地把郑良灿放在担架上，然后又在他身上盖了二床被子，被子上面盖了塑料布，盖好塑料布后，用绳子绑在担架上，以免风雨浸入郑良灿身上，都整妥后，己经夜里三点多钟，临近四点了，跟随担架去县城的，有郑良玉、徐佩琼、卢本志、潘守成和我，抬担架的是潘光良、罗志华、庄亮方、邹伯成。此时仍然是中至大雨，伴随着阵阵狂风和闪电，大家顾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所有的人都戴上了草帽，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然后就踏出家门，潘光良和罗志华抬起了担架，卢本志和潘守成提着马灯在担架前面引路，郑良玉、徐佩琼和我都提着马灯跟在后面，然后，急匆匆地往西昌县城的方向奔去。

雨在持续不断地下着，伴随着闪电和狂风，丝毫也没阻挡着这群抬担架人前行的步伐，社员们体力真好，抬上担架仍然是小跑步地走着，我们三个知青根本跟不上他们的脚步，也只有一路小跑地跟在担架后边，有时还要落下10多米的距离。

风雨实在太大，有好多次差点把马灯吹灭，除了抬担架的，每个人手中都提着马灯，我们三个知青还带着手电筒，在这样的风雨交加的夜晚中，又是走的山间小路，马灯闪动的忽暗忽明光线，也只能是低一脚高一脚地往前赶了。山路很滑，郑良玉、徐佩琼和我都不知道摔倒多少次，顾不上疼痛了，爬起来接着又追了上去。

抬担架的大概半个小时轮换一次，社员雨天走山路比知青有经验，只要是有草的地方，就踩在草上面，尽量不走泥泞的地方，实在没法了，也是放慢速度，踩稳妥了再迈出第二步，虽然有几次抬担架的差点跌倒，但反应也快，立刻又立了起来，并没有把担架弄翻。

抬着担架最难走的路是下芦山，下芦山的山路窄不说，还拐来拐去，一会是右转，一会又是左转，前面抬的人刚走完右弯，马上又要左弯，后面抬的人太不好走路了，这时，卢本志和潘守成也来帮忙，一左一右地扶着前面抬的，两个替换的在后边一左一右帮忙，虽然走得没有之前的快了，但也稳稳当当地把担架抬到了山下。

下了芦山，一条约有八公里的田间小道就直通西昌县城了，而且道路也好走多了，因此，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担架队伍就抵达了西昌县医院。

我们找来医院专用的推车，把绑在担架上的绳子解开，又把郑良灿抬上推车，径直朝急诊室推去。此时，雨似乎小了许多，时间大约是早上五点多钟，县医没有一个病人，两个值班的医生在闲聊着什么，一见有急诊重病患者进来，立刻就站了起来，这个时候郑良灿依然处于昏迷状态，发烧还在持续，脸色己相当难看，嘴唇乌黑乌黑的，呼吸也越来越弱，情况己经十分严重了。

两个急诊室医生看来近期对这种病情有过接触和了解，在简短的检查后，立刻做出了诊断结果：“勾端螺旋体”，也就是“鼠疫”，需要立即进行抢救，两个医生对我们说，幸好你们连夜及时把病人送来，再晚三个多小时，估计就抢救不回来了。接着又说，医院里己经有好几个患了鼠疫的病人，都抢救过来了，也有二个鼠疫患者因为送来太晚，没有被抢救过来，己经去世了，死去的是裕隆公社的农民，不是知青，知识青年在秋收农忙中被染上鼠疫的，这还是第一个。

我们一堆人在听了医生的话后，庆幸及时把郑良灿送到了县医院，也抢救回一条鲜活的少年生命，也都放下了心中的包袱，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肆虐了一夜的大风大雨，也收敛了许多。医院在把郑良灿送入抢救室后，我们一行九个人，都分别坐在医院过道的长椅子上，潘光良、罗志华、庄亮方、邹伯成这四个抬担架的小伙子，都睡在长椅子上，实在是太累了，太疲倦了，确实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郑良灿推进抢救室至少有三个小时，才被推了出来，被送进住院部住院治疗。医生告诉我们，己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在住院治疗两周，就可以出院了。

在把所有的事都料理好以后，郑良玉领着大家在医院附近的面馆，招待大家吃了早饭后，又对大家说了不少感激之类的话，她说要留下来照顾病人，然后，我们这一行八人，就返回了回生产队的路

（34）

这是一个月色之夜，浩瀚的月空，在凉山西昌盆谷中，尽管辛劳的人都沉睡在夜梦之中，依然尽职尽责地腑瞰着这片富饶却又贫瘠的土地，把月光撇在这遍大地之中。

夜深人静，猫头鹰时不时传来几声啼叫。忽然，腾空而起，闪电般地直接向田野中奔跑的老鼠扑去，一双利爪将老鼠死死抓住，又腾空而去，消失在夜色的黑暗之中。

西昌县经久公社活龙大队五生产小队，在这样的深夜之中，整个村庄死一般地寂静，所以的村民和知青都沉睡在梦乡之中，家家户户的牲畜也悄无声息的休息着，偶尔，传出一、二声狗犬，再也没有任何的响动了，夜，依然沉静着。忽然，随着一声轻微地吱呀的开门声响动之后，一条人影鬼一般地闪出自己的大门，慑手慑脚地朝着村东头的方向扑去。

在月光的照射下，此人身影短小，从形态看不会超过1.55米的身高，走路脚步骄健，健步如飞，五短身材，体格强壮，是一个正值年少，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的青年人。

人影出了家门后，沿着小道穿过庄传全家，再绕过潘伦纪家，就到了知青菜园子的那条长约40多米的巷子，巷子的前半节是知青住宅，后半边是邹学鲁家，两家的后墙是紧靠在一起的建筑，全部都是用土坯修建的。这座连接在一起的房子，也有七、八年时间了，外墙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淋，己经显露破损的痕迹，涂抹在外墙上的抹灰，残缺得比较严重，好在主体建筑结构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仍然是可以居住的。

这座土坯与木料的凉山西昌农村民居建筑，屋顶采用的都是青瓦。我们这座有二层楼的建筑，总体层高中轴线接近七米，两边斜线呈45度角，以便于雨水的排泄。虽然是老旧的川西民居，工匠们修建房子还是有规有矩的，顶层的青瓦安装得符合标准，也经得身起人体重量的负荷，便于日后的房屋修善与改造。

知青菜园地四周的土坯围墙距邹学鲁房子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人站在土坯墙上，稍微一用力，即可跃上邹学鲁居住的房梁上。

在昏暗的月影下，村屯的树影随着夜风的摇曳，时隐时现。这条鬼鬼祟祟的黑影，沿着这条事先就多次踩好点的路线，犹如野猫般地跃上邹学鲁的屋顶，轻手轻脚地朝着郑良玉她们住的方位靠近。

黑影悄悄地摸到知青组女生们住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在房顶上二片青瓦，把脑袋贴在揭开的缺口，两只饿狼般的目光朝屋内疯狂窥视着，房子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他也不知道这间屋睡的是谁。即便如此，他并不甘心，也没有马上离开，而是耐心地倦伏在房顶上，连大气都不敢喘息。

今夜，他运气非常不好，毕竟这些女知青都是20岁左右的少女，一般情况下，睡下了是不会起夜的，一觉直接拉到天亮，当然，特殊情况例外。其实，他揭开房顶青瓦的那间，正好是李尚芝和周素碧的卧室，周素碧虽然还小，但她熟睡后发出的轻微鼾声，时不时地也要透出青瓦，有节奏地传进潜伏在青瓦上黑影人的耳朵中。

潜伏在屋顶上的滋味并不好受，动也不敢大动，喘气都不敢大喘，转眼二个小时过去了，长时间手脚动都不敢动一下，二条腿开始麻木了起来，而且女知青卧室仍然是黑洞洞的，啥子都看不清楚，即便他带了手电筒，也不敢使用。

此时，村庄里的一只大公鸡突然开始啼鸣起来，顷刻之间，家家户户饲养的公鸡相互呼应，也陆陆续续地啼鸣了起来。要上山去割茅草的社员，纷纷都起来了，也打算很快出门去了。

或许是太投入，潜伏的黑影才意识到必须离开房顶了。呆在房顶时间太久，双脚都不听使唤了，这时，村庄里鸡鸣狗叫，再不抽身而退，麻烦就大了。越是急着起来，双腿象是被胶沾住似的，提都提不起来，心里一急，一不小心，还是弄出了响动，他匆忙地把揭下来的青瓦盖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连滚带爬地奔到矮小的菜园子围墙上，纵身一跃，闪电般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幕之中。

人一有了邪念，越发不可收拾，20来岁的农村小伙，在这贫瘠落后的乡村中，忽然来了这么些水灵灵的成都姑娘，白白细腻的皮肤，诱人的身材，高眺的个子，即便是相貌稍微差点的，也远胜于当地长时间遭受紫外线照射的本地女孩。

打这以后，欲火在内心深处燃烧了起来，在六十多天的日子中，基本上是每晚都要光顾女知青的卧室。所不同的是，不会在同一个位置偷视，而是不断地变更着位置，郑良玉她们顶楼上的青瓦，他差不多都翻了个遍。

不仅如此，胆子似乎也大了不少，翻墙跃梁的动作愈加熟练了不少，在房顶上走动，也不再是缩手缩脚，步伐加快了，揭瓦的动作更粗鲁了，多次的偷视，心中的害怕被发现演变成了理所当然。

半夜三更，屋顶的脚步声和揭开青瓦的响声，在这天三更后的深夜，屋顶的脚踩瓦片的响声确实太大了，最终惊醒了徐佩琼，她赶紧唤醒郑良玉、李尚芝和周素碧，她们几个也同时听到了屋顶上面的脚步声，四个女生听到瓦片上明显的走动声，就在她们居住的头上，吓得都挤到了郑良玉的床上，动也不敢动，喊也不敢，说也不敢说，将近二个小时，都萎缩成一团，她们不仅听见脚步声，也看到了揭瓦的场面，在李尚芝和周素碧居住的屋顶上，被揭开了二块青瓦，在瓦片刚被揭开的那一刻，明亮的月空呈现在她们的眼帘，一个圆乎乎的脑袋贴在洞口，一双充满淫秽的双眼不停地四处扫描，尽管屋子内仍然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却仍然四处打量着。黑影的举动，她们尽收眼底，也能肯定这是一个人在窥视，而不是其它。同样，她们也只是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脑袋，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人，当然，此时的她们，内心是恐惧和害怕的，根本不敢用手电筒去照射，也根本想不到用手电筒去照射。几个人就这样萎缩在一起，直到屋顶上的黑影把瓦片重新盖上，离开屋顶之后，紧张的心情才缓慢地松了下来。

打这以后的每一个深夜，这条黑影都会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犹如闹钟一般，准时地就会在屋顶出现。所有的每一个夜晚，她们都亲眼目睹了黑影在屋顶的一举一动。

这种深夜有人上房揭瓦的响动，让几个女知青心中恐惧极了，刚察觉的头几天，她们并没有声张，也没有给郑良灿和我说，更没有向生产队反映，而是把镰刀，锄头，扁担等工具拿到楼上，每个人床头旁都摆上了防身的“武器”。同时，她们夜晚睡觉也更加警察了。

在此后的近10多天里，己经习惯于上房偷视的夜幕人，似乎更加有持无恐，不仅响动声越来越大，在房顶上呆的时间也延长了，或许他就是要有意让女知青们知道。

这天晚饭时，徐佩琼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郑良灿和我，我俩听后也觉得不可思议，这夜幕人胆子也太大了。我对郑良玉说“这件事要尽快向生产队、大队、以及公社反映，性质太恶劣了”。

第二天上工时分，郑良玉和徐佩琼把这段时间以来，每天深夜有人爬上顶楼窥视女知青的情况向队长和民兵连长做了反映。队领导听到郑良玉、徐佩琼的情况反映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种情况闻所未闻，窥视者这么长时间重复着这种举动，其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经过队干部的讨论，第一时间向公社和大队做了汇报。公社分管治安的副社长指示，要尽快地查明真象，保证知识青年的生活不受任何影响。

潘守成与卢本志商量决定，就在公社领导做出要求的当晚采取行动，并且还安排了四个基干民兵参加今晚的行动，今晚的行动是保密的，除了参加特殊任务的人外，其他社员都不知道，包括家人也不知道，因此，夜幕人自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夜是他原形毕雷的日子。这天晚上，我们知青组都没有睡觉，连同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们，做好了捕获夜幕人的准备。

一切似乎都与往常一样。夜，依然是那个月光之夜，夜风，还是那个柔和的夜风，大地一片沉寂，村屯里渐渐地静了下来，夜空中偈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随即又是一片平静。人们逐渐地进入熟睡，在梦境中遨游。执行今晚特殊任务的六名基干民兵，分别潜伏在知青住宅的四周，几个小时的等候，连叶子烟都不敢点燃，生害怕忽闪忽闪的烟火，暴露了今晚的任务。两个人一组的潜伏点，实在闷得心慌，也只得蚊子般的声音互相聊着什么，连咳嗽也只得忍住，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若是被夜幕人察觉，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深夜，大约二点左右时间，夜幕人果然如期而至，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周围环境的异样，仍然按照这段时间走过的小路而来，时间是那么的精确，道路又是那么的熟悉，一切都显得涛声依旧，在这么长时间的窥视中，一切都没变，只有二点变了，一是被他踩的围墙没原来那么高了，踩落的泥土足足矮了五寸，二是楼顶的青瓦被他踩烂了不少，以至于在雨季来临时，不得不再上房补齐青瓦。

这段时间，他翻墙上房，尽管体形矮胖，倒也身轻如燕般的骄健起来，一路心情舒畅，心中哼起了西昌当地人人会唱的小调，感觉美滋滋的，心里那个爽，不是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夜幕人刚一进入知青菜园子的那一时刻，就己经被潜伏在四周的民兵们发现了，只是因为深夜，月光的亮度被大片的乌云笼罩着，能见度自然比往常弱了不少，隔得远，面目看不清楚，一条黑影从远处朝这个方向走来，还是看到了的。民兵连长小声咛嘱大家，打起精神，目标出现了。

此时，夜幕人纵身跃上菜园子的围墙，脚站在围墙上轻身一用力就上了房顶，并快步向女知青住的方位奔去，正当他在揭第一块青瓦时，七、八支手电简的光束向他同时射去，这突如其来的光照，犹如在漆黑的的夜晚忽然打开了探照灯，黑暗与光明骤然分明，夜幕人的真实面目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暴露无遗。当所有的手电简射在夜幕人的脸上那一刻，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叫到“庄亮方”。

这突如其来的无数亮光射向他，庄亮方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此时的他，恨不得有个老鼠洞，赶紧溜进去躲藏起来。可惜，一切都己经晚了，他顿时感觉到人都蒙了，整个身躯象是触电一般，呆在屋顶上不知所措，象一根木桩似的，动也不敢动一下。

双方对视了有十秒左右的时间，突然，卢本志对着房顶大喝一声，“庄亮方，下来”，庄亮方楞了一下，将近六十来天的夜行活动，白天又要出工，夜晚又要上房，基本上没有踏实地睡过一次觉，整个人眼圈全黑了，人也消瘦了许多，梦游般的大脑，现在仿佛才清醒过来。

他悻悻地从房顶上溜了下来，每迈一步，脚底仿佛注了铅块一般，都极其艰难，比起刚才飞身上房的敏捷动作，形成巨大的反差。

脚刚一落地，庄亮方就被几个民兵捆绑了起来，抬头瞅了瞅围在他身边的知青们，羞愧地搭拉着脑袋，连正眼都不敢看。卢本志和潘守成商量后，决定今晚先关押在仓库保管室，并派了二个民兵看守，准备第二天送公社处理。

第二天，送到公社，在派出所关了五天，该问的都问了，他也没有损害他人财产或生命的动机。一个正当青春岁月的末婚小伙子，除了满足心里需要以外，也没有其它想法。在教育了一番后，再三咛嘱他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就把他放回家了。

回到生产队后，刚开始的那半个月，庄亮方还不好意思与人打招呼，出工干活或是下工后，遇见人都是低着头，快步与人擦肩而过。

过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似乎忘了之前的所作所为，又开始嘻皮笑脸起来，不过，打这以后，他确实没有再上房揭瓦，只不过改变了方式，暗的不行，干脆就来明的。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不论是田间干活，或者是村庄相遇，只要一看见李尚芝她们，他都要有意无意调侃几句，一看见对方搭讪，挑逗性的话语随口而出，皮笑脸不笑地就想拖住別人多搭讪几句。

他的这种招式，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方法，所以，应该是对每个女知青都尝试过。尝试，也是需要勇气的，不管是碰钉子还是不理睬，他始终都是面带微笑。当然，他也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直接，含蓄，一个只读过初小二年级的乡村农民，你就是叫他讲再多的幽默、含蓄的词汇，他也讲不出来，每次遇到，翻来复去就是那几句让人听了恶心的话。

时间久了，郑良玉、徐佩琼都厌恶了庄亮方这种讨人嫌的举动，田间地头碰见他，也是阴沉着脸，连正面都不想与他见，惹急了时还要骂他几句。久而久之，他也知趣地不再招惹郑良玉和徐佩琼了。

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时，他有意去挑逗李尚芝，李尚芝是一个泼辣的人，见庄亮方在挑逗她，指着庄亮方的鼻子大骂，“你也不去洒泡尿照一照，赖哈蟆想吃天鹅肉，做你的白日美梦去吧”，李尚芝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在地里干活妇女们的一阵阵哄笑。碰了一鼻子灰后，庄亮方悻悻地离开了。

对李尚芝的攻击失败后，庄亮方把最后的目标锁定在周素碧身上，打这以后，他的重心和注意力全都投向了周素碧。

他开始留周素碧的行踪，尤其是她单独一个人时，所经过的路线，方向，以及做什么事，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基本上都摸得八九不离十。

他对周素碧的追求是直接了当的，少了很多挑逗的场合，不论是田间地头干活，或是在村子里碰到周素碧，他都要上去纠缠，有时候的纠缠发展到动手动脚。周素碧是一个腼腆的姑娘，一说到这类话题，脸都要红上一阵子。

面对庄亮方的追求，周素碧刚开始是有抵触情绪的，但这种抵触说明不了什么，无非就是脸一红，快步躲开他。在周素碧青春年少的时期，对庄亮方的死缠烂打，在内心深处并不觉得讨厌或恐惧，或许正是庄亮方的这种死缠烂打，挑起了少女内心情怀的萌发，在那段时间中，只要一看见庄亮方，或提起庄亮方，她都不自觉地脸红了起来。

庄亮方与周素碧之间的事，最终还是在知青组传开了，在生产队传开了，也在活龙大队所有的知青中传开了。

有一天晚饭后，趁大家还没散开，郑良玉和徐佩琼把周素碧叫住，问她对庄亮方的追求抱的十分态度，要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周素碧脸又红了起来，搭讪着脑袋，一言不发，她一言不发倒不要紧，李尚芝在她旁边却急坏了，啦开嗓门叫道“周素碧，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哟，你要想好哈，有啥子就说出来，我们几个给你扎起，你还怕啥子呢”，李尚芝吼完，周素碧仍然低着头，脸更加红润了，此时，徐佩琼问她，“你是不是决定嫁给庄亮方了”，周素碧轻轻的点了一下头，算是认可了。

庄亮方这个小伙子，人长得并不难看，浓眉大眼，人虽显得矮小，倒也身强力壮，一身蛮力，在生产队的小伙子中，没有几个能超过他。只是这二年多时间中，对他深入地了解并不多，尤其是他的性格，周素碧嫁过去后，会不会长期遭受家暴，这点，也是徐佩琼她们最担心的。他的家庭状况在村里算不上富裕，但也差不到那去，算是中等水平吧。

这一天，我们去把庄亮方约到知青组，当着他的面，谈了他和周素碧的事，庄亮方来时穿得还干净，他和周素碧坐在一起，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当着庄亮方的面，再次对庄亮方提出警告，结婚后不准打骂欺负周碧碧，要承担家中的主要家务事，如若发生家暴周素碧的事发生，经久公社的知青决不放过他，国家也有政策要保护知青。

此时的庄亮方，心头早就乐开了花，脸上容光焕发，至于听没听到我们讲的要求，也不清楚，我们每说一句，他只是一个劲的点头，算是应允了。周素碧坐在旁边，仍然是一言不发，随便你们说啥子，听到了就是。

没过多久，庄亮方和周素碧去公社办理了结婚证。

这年春节前，庄亮方把婚事办了，这天，他请来了杀猪匠，把喂养的猪杀了，又请了几个厨师，借了二十多张大圆桌子，把远近的亲戚都请来了，生产队的社员差不多都来了，当然，我们几个知青也坐在了上方的席位。

自此，庄亮方自演自导的“夜幕人”，最终画上了句号。

（35）

林茂莉来到我们知青组，那都是周素碧嫁出去之后的事了。这天上午，刚吃过早饭不久，我们几个知青正准备上工去，恰好这时，公社来了一个干事，找到郑良玉，叫她现在去公社一趟，说是公社党委书记，公社社长张兴成找她有急事。张兴成社长47岁左右的年龄，1.72米的个头，常年都穿着深蓝色卡基布的干部装，头上戴着一顶蓝色帽子，虽说算不上出众，穿戴倒也干净，衣领的扣子系得紧紧的，里面白衬衫的衣领刚好显露出边沿，深蓝色干部装上衣两个口袋的扣子都扣得好好的，一支常用的钢笔插在左胸口的上衣口袋中。整洁的穿戴，和蔼的面容，一看就是在基层农村任职多年的乡村干部。

张社长是个脚踏实地的基层乡镇干部，在六十年代的毛泽东时代，接受更多的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那个年代的一辈人。除了忠诚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就是走村串队了解农业生产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对于知识青年.对于知青政策，他是十分清楚地，这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生事物，虽然他不是很明白党和国家为什么要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但有一样他是明白的，既然国家把知识青年放在农村来了，作为一社之长，他只能尽自己的力量，把知青工作做好，做妥。

说到知青，仅1964年4月这一批，也是第一批，成都市就有将近200名知青，落户在经久公社，这还不算1965年、1967年、1968年期间，毛主席正式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时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倘若把1964年至文革期间所接受的四川省的内江、自贡、重庆还有西昌市当地的知青，不管怎么说，应该不少于1000个知识青年，在经久公社呆过。

因此，在知青工作和知青政策方面，张社长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在这方面，他不敢大意，特意安排一个副社长分管知青工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知青办公室，公社所有的知青挡案，都由公社知青办管理。

林茂莉这个女知青，并不是1964年4月随同我们一起来的，她应该是1965年下来的第二批知青。按理说，也来到经久公社有一年多，将近二年的时间了。她并不是在我们活龙大队，而是下放在合营大队四生产队。她所在的生产队到底有多少知青，来自成都市的那个区，知青间是否融洽，是否团结，这些，我并没有过多去打听，也没有想过去打听。

张社长今天把郑良玉叫去，就是为了林茂莉的事。

郑良玉匆匆赶到公社，己经是中午时分，公社的机关食堂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张社长并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办公室等待郑良玉，在办公室等的并不只有张社长，还有一个分管知青办的副社长。

分管知青办的副社长姓唐，估计也是刚调来没几年，对公社整体情况并不是十分熟悉。这个唐社长岁数并不大，最多也就30岁出头，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干工作很有一番闯劲，做什么事都讲究十全十美，也希望一步做到位。因此，调到经久公社几年时间中，也是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走家串户，了解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时间久了，在农民中也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好评。

现在既然分管公社知青办，对这一块，对于一个自22岁大学毕业以后就分配在西昌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他来说，并不算是什么难事。工作以后的十年时间内，凭着他对工作的任劳任怨和突出的工作业绩，一步一步的提升为主办科员，县农业局农技股的股长，县农业局副局长，接着调到经久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副乡长。明摆着的就是叫他下放锻炼几年，今后还是要调走的，这点，小唐心里十分清楚，同时，他工作起来更是勤奋和格外小心了。

唐社长对经久公社下放的知青都是非常清楚，知青办有设二个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全公社知青工作的，所有的知青都备有挡案，在全公社四个大队中，就只有活龙大队、合营大队、黄联大队安排有知青，活龙大队知青是最多的，全大队10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队都下放有知青，少的有5个人，多的有8个人。除去活龙大队，合营大队和黄联大队的知青比活龙大队的稍少些。

公社知青办的两个工作人员，对于公社知青动态，每半个月都有书面材料报告给唐社长，因此，唐社长对整个公社知青情况是很了解的。

公社领导把郑良玉约到公社，主要是为了合营大队四生产队林茂莉的事。

林茂莉，18岁出头的成都姑娘，有着姣好的面貌和苗条的身材，但身体状态显得一般，，瘦瘦的，弱弱的身材，也有1米6左右的个子，只是身体太娇弱了，在田埂上行走，稍不留意，一阵大风都会被吹倒似的，因此，合营四队的知青都叫她“林黛玉”，“林妹妹”。她不论与谁交谈，都是一副娇滴滴的模样，说话瓮声瓮气的，与女青年交流还好一点，没有太过的做作，要是遇见男的，尤其是遇见帅气点的小伙子，不仅娇柔造作更上一层，还要想方设法找些闲话拖住你，让你欲罢不能，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听说下农村近二年时间来，也很少下地认真地劳动过，在知青组也是很少主动做事，由于她行为举止不太注意，难免或多或少地有男知青闻讯而来，本公社的有，外公社的也有，时间久了，生产队把她的事反映到大队，大队又反映到公社。

唐社长根据小队和大队反映的问题，又反复暗中去调查了几次，走访了合营四队知青和社员，确实应该把林茂莉这个女知青调换一下生产队，思考良久，才决定把她调到活龙大队五生产小队。

针对林茂莉的事，公社党委专门召开了扩大会议，公社领导、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公社各大队的大队长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对林茂莉这个知青问题，提了四条处理方案，其中一条，就是把林茂莉调到活龙大队第五生产队郑良玉这个组。郑良玉这个知青组，是整个公社表现最好的知青小组，这点，不仅生产队的社员认可，大队也认可，每次公社开会，活龙五队的知青都是要挂在口头赞扬的，当然，提到五队知青，自然就提到了知青组长，郑良玉。

整整一个上午的公社党委扩大会，从上午9点半开始到11点半，集中讨论的问题就是对林茂莉如何处置，讨论至始至终都处于激烈之中，看得出来公社和大队干部，对知青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把林茂莉调到活龙五队，交给郑良玉这个年青党员来管理。结论一出来，还没等到散会，张社长立即派人到活龙五队，通知郑良玉第二天上午到公社。

郑良玉到达公社时，己经快11点钟了，张社长和唐社长，还有二个工作人员正在公议室等她，郑良玉看见公社领导，热情地打了招呼，二位社长看见郑良玉按时来到公社，打心里头满意，在相互问候后，张社长先让郑良玉谈了一下最近活龙大队的知青动态，郑良玉都汇报得十分细致和准确，这令张社长十分高兴。

张社长客套话也没多说，直接了当地把公社党委会的决定告诉了她，当然，对林茂莉本人的情况，张社长也简短地做了正面介绍，其它方面都没有多讲。对于公社的安排，郑良玉也没有异议，还表示一定要管理好林茂莉，反正周素碧己经出嫁，空出的床正好安排林茂莉住，因此，对林茂莉本人，郑良玉相信自己的能力，在这点上，她要公社领导放心。

工作谈完，正值午餐时间，张社长留郑良玉在公社食堂吃了午饭，然后，郑良玉就返回生产队了。

林茂莉要来我们知青组的事，郑良玉回来后并没有给我们知青讲，只是说张社长找她汇报知青工作情况，但是生产队的干部，是接到公社通知了的。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收工前我刚记完工分回到家里，徐佩琼她们都还没回来。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与徐佩琼她们差不多大的姑娘，赶面杖粗细般的右手拉着一个皮箱，弱小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女式皮包，瘦小的脸庞上，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环顾着这个新的生活环境，嘴唇上的口红涂得红艳艳的，皮肤并不显得白皙，稍微还略带黄色，浑身没有丝毫生气，打眼一看就是一个娇柔的千金小姐。

我看见一个陌生姑娘走了进来，忙问：“你找谁呀”？这个姑娘回答：“这是活龙五队知青组吗”？我说：“是的”。正在这时，郑良玉她们几个回来了，郑良灿和神灯也回来了。郑良玉一看见她，对着她问：“你是林茂莉吧”，林茂莉回答：“是的”，郑良玉忙上前拉着她那双赶面扙细的手，对她说：“欢迎你来到活龙五队知青组”，接着，又把我们几个人都做了介绍，并对大家说：“这是公社调到我们组的林茂莉，今后大家又将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几个也齐声说道：“欢迎，欢迎”。

接下来，郑良玉领着林茂莉去了楼上，李尚芝热情地帮她提着皮箱，也随同上楼去了。等她把床铺收拾好，徐佩琼把晚饭也做好了，她朝楼上喊了一声：“李尚芝，下来吃饭了”，紧接着，郑良玉领着林茂莉下了楼，吃饭时，林茂莉就同郑良玉坐在一起。

吃饭期间，郑良玉对林茂莉说：“我们女生每天轮流做饭，你来了也一样，轮到你了就是你负责做饭，良灿和兴跃负责种莱园子，就不做饭了，我们每天很早就要起来上山割茅草，值日做饭的就不去了，上山割草良灿和兴跃都要去的，每天早饭后都要去生产队出工，有特殊情况要请假”，林茂莉听完郑良玉的说话，低着头默不作声，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算是知道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感觉林茂莉本质还是好的，虽说身体单薄，心地还是善良的，毕竟还是一个18岁左右的年轻姑娘。来到我们知青组后，轮到她做饭时，也照样尽可能做好饭菜，她挑不动水，都亲口请我或是良灿帮忙去挑，除了帮她挑水，就是煮饭炒菜，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尽量帮她，时间呆久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也增强了。林茂莉在这个知青组感觉到大家对她都是友善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时不时地还要唱上几首歌曲，以释放心中的心情。

但是，她这个人还是有点怕苦怕累的，生产队的活，每月出工不到一半时间，三天打渔，二天晒网，即便是出工，出工不出力还是有的，对于这些，生产队和郑良玉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她，什么事情对她而言都没做到那么逗硬和认真。对于她的工分评定，自然要比郑良玉她们低些了。

大约半年以后，林茂莉到活龙五队的消息，还是被追逐她的人知晓了，有些是知青，有的不是知青，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总之，打这以后，有意或是无意来我们知青点的客人，骤然之间频繁了起来。

这天，我刚下工回来，就看见两个陌生年轻人坐在厨房桌子的木橙上，林茂莉则坐在旁边。这两个青年人不知道是那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知青，也不知道叫啥名字，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矮点的胖子头顶有些秃了，长相很是一般，还随身带着一把质量好的二胡。瘦高个的小伙子长得很是帅气，穿着打伴象是一名学者，摆起故事来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在我们知青点的几天时间中，每天晚上都要给我们讲《一双锈花鞋》的故事，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就连李尚芝，徐佩琼也听得津津有味，每天都要讲到夜深人静时，才算告一段落，第二天晚上又接着讲，差不多讲了整整四晚，才把这个故事讲完。

拉二胡的微胖小伙子，一手二胡倒是拉得相当熟练，也拉得相当好，看来对二胡，还是有相当的造诣的。

二个不约而至的客人，在知青组呆了将近一个星期，每天的伙食都在这里吃，白天又有林茂莉陪伴，晚上睡觉，胖子与我挤在单人床上，瘦子与郑良灿挤在单人床上，心中即便不愿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在这几天时间中，林茂莉到底与二个小伙子谈了些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纠葛，我们也是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二个小伙子说话和气，言谈举止也合体，感觉并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是对林茂莉仰慕的追求者罢了。

打这以后，时不时的也有不认识的追求者来到我们知青组，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和良灿总要找出各种理由，拒绝他们在我们这里留宿，也是在款待他们吃了晚饭之后，就知趣地离开了。

其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么多追求林茂莉的青年当中，并没有一个人与林茂莉有结果，作为林茂莉这个姑娘来说，她有她的想法和追求，这点，对所有在农村插队时追求过她的人来说，也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罢了。

（36）

这年的十二月中旬，迎来了下乡后的第一场雪，雪不是很大，但整夜都不停歇的飘舞，一大早起来后，推开房门，外面白茫茫一片，屋顶、树上、田间、草丛都铺满了雪。

几天后，雪，终于停了下来。多日不见的太阳，悄悄地，羞涩地，从东面方向山背上爬了出来，懒散地，无力地向这片土地抛撒着阳光，或多或少地向正在屋角下的人们递送着温馨。

此时，潘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敞开了房门，孩童们顾不上还没溶化积雪的寒冷，在雪地玩耍了起来，成年的男男女女都站在屋外，边聊着家常，边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

知青们吃完早饭，女生们都上楼去了，我和良灿在厨房中收拾着，队长走了进来，直接对我说：“明天你和邹仕明，用马车把队上的甘蔗拉到西昌县城卖了”，我说：“听从队长安排，下午我们就把甘蔗装在马车上，明天吃过早饭就出发”。

当天中午，我找到邹仕明，告诉了他去卖甘蔗的事，他说：“队长给他说过了，我们现在就去场坝，把甘蔗捆绑好，装上马车”，我说：“要得，现在就准备好，明天一早就出发”。

生产队今年种植有20来亩甘蔗，现在，正是甘蔗收割的季节，下雪前的10多天时间，社员们就把成熟的甘蔗砍了回来，堆满了场坝，每家每户也按人头分配了，即便这样，也还有几万斤甘蔗堆在那里，除了留下明年的甘蔗种外，剩下的甘蔗都要想办法卖掉。

生产队种植的甘蔗都是青皮细根的，并不是米易产地的粗壮红皮甘蔗。红皮甘蔗大多都有糖厂收购，用于制做红糖，我们种植的青皮甘蔗，糖厂并没有来收购，或许这个品种的甘蔗，出糖率低，厂家不愿意收购，所以，生产队也只少量的种植了一些，增添一个品种而己。

其实，这种青皮甘蔗的糖份还是挺高的，皮薄，水份足，味甜，大家都喜欢吃这种甘蔗。

下午，邹仕明把马车赶到了晒场，卸下板车后，他就把马牵走了。这个板车还相当结实牢固，板车平面有一米五宽，两个车轮子都是马车专用的厚实的充气轮胎，轮子的轴心也是选用的钢芯轴承，轮胎加满气后，承载可达1500公斤，马车架子全部选用的上等木材，尤其是两边的木方，既厚实又牢固，相当于汽车的大梁，起到了关键的承载作用，中间都铺有厚实的木板，马车的两个边缘挡板各有一尺多高，马车的长度有二米五左右，中间车厢堆放甘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等邹仕明走后，我和二个社员，把甘蔗捆绑成一捆一捆的，每捆有30来斤，然后，我们就把捆好的甘蔗抬上了板车，为了能多装点甘蔗，就使劲地往上垒，其高度早己超过了挡板，数了一下捆数，己经超过1800斤了，没有再往上垒，为了路上安全，就找了二根结实的麻绳，把整个甘蔗连同板车又捆绑在一起，这时，邹仕明回到了场坝，又再次检查了一遍，该加固的地方又找来绳子，重新捆绑了一次，觉得没问题了，就叫我去保管室领了二杆称，拿回家放好，明天一早出发时，再把称带上。

第二天，没下雨，也没下雪，地，还是湿湿的，西北风一晚上就没停歇过，天亮了，仍然是继续肆虐着这片大地，寒冷，仍然侵袭着大地、植物和生灵。

我早上起来，匆匆地叭了几口饭，把最厚的衣服都穿起了，仍觉得有些寒风刺骨，但又没有更好的御寒冬衣，也只有将就了，我把黄色背包跨上，把二杆称拿上，就朝老槐树下走去。我赶到时，邹仕明己经将满载甘蔗的马车赶到了老槐树下了，看见我匆匆赶来，接过我手中的称，往马车上一扔，对我说到：“上去坐着吧”，我爬到马车前的位置，侧身斜坐在马车上，只见邹仕明鞭子一扬，马儿抛开四条腿，就开始朝前方便车道奔驰了起来。

活龙五队坐马车去西昌，要绕过灌溉农田的那条堰渠，堰渠的上面，紧靠山边，有一条不到三米宽的乡村泥土便道，这条乡村便道从活龙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马鞍山开始，沿途经过活龙大队二队，四队，五队，六队和七队，到七队为止，然后左拐进入另一条便道，顺着这条便道一直往芦山邛海的方向走，到达邛海，就进入国道，然后继续往西昌县城方向走，全程有近60里地，路较为平坦，也宽，当地农民一般都不会走这条路去县城，因为太远了，他们要进县城，都是走马鞍山，马道的小路，要近一半的路程。我们是赶着马车走路，只有走这条泥土乡村便道，前往西昌县城了。

出了村子，邹仕明逐渐打开了话匣子，同我聊了起来，我对他说：“下乡二年多时间，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环绕芦山去西昌，这条道，今天可以熟悉一下了，同时，也可以看看这一路的风景”，他说：“只是要走好几个小时，风又大，又冷，为了安全，我们还不能跑快了，尽量走慢点”，我说：“一切听你安排”。

邹仕明，是活龙五生产妇女队长扬国秀的老公，50岁不到的年龄，1米65左右的身高，身体显得瘦瘦的，他不抽烟，但喝酒厉害，每天都离不开酒，多少都要喝点，浑身才觉得舒服；他腊黄的脸庞上时常都堆满了笑容，不论是谁，见面时都笑嘻嘻的；他没有读过书，自己的名字还是会写的；村上的男男女女，不论老少，他都喜欢开个玩笑，自己给自已找乐子；不论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穿着羊皮背心，遇到寒冬腊月，里面最多加了一件稍厚点的绒衣，外面仍然穿着羊皮背心，一根麻绳系在羊皮背心上，就算过冬了。

他在活龙五生产队赶马车有些年头了，成都知青还没有插队之前，应该是自然灾害那几年吧，在一次外出赶马车的任务中，发生了事故，由于道路崎岖，高低不平，在一弯道处，弯道右边又有一个一米多深的坎，他当时急着赶时间，手中的鞭子使劲地往马背上抽，马儿受到惊吓，忽然向前冲了出去，恰好此处路高低不平，又在弯道坎坎边，马车上的货物，连同马儿本身倾刻之间就向右侧倾斜，转眼之间就朝坎下翻了下去，整个马车连同车上的近2000斤的货全部翻了下去，重重地压在他右腿上，就这样，他的一条右腿，被活生生的压断了，当时人就疼痛得昏死了过去，幸好过路的农民发现及时，赶紧通知他的家人，生产队又去了好些社员，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县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一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他现在这条假腿，是在成都来安装的，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拖着这条假腿在赶马车，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从没喊过苦，也没叫过累，整天乐呵呵地生活或是劳动，从这点来看，他是一个毅力坚强的男人，他并没有因为失去一条腿，就消沉下去的人，就失去生活勇气的人。因此，我从内心是敬佩他的，这次去西昌卖甘蔗，我都要主动的多干点事，以减轻他的压力。

路上，我问了他断腿的事，他把详细经过都叙述了一遍，至始至终，脸上都带着笑容，似乎并没有发生过，乐观，开朗，对生活一直充满着信心。说话间，他坐在马车上，把那条断腿上的假肢取了下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断腿，截肢的部位刚好在下半身的上部位置，大概留有不到8寸的大腿，整个切割的大腿肌肉都是老茧，这是这么多年的假肢装在腿上，磨出来的厚厚老茧，也没见红肿的痕迹，只露出七、八寸长的腿根部，用来安装假肢。

我问他现在装上假肢疼不疼，他说疼是不疼了，只是走路很慢，不能挑重担子了，其他的，虽然活动不是很灵活，时间久了，还是能够适应的。听了他的遭遇，看了他的断腿，心中不由泛起阵阵的痛楚，是难过还是同情，也只有埋在自己心中了。

他说，在成都安装假肢的那段时间中，他还去过天府广场，武候祠，杜甫草堂，春熙路，盐市口等地方，算是见识了成都的繁华景象了。

一路上，风，仍然刮着，偶尔停滞几秒，紧接着一股更强的风又扑了上来，尽往脖子里面钻，我不由自主地把领口捂住，仍然抵不住风要往里钻。这样的环境，好在早己适应了，即便感觉寒风刺骨，也任凭它去了，只不过，我的一双手早己冻裂了，没有手套，也没有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手和脚都己裂开，好在年青，还抗得住生活环境给我带来的种种磨炼，这几年的农村生活，农村环境，也都习惯了。

雪虽然停了，但乡村泥土便道仍然是泥泞的，道路崎岖不平，邹仕明尽量让马车行驶得慢些，一是车上堆满了甘蔗，二是还有一个知青在车上，他要保证马车安全，即便晚些到县城，只要不出事故，就万事大吉了。

马车行驶得很慢，我坐在马车上，仍然感觉颠簸得厉害，道路太烂了，又湿滑，从生产队出发，一路上就没看到几个行人，马车沿着这条泥泞的泥巴路，依旧在缓慢而艰难地前行着。

还没走出芦山，都走了好几个小时，在一处宽敞的路边，邹仕明把马车停歇了下来，他要让马休息一下，同时，又从随车带的马料口袋中，用一个簸箕抓了些马料，送到满身棕色的马儿嘴边，马儿，一见到马料，欢快地尽兴吃了起来。

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又上路了，补充了马料的马儿，精神头又足了起来，虽然仍是慢行，马儿的四条腿明显有了劲，轻松地拉着马车向前迈进。

马车终于绕出了芦山，我们进入国道了，一拐入国道，路平坦多了，邹仕明扬起了鞭子，加快了步伐，马儿小跑步地在国道上奔驰，速度明显快多了，没走多远，就看到邛海了，到了邛海，离县城也就10来里路了。此时的国道上，来往的汽车并不是很多，公路是湿的，汽车驶过时并没有尘埃扬起，路上骑自行车的偶尔往进城的方向骑行，行人极少，因此，我们的马车走起来感觉轻松多了。

从邛海到县城的公路，有12米多宽，我们经过了卭海，经过了西昌汽车修理厂，沿途公路两旁的大树整齐的排列着，每隔三米，就是一棵大树，虽说是冬季，看不见枝繁叶茂的景观，但如此整齐的护路绿化规划，也是相当到位了。大树的两边，都有50厘来宽的排水沟，沿着公路两侧，一直延伸到县城。

我们大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抵达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从生产队到县城，我们足足在路上走了七个多小时，安全到达县城，邹仕明舒心地笑了，他把我领进马店，登记了住宿，每人每晚二角钱，然后，他把马车拉进院子，把马车卸了下来，牵着马来到了后院，后院中有七、八匹马栓在那里，他找了一个位置，把马栓在柱子上，又给马上了料，就回前院住宿的铺位了。

我还是第一次住马店，一走进马店，一股刺鼻的臭味迎面袭来，有马尿的臭味，有马粪的臭味，有彝族人身上的异味，有马店简易厕所散发出来的臭味，同时，还混杂着马店本身存在的异味。我看了一下住宿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床，一间大通铺的房子里，两排的地面上放有垫子，每个垫子有一米宽，一个紧埃着一个，这边有15个垫子，对面有15个垫子，垫子全都是湿润润的，垫子上面，都配有一个黑乎乎的枕头，还有一条黑得看不出颜色的又有些湿润的毯子，这样的垫子、枕头和毛毯，估计开店后就没有洗过，我仔细看了一下垫子，垫子上的跳蚤、虱子和臭虫随处可见，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我在农村见多了，也不在乎，当下躺在垫子上休息了一会，邹仕明也躺在我的旁边，我们俩相互闲聊着，大通铺里还有10来个中老年彝族人，也坐在垫子上，嘴上不停地抽着卷烟，烟雾在狭小的屋子里弥漫，呛得我十分难受，但又没有办法干涉人家，只有忍受着。

在垫子上躺了个把小时，我对邹仕明说：“我们出去走走，把饭吃了回来”，说着，我俩翻身起来，他去马车上拖了一根甘蔗，砍成两节，递给我一节，我们就出马店了。

县城不大，没一会功夫，就来到广场，顺着广场往下走，就是西安南路，顺着西安南路往前走，不远处，就来到蒋叔叔家，蒋叔叔家在公路边上，他家斜对面，迈过公路，就是汽车站。

我领着邹仕明，来到蒋叔叔家，推开门，正好，蒋妈也在，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后，把邹仕明也做了介绍，同时，把今天进县城的目的也说了。我对蒋叔叔说：“明天早上开始，我们就在汽车站门口卖甘蔗，卖完了就回生产队”，接着我又说：“吃住你们不管，我们住在马店的”。在蒋叔叔家坐了一会，我和邹仕明就离开了，此时，天色己晚，是吃晚饭时候了，在回马店路上，我们随便找了一家面馆，各吃了一碗面条，邹仕明又要了二两泡酒，吃完饭后，我们就回马店了。

第二天一早，没雪也没雨，但天色仍然是阴暗的，北风照样咆哮着，吹得地面上的纸屑，树叶四处飞扬，好在地面仍是湿润的，尽管风使劲刮着，也没有灰尘飞起来。

我和邹仕明起来后，在马店门口的饭店吃了稀饭，馒头后，就转回马店，套上马车，然后直接把马车拉到汽车站售票处的外边，这里地势宽阔，人流量很大，在这摆摊卖东西的还有好几家，有卖香烟火柴的，有推着车卖小吃的，有卖水果的，有擦皮鞋的，我们的马车去得早，就占了一个好位置。

邹仕明把马车卸了下来，我从马车上拿了10多根甘蔗，对他说：“你等我一下，我把这点甘蔗给蒋叔叔送去，马上回来，然后你再把马牵回马店”，他回答说：“要得”。我把甘蔗放在肩上，径直向街对面走去，推开房门，蒋叔叔上班去了，蒋妈在屋子背后的菜园子打整菜地，恰好，蒋叔叔的二个娃娃都在家，老大蒋源长与我岁数差不多，老二蒋跃先小我二岁，看上去也是老实巴交的孩子，话也不多，看见我推门进来，客气的招呼着，我把肩上的甘蔗取下来，放在地上，对着他们说：“我就在汽车站门口卖甘蔗”，说完，我就离开了蒋叔叔家，左右看了一下没有车辆过来，几步跨过马路，回到了马车旁，然后对邹仕明说“你把马牵走吧，下午晚点来接我”。

邹仕明回马店后，我把称取了出来，然后解开一捆甘蔗，开始卖起了甘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生意，甘蔗的卖价我己经打听到了，我们这种青皮甘蔗，只能卖五分钱一斤，粗点的红皮甘蔗要贵一分或二分钱。

生意还是有的，站了一会，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买我的甘蔗了，一般的人都只买一根，偶尔也有买二根甘蔗的，甘蔗细根，一根甘蔗也就二斤半左右，每根甘蔗就值一角二分，或是一角三分钱。

我站在汽车站门口，身着单薄的衣衫，任凭寒风对我的侵袭，一门心思放在卖甘蔗上，对于自身的寒冷，己经不是很在意了。

邹仕明下午牵着马来接我的时候，天己经暗了下来，汽车站候车室都亮了灯，我一看见他牵着马来了，数了一下钱，才七元陆角捌分，我对他说：“生意不好，今天只卖了七块多钱，看来这几天也卖不完了”，他说：“慢慢卖，反正卖完才回去”。

第二天和第三天的生意要好很多，甘蔗大部分都卖出去了，又收回60多元钱，第三天他来接我时，我说：“剩下的甘蔗，估计再有二天时间能卖完了”。说完，他已套好马车，然后返回马店，卸完马车，我们在附近吃了点面条，就回来睡下了。

大概是晚上8点半左右的时间，马店的大通铺房间里基本上是住满了的，80％都是彝族同胞，其余的是附近公社赶马车的农民，虽然都躺在床上，其实大家都没睡着，聊天的，喝酒的，抽烟的，都没闲着。

这间房子，就只吊着一个15瓦的电灯泡，在这昏暗的灯光下，各自做着各自的事，酒味，烟味，以及身上散发出来的异味，充斥着这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间，散也散不出去。

正在此时，在房门外，听见有人喊我名字，“兴跃、兴跃”，连喊了二声，我感到很是突然，爬起身来一看，是蒋叔叔在叫我，蒋叔叔身后，父亲高大魁梧的身影显现在我的眼前，看见我站起来，二人都走进了房间，来到了我住的大通铺前，我赶紧迎上前去，诧异地望着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只看见父亲仔细地观察着马店周围的环境和大通铺上挤满了的彝民，以及这脏乱臭气熏天的房间，或许这里的环境现状太出乎父亲的想象，只见他阴沉着脸，慢慢地眼角浸出些许的泪花，朝我挥挥手，说道：“随我去汽车站”。蒋叔叔一直抽着香烟，也不说话，看见父亲招呼我，我赶紧给邹仕明说：“我爸来了，今晚我在汽车站住，明天早上在汽车站门口等你，你直接把马车赶过来”，说完，我就跟在父亲的身后，往汽车站去了。

回车站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蒋叔叔也不说话，到了蒋叔叔家门口，蒋叔叔对着父亲说“我就回家了”，父亲也只是嗯了一声，闷不作声的领着我来到汽车站伙食团，这么晚了，食堂居然还在营业，父亲径直走进食堂，对着厨师说着什么，然后出来，陪我坐在桌子的木橙上。

果不其然，父亲给我点了好吃的红烧肉，还有一盘抄腰花，一碗鸡蛋汤，我虽说晚上吃过一碗面条，但是看见这么好吃的菜肴，内心也是想吃得很，菜端上桌后，父亲叫我吃，他自己吃得却很少，一脸的凝重，现在也没有散去。

吃完夜饭，父亲又带我去洗了一个热水澡，浴池里没有其他人，只有我父子俩，洗澡时，他用毛巾细心地给我搓洗着身体的各个部分，手、脚、背、前胸，都用毛巾仔细地搓着，或是我身上太脏了，好久没这么洗过澡，因此，身体的每个部位洗得那么认真，轻柔地搓着，我偷偷地扭头看了看父亲，他边擦洗着我的身体，眼角的泪花却一直在缓慢的流趟，淋浴间的热水与父亲的泪水交溶在一起，己经分不出是泪还是水了，所有这些，都映入了我的眼帘，此时，我深深感悟到，父亲心中是特别地难受的，他只能用这种替我搓澡的方式弥补着什么，想到这里，猛然间，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又怕父亲看见，只有不停地用手抹着眼睛，抹掉泪水，这细小的动作，还是被父亲察觉到了，只当不知道，仍然耐心地洗去我身上的污垢。

汽车站的淋浴水还是挺热的，洗澡时一点都不感觉到冷，洗完澡，然后就上楼，住进了汽车站驾驶员的专用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父亲简单地把家里情况讲了一下，就说兴建、兴容、兴棣都很好，都开始上学了。接着，又给我拿了10元钱，叫我明天去买一件厚点的衣服和棉绒裤。对于父亲的爱，我心中是清楚的，虽然双方平时没有更多的交流情感，但平时的言谈，举止，眼神以及行动，己经汇集成一股情感，深深地埋藏于我的内心深处。

父亲要出车，起得很早，我也跟着起来，吃完早餐后，父亲径直朝客车走去，在汽车驶出汽车站那一刻，父亲扭过头来望了我一眼，泪水仍然在他眼眶中滚动，我紧紧跟着客车追了出去，眼含泪花的目送着父亲的客车缓缓地驶出汽车站，直到父亲的客车缓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此时，是凌晨6点30分，天还没完全亮，这么早，邹仕明不可能这么早来到汽车站，因此，这个时候，我只有在汽车站的候车室等待邹仕明马车的到来。

剩下的甘蔗，在父亲来后的第二天中午，我就全部卖完了，共计收入92元6角，基本达到任务目标，也还算是可以了。这趟出差，共计用了五天时间，虽然天气很寒冷，住宿条件很脏，很差，很乱，但这次有幸与父亲见了一面，心中还是相当高兴的。

卖完甘蔗的中午稍后，我们在汽车站吃了面条，我又去蒋叔叔家告知了一声，说回生产队了。然后，我们驾驶着空马车，依然沿着来的路，往生产队的方向驶去。

（37）

四清运动，这个曾经发生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碰巧让我这个16岁的下乡知识青年赶上，并参加了。

说实话，当初，我并不知道这是四清运动。那是1966年底发生的事了，某一天，经久公社活龙大队五生产队突然来了一群干部模样的人，带队的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妇女，40来岁，身材不是很高，略显富态的脑袋，冬瓜般的矮小，胖乎乎的圆脸上，看不出是笑还是哭，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

在公社干部的引领下，这一群人径直走进生产队仓库，此时，这群穿戴干部模样的人，刚一到村口，就引起了社员的好奇，一群穿得破烂的小屁孩，尾随在他（她）们的后面，稀奇地指指点点，叽叽喳喳麻雀似的不停地议论着什么。

这伙人刚到生产队仓库，队长扬国秀，会计潘守成，民兵连长卢本志，贫协主席潘伦纪等队干部闻讯后，也陆陆续续的来到仓库。除了队干部，仓库大门外还有一群社员在围观，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带队的女干部扯起那鸭子叫般的嗓门，说道“把队上的党团员全部通知来开会”，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动作要快，抓紧点”。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活龙五队的党员和团员都到齐了，党员只有三人，包括郑良玉，团员有四个，包括我在内。

原来，带队的矮个子富态女干部是西昌县派驻经久公社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姓刘，随同她来的都是县里派到公社的四清工作组的队员，共有18个人，都是负责经久公社的四清工作的。

看到人都到齐了，刘队长开始讲话，她说“目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毛主席再三强调《要牢牢不忘阶级斗争》，因此，现在全国上上下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要把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地富反坏右，重新的梳理一下，重新清理和划分五类分子，把漏网的五类分子一个不漏地统统挖出来”，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县里对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十分重视，又个公社都派出了四清工作小组，经久公社的四清运动，由我们来的18个干部负责，当然，这次运动要充分发挥每个生产队党团员的骨干作用，主要工作压力要放在基层，工作组人员要分工负责，每个工作组成员至少负责四个或五个生产队，每天晚上都要与基层骨干碰头汇总工作进度，活龙五队的四清工作，由郑良玉和潘守成同志负责，工作组的许倩同志，负责活龙四队、五队、六队和七队的牵头”，说完了后，又强调了一下：“整个经久公社四清工作就从今天正式开始了”。

刘队长讲话完了后，工作队又有几个队员讲了公社四清工作组的具体运行过程，以及注意事项：一是深入学习中央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四清工作的文件；二是要吃深吃透文件精神；三是要把握政策界线；四是要充分发动群众；五是要把埋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个不漏地挖出来；六是慎重地划分黑五类分子。接着是公社干部讲话，再三强调要按照工作组制定的步骤全面展开四清工作。

生产队的干部和我们几个党团员，虽然搞不清楚这次四清运动，有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和作用，但是，也必须依次表态，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表明了态度，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到这次轰轰烈烈地群众运动中去，认真组织群众学习中央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充分发动群众，把隐藏在队上的黑五类份子清理出来。

动员大会持续到下午快收工的时候，闻讯而来的社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仓库大门口，尽管天气寒冷，穿得也破破烂烂，全然不顾冷风刺骨，全都伸长了鸭子般细的脖子，个子矮的惦起脚跟，使劲地往前拥挤，想看清楚今天生产队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惊天大事，来了这么多穿干部服装的外来干部，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他们都是见过的，象今天这样突然间冒出这么多的陌生面孔，齐刷刷地拥挤在仓库里面，整整呆了大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正在大伙伸长脖子，使劲往里瞧的时候，仓库开会的也刚刚结束，还是由公社干部领头，朝仓库门口走去，围堵在仓库门外的社员，见状纷纷闪开一条米来宽的通道，目送着这一群干部模样的四清工作组，走出了仓库，走出了生产队，然后朝着公社方向走去，最后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等工作组的人都离开生产队后，留在仓库里开会的队干部和党团员，又在一起开了一个短会，郑良玉作为活龙五队的四清工作队的联络人，同时又是这个小组的组长，牵头做了发言，也就是活龙五队的四清工作该如何进展，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今天是动员会，我们生产队从明天开始，按照工作组的部署，集中生产队全体社员学习文件，从学习进程来看，是十五天的文件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是社员讨论和交流学习心得，也是十五天时间，把这二个阶段完成后，将进入实质性的捡举揭发阶段，因此，我们这个小组要有思想准备，把这次的四清工作做扎实，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生产队长扬国秀，自四清工作组进了仓库之后，脸色始终阴沉着，心情显得格外沉重，自始自终一言不发，四清组长讲话期间，都会间隙地鼓掌欢迎，她也跟着鼓掌，看得出来，显得极不自愿，脸上皮笑肉不笑的，直到工作组的离开。她在工作组到来后的丝丝表情变化，潘守成都看在眼里，后来潘守成告诉我，说她的家庭成份是中农，正好是这次四清运动审查的对象，看来，她这个队长当不成了。其实，自我下乡二年多时间来，我对扬队长的印象是不错的，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敢干，敢说，敢做，社员们都挺喜欢她的。哎，谁也料想不到，又一个政治运动来了，又有啥办法呢？在实际生活中，不管怎样，现实是无法拒绝的。

活龙五队的党员，一个是会计潘守成，一个是贫协主席潘伦纪，一个是郑良玉，团员一个是邹学全，一个是我，因此，四清工作组安排布置的工作，在依靠进村工作队员的基础上，所有的工作全落在了党团员身上，生产队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只起到配合和协调的作用，整个运动过程，完全由四清工作组掌控，因此，我们生产队的日常四清工作，基本上落在郑良玉身上了。

工作组都离开生产队后，仓库门前的人群还没有散去，队干部和党团员还在里面开着小会，他们在等待仓库里面的人出来，都想打听一下，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整得兴师动众的，显得神神密密，不打听过所以然来，围在仓库外面的人是不会轻易散去的。

村干部和党团员只在仓库里面呆了半个小时，决定了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晚上饭后在仓库里面集中学习半个月，除了15岁以下的孩子，成年人全部都要参加。

扬国秀回到家中，苦瓜着脸，闷闷不乐，丈夫邹仕明坐在椅子上，扶模着自己的那条断脚，看见妻子满脸地不悦，忙问她，“你怎么啦，谁惹你生气了”，扬国秀低着头，闷声闷气地回答：“又要搞四清运动了，重点是五类分子，看来，我这队长干不成了”，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忙着做晚饭去了。

饭刚做好，儿子邹佰成推门进来了。邹佰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年龄与我差不多，他矮小结实的身材，粗壮的胳膊，胸部隆起的肌肉，壮实得象条小牛，仅从体形来看，就与他父亲邹仕明形成强烈的反差。

儿子是一个不爱表现自己的人，又没读过几年书，因此，沉默寡言是邹佰成的一个特点，虽说少言，他心中跟明镜似的，对事物有自已的鉴别能力，在村子的同龄人中，他与我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虽说不及邹学全、邹仕先那么亲密，也算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了。

儿子收工回家，扬国秀是知道的，只是今天心情不好，没有搭理他，她把今晚煮的青菜和中午剩下的花生米端上桌，又把饭盛好，才喊了一声娃，“吃饭了”。邹佰成刚坐在橙子上，就发现父母亲脸色不对，也不敢说话，一家人各有各的心事，都没有说什么，全都闷起埋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夹菜的声音，一直到吃完饭，都没有说话，这与往常吃饭时又说又笑的场景，是有点太不寻常了，吃完饭，又各自忙活自己的事去了。

在没有正式撤销杨国秀队长职务之前，杨国秀还是履职的，第二天吃过早饭，上工时间，大槐树下己经站满了等候分派任务的社员，杨国秀见大家差不多都来了，在派工之前，还是告知了大家，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到仓库开会习的决定，时间是15天。紧接着，就安排了当天具体的农活，随着生产队长的派遣，社员们纷纷杠着各自的农具，干活去了。

农民是质朴的，听话的，晚饭刚过不久，三三两两的社员，陆续往仓库汇聚，或许是社员们意识到这次会议不同寻常，都比往常的开会，来得更早，人来得更齐。来开会的女社员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仍然在充分利用宝贵的时间，有带谷草来搓绳子的，有带包谷叶子来打草鞋的，有抱着婴儿来喂奶的，中老年男人们还是离不开旱烟袋，尤其是开会，那是必然要随身带来的，姑娘们自然聚在了一起，吱吱喳喳地听不清楚说了些什么，小伙子也有自己的小团伙。

仓库进门的正中，仍然是会议室的中心，中间摆着一张陈旧的大方桌，四清小组的许倩，队干部和党团员坐在大方桌的四周，走进仓库的社员仍然是自己找座位，做活路的妇女和中老年人，纷纷走进最靠里的两侧，这拨人把位置占完了，后来的社员只得前移。

今天的会议，主持人由杨国秀换成了郑良玉。

此时，天还没有黑尽，仓库外面，太阳躲进山背后不是太久，残阳依稀地挣扎着力气，来释放出最后的余晖。天空中的月亮勤快地，早早地露出脸来，似乎在与太阳一争高低。天并未完全黑，百米开外在道路上行走的路人，依稀可见。

会议快要开始了，此刻，间歇地，有一个或二个社员，悄悄地遛进仓库，害羞地，眼睛四处寻找着可以去坐的位置。

看见人差不多到齐了，仓库里除了堆放的粮食和些许的农具，就是所有的旮旯角角里都挤满了黑乎乎的脑袋。仓库六盏马灯同时亮了起来，在昏暗的，充满着烟草味的仓库中，忽悠忽悠地闪烁着自身的光亮。

郑良玉宣布会议开始了，她首先介绍了四清工作组许倩同志，接着，又讲了这次四清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同时要求大家在半个月的学习文件中认真听讲，排除杂念，集中精力参加每一次的学习任务。

郑良玉讲完，马倩代表四清工作组又进行了动员，同时谈到这次运动的重要性，在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牢牢不忘阶段斗争，把握斗争大方向，敢于捡举揭发暗藏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马倩这个女孩子年龄并不大，20岁出头，看起来与郑良玉差不多，清清秀秀的脸庞，苗条的身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刚从大学本科毕业没两年，分配在县财政局工作不久，就被抽调到县四清工作队来了。

马倩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政治任务，讲起话来声音细嫩，坐在远处的不静下心来，还听不清楚她讲了些什么。她所讲的内容，应该都是在集中培训中反复强调的，因此，她也是遵循工作要点，做了条款规范和应有的发言。

小马循规蹈矩的代表工作组讲完话后，郑良玉宣布开始学习中央文件。仓库中间四方桌上，己经堆叠了好几本厚厚的书籍，看到整齐刷一的印刷规格后，就知道是从印刷厂成批量印制的，全国统一的学习资料了。

潘守成从桌子上厚厚的一叠书中，按顺序地从上面拿起一本学习资料，大声地阅读了起来。满屋子的社员们，都静了下来，认真仔细地听着中央文件，打草鞋，搓草绳的动静减少了许多，虽然都没停下手中的活路，但动作明显减慢了许多，响动自然也弱了下来。

此时的仓库里面，全部都在聚精会神的听潘守成阅读，偶尔，也能察觉到抽叶子烟时“吧达，吧达”地吸烟声。

夜，渐渐深了，月亮的光亮依旧履职地腑瞰着西昌盆地，寒冷的北风，不分白天和黑夜，全然不顾生灵的感受，照样肆虐着这片土地。

此刻此景的经久人民公社，所有的生产小队都在四清工作组的统一安排下，从这一天晚上开始，全部都进入了闭门学习的阶段，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下，作为中国农村的农民，除了听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除此之外，又能怎么样呢？

潘守成阅读了几个文件后，郑良玉又接着往下阅读，瞧这个阵势，今天晚上要把这本资料传达完，才能回去睡觉了。

这样的填鸭式的学习，既枯燥又乏味，两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这本资料还没有读完，原本还在耐心听的社员，也开始有了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搓草绳，打草鞋的声响频率加快了，外出上厕所的，抽烟的，小声摆龙门阵的，多了起来，比起刚开始阅读时，明显地噪杂了起来，杨国秀见状，忙招呼大家安静下来。

第一天的文件传达，一直接近夜里11点半左右才结束，潘守成，郑良玉，卢本志三个人在昏暗的油灯下，费力而认真的阅读着，口干舌燥，每隔10来分钟就要喝一口水，长时间的阅读，潘守成嗓子都有点沙哑了，好在都是年青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村民们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带来的现实，200多号人将近五个小时困在仓库窄小的空间里，睡也不敢睡，动也不敢动，一听说会议结束了，不少人似乎还在梦中一般，蓬松着快要睡着的眼睛，晃悠晃悠的慢慢站起来，还有二个老头，在仓库的粮袋上，扒在上面己经睡着了，旁边的人使劲反复摇晃他：“起来，会议结束了”，这才晃悠悠地爬起来，仔细一看，开会的人群都己经快走光了。

工作组小许，队干部和党团员等社员们都散去后，简单汇总了一下今天的传达会议，认为还是不错的，开会人数，学习资料份数，学习时间，都符合工作组要求，最后，又把明天晚上学习资料确定了一下，然后，也都返回家了。这么晚了，小许不可能回公社去，她就随同郑良玉回知青组了，今晚，她也只能与郑良玉挤一挤了。

其实，第一天晚上的文件学习，村民们再没有文化，听了文件资料中传达的那些事，心中就己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不是在给农村传递好的惠农政策，而又是一次政治运动了。生产队中的贫困成份的农民，心里盘算着，这挨不咋的边。但是，村子里面的富农，中农成分的，心中就七上八下了，文件才传达没有多大功夫，屁股上如坐针毡，尽管是寒冬，脑门上的冷汗不由自主地浸了出来，好在煤油灯不亮，在昏暗的角落里，也没有人注意到。散会后回到家里，啥事也不想干了，或是傻坐在煤油灯下，呆呆地沉思着，或是连鞋子也没脱，直接躺在床上，思量着在这次运动中，又不知要挨多少次的批斗了。

第二天和之后时间的文件传达，人己经没有第一天这么多了，不少年事己高的，事先就请了假，不是说身体欠佳，就是称家中有事，反正换着花样不来开会。当然，这只是成分没有问题的敢请假了，至于成分不好的，就是真正生病了，也不敢请假，而且，每晚的学习，还得比其他人早到，中途上厕所，都要赶紧回来，也不敢坐在墙角角里了，都坐在大方桌的周围显眼的位置，用事实证明，我每天晚上的学习都是参加了的，并坚持到会议结束。

在这几天晚上的阅读文件时间中，我悄悄地向贫协主席潘伦纪打听了生产队有多少是中农以上成份的，他告诉我，这个生产队在解放初期土改时，国家就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活龙大队的土地都是当时一个地主所有的，这个大队的农民在解放前都是租种的土地，每年都要向地主缴纳收成70％的粮食，剩下的食才是自己的，基本上都不够维持到来年，只得弄些野菜或是其他可充饥的来维持。因此，活龙大队还没有地主成份的情况，活龙五队现在有二个富农，五个中农，一共是七个人，都是当时土改时按照当时的政策划定的，后来成立互助组，再后来成立人民公社，这七个人都居住在潘屯，人民公社时，也就划在了这个生产队了。接着，他又告诉我，扬国秀就是中农成份，估计这次运动，她这个队长当不成了。

潘伦纪，解放前是地主家的长工，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连贫农都算不上，是真正的雇农，人又矮小，最多一米五的身材，又黑又瘦，长得又非常丑，等边三角形的眼睛，摆在V字形，皮包着骨头的脑袋上，嘴巴显得特别的大，张口说话，口腔中仅剩下几颗的牙齿又黑又黄，两个鼻子孔永远是上翻的，鼻毛鼻屎全都露了出来，他一点都不在乎，好在村子里的人都见惯了，陌生人初次与他见面，都要被吓得躲得远远的。他大字不识一个，或许是他在队里是最穷的，评选贫协主席时，也只有他够格，就把他选上了。

潘伦纪快40来岁时，才和一个寡妇结了婚，寡妇是外乡人，前夫结婚后不久，因患重病去世了，经人介绍，就嫁到了潘屯。婚后，给潘伦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伶俐，乖巧秀气，一点都不象潘伦纪，可惜的是，娃娃三岁时，在一个某一天的傍晚，社员们都收工在家做饭，这个娃娃和村上的三个同龄孩子在门口的水塘边玩耍，突然，一只强壮的公狼潜入了进来，看见几个小娃娃在水边，猛然冲了过来，张开大口，一口咬在潘伦纪娃娃脖子颈上，叼起就朝乱葬岗跑去，其他娃娃见状，大哭了起来。此刻，正好被一个社员挑水时撞见，立即大喊起来“狼叼走娃娃了，狼叼走娃娃了”，这一喊，整个村庄的人拿起锄头扁担，全都冲出屋来，潘伦纪一看，是自己的娃娃被刁走了，更是加快了步伐追了上去。全村的近百号人都在喊“打狼，打狠”，喊声惊动了四队和六队的社员，纷纷也把锄头扁担拿在手中，从四面八方追了上去。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喊声，齐刷刷地向狼追了上去，狼在前面至少有50多米的距离，口中刁着个娃娃，自然也累得不行，看见到处都有人朝它追去，在跑到乱葬岗山上的位置时，丢下被咬伤的小孩，快速地朝山上狂逃而去。娃娃是捡回来一条命，但脸颊的右边大部分位置，却永远留下了一排明显的狼牙印，这么一个漂亮可爱的男孩，算是毁了。

四清运动第一阶段的文件传达，经过半个月的宣读，基本上算是结束了。结束学习的这天晚上，工作组来了好几个人，从他们堆满笑容的脸色看，应该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感到满意，驻队的小刘和郑良玉每天都有书面总结汇总，活龙五队的情况他们心里是清楚的，不然，也不会表现得这样轻松。

今天晚上来，无非是安排第二阶段的工作任务，第二阶段是务实的工作，活龙五队现有的七个富农和中农，都要逐个地汇报自己这些年中的所做所为了，同时，还要对照政策，看有没有新的坏份子产生，总之，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松懈下来。

在布置了新的工作后，根据当前四清工作的进度和安排，工作组通知公社所有生产队休息一周，然后再展开第二阶段的工作。

在这一周时间内，最难熬的是清整对象，活龙五队的情况也是一样。杨国秀在没有宣布免职时，还是在安排生产，看起来思想也是有准备的，心态自然平缓了许多，从能力上来讲，在当时的农村，也算是相当强的了。这一天，我在计工分的时候碰到她，她有意识地把我叫到一旁，述说自己的心事，她说：“我这个队长，看来她没有几天时间了，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以后好改正”。说心里话，我也才16岁，对于政治运动，也没有经历过，更不知道这次四清运动的目的，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只得安慰她说：“我来到生产队二年多时间了，都是你在安排生产，对我们几个知青，平时也很关照。说实话，你是一个称职的生产队长，当然，这次运动中，仅仅因为成份的关系，就把你免职了，那也没有办法，这是政治运动，我们只能顺应，话又说回来，就是你不当队长了，在其他方面没受冲击，还是值得欣慰了”，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知青来这二年多时间中，没有发现你存在什么问题，又没有乱用权力，贪污腐败，对所有社员都好，工作又称职，这次运动中应该会平安着陆”，她听了我的劝慰后，心态平和多了，原本飘荡在脸上的愁云，开始慢慢地散去。

才隔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潘邹氏又在我去田间计分的时候找到了我，或许是她观察到杨国秀找过我，我平时在生产队与所有的社员都相处得不错，她来找我述说心中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潘邹氏六十多岁了，年轻时嫁给姓潘的人家，丈夫在她30来岁时重病去世了，丢下一个10来岁的男孩，本人姓邹，丈夫去世后也没再嫁，时间久了，村里人就叫她潘邹氏，真正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

潘邹氏个头不高，堆满皱纹的脸上，乌云密布，也许解放初期经历过类似的政治运动，说话相当小心。她走到我面前，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出来，满肚子的担忧，压抑在心头。见她欲言又止，我直接了当的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划定为富农的，家中到底有多少财产”，见我问话，她说道：“成份是解放初期，土改时划的，当时，家中有几间砖瓦房，还有一条耕牛，自己有几亩地，还有一些农具，就这些”，她说的这条件，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中后期，现在的农民差不多都具备，耕牛也有农民自己饲养的，可是在解放前，具备这样条件的肯定少之又少，难怪被划定为富农。

看到她满怀担忧的表情，也只得宽慰她几句，于是，我对她说：“我们知青来这里二年多时间，并没有看到和听到你做了什么坏事，也与其他社员一样出工，从政治方面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相信党，相信政治，会做出公正的评价”，听了我的宽慰后，似乎心情的压抑有些缓解，然后，就去忙田里的农活了。

一周以后，四清工作正式进入第二阶段，也没有厚厚的学习资料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方桌上堆了几百份表格，每家每户都要填写，每户的户主，家庭成员，是否党团员，家庭成份，文化程度，还要填写解放后所做的事项，有无损害集体财产的行为，等等。

这份表格，不仅每家社员要求填写，就是知识青年也一样要填。这样一来，包括知青在内，大家心中不由自主的紧张了起来，尤其是家庭成份不怎么好的，或是在这10来年中有不良作为的。

第二阶段的逐户审查，其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四清运动，重新划定新的成份，有重大违纪违规行为的，弄不好就要戴上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分子。

在第二阶段的逐户审查中，活龙五队的二个富农，五个中农，被要求集中交待问题，在那段时间中，有民兵看守，外出须请假。在交待问题过程中，生产队全体社员都在场，每个社员可以捡举揭发他们是否有违法违纪，或是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不满言论的。

因此，在这段时间中，家庭成份不好的，或是有不良行为的，都悄然地有意迴避着，除了社员，我们队的知青也有。我、李尚芝和神灯的家庭成份都是工人，郑良玉两姐弟的家庭是做小生意，只有徐佩琼家庭成份出现较大的争执。

所以，徐佩琼在这段时间中，尽量在躲避着大家的目光，相互间的交谈和问候稀少了许多，吃饭，也把碗端在外面去。在这样的环境中，徐佩琼也有自己的尊严和面子，我们几个知青心中都是清楚的，也不敢与她接触过于亲密，万一真有什么事，多多少少会牵扯到自己。在那段非常时期中，对每一个人审查都是严谨的，每晚回家都夜深了，李尚芝，郑良灿和我回来后，都要在我们寝室谈论半个多小时，在某一个夜晚，李尚芝发现有人躲藏在我和良灿的窗户外偷听，李尚芝悄悄地对我和良灿说“是徐佩琼”，说实在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是她在墙外偷听，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人都会担忧自己的政治前途，何况，还是四清运动。

杨国秀的生产队长职务，果然被撤换了，原因还是成份问题。工作组和公社研究后，把生产队长换成了真资格的雇农赵补斗。

赵补斗，五十多岁，没文化，没党派，纯正的受苦人，个子矮小，精精瘦瘦，不抽烟，不喝酒，少言少语，人很厚实，宣布他接任生产队长，大家都没有意见。

四清工作是按照上面的要求推进的，活龙五队的二个富农，五个中农也挨个被批斗了好几天，除此之外，每家每户又重新核定了成份。工作组的工作完全是称职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更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既然是忆苦思甜，那就不能忘记旧社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工作组又安排全体社员吃了三天的忆苦饭。

忆苦饭在仓库外的院子里，搭了三口大锅，野菜，树根，粗糠等放在一口锅中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必须自带碗去装上一碗，知青们都要吃忆苦饭，让所有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恨仇。

四清运动在过年前，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前前后后一共用了80来天，经过两个多月的运动，除了更换了一名生产队长外，其他的，在经过了一场政治运动后，又恢复了平日的平静，即没有找出新的地富反坏右，也没有划定一个黑五类分子。

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四清运动，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偏远贫穷地区来说，只不过伴随着运动的节奏，演绎着自己应有的角色罢了，作为陪衬也好，作为需要也罢，反正，这个四清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而且，被刻上了历史的印记。

（38）

1966年末的小四清运动，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初始阶段。在1967年2月份春节来临前夕，在进入1967年元旦之后，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政治宣传紧接着四清的结束，而进入新的阶段。

新的一年开始后，公社安排的电影基本上不定时间的就要来生产队放映一次，记得下农村第一场的坝坝电影就在1967年元旦后不久，在我们生产队放映的，听说要放放电影，消息传播得比风还要快，我和郑良灿，郑良玉， 李尚芝都不晓得晚上要放电影《白毛女》，左临右舍生产队的娃娃们，还没等吃晚饭，就拿着椅子，草垫子，来到活龙五队的场坝占好了位置，等我们吃完晚饭，听到消息，来到场坝，县里来的放映队，己经挂好了幕布，放映机摆在场坝靠房子的位置，二位30来岁的放映员正在架设机器。

在乡坝头放露天电影，这还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不少老年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电影，更不要说是年轻人和娃娃了。对农村人来说，这算是一个大事情，天还没黑尽，场坝里头己经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黑压压的一片，本村的，外村的，听说还有合营农场的职工也赶过来了。《白毛女》是刚拍摄没几年的故事片，虽然说是黑白电影，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容易看到的。

电影放映时，场坝己经容纳不下赶来看电影的人了，在场坝的左右两边田地里，也挤满了看电影的人群，场坝的房顶上全都坐落了人，附近的树干上，也站满了人。

我们组的知青去得不算晚，坐在了放映机旁边的橙子上，算是舒心地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白毛女》电影，在这个时期放映，明显地是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当然，在当时，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觉悟。但是，在第一次看《白毛女》电影时，看到旧社会地主老财欺压穷苦人的情节时，也是义愤填胸，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期盼人民翻身得解放。

在放映了《白毛女》影片后的不久，又在活龙五队的场坝上放映了一部《地道站》。在这年的春节前夕，离过年还有半个月时间，这天中午，公社刘副社长带领着几个干部，随来的还有大队干部和3队，4队，6队，7队的队干部，也有这几个生产队的知青。这么多人来到活龙五队，又引起了社员的好奇和猜测，一定又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一群孩子尾随在他们的身后，也有不少村民跟随着，这群人来到生产队，先找到队长赵补斗，又把我们几个知青叫到仓库，说是下午开会。

原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商量筹办春节联欢晚会的事。

刘副社长在公社是分管行政、宣传、文化、教育这一块的，因为才调到经久公社不久，对下面的情况不熟，对于各队的干部，都要陪同的干部介绍。他、人显得年轻，文质彬然，说话细声细气，象个大姑娘似的。

这群人来到活龙五队后，随同的大队干部叫人赶紧通知五队的村干部和知青都来开会。看到人都来齐了，刘副社长宣布开会，他用细嫩的声音说道：“大家不要说话，我们开会了”，接着，他又继续讲话：“今天这个会，是根据县政府的要求召开的，马上要过春节了，为了让农村的社员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同时，也要宣传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当前这个阶段，要牢记阶级苦，不忘旧社会。经过公社研究后，决定经久公社各个大队都要在春节期间，表演自创，自排，自演的节目，在宣传阶级斗争的同时，给广大社员带来节日的欢快和气氛”，喝了一口水后，接着又说“活龙大队的演出舞台，就设在活龙五队，所需要的材料，由各队平摊，演出所需的各种乐器，也由各队平摊，演出的节目，每个生产队都要出几个，这个大队的知识青年不少，要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今天这个动员会完后，从明天开始，就要行动起来，时间很紧，要赶紧行动起来”。

刘副社长讲完以后，大家议论纷纷，各生产队的队长心中没底，解放以来，农村里还没有搞过类似的活动，也听都没有听过，现在突然要排演文艺节目，事情太突然了，怎么搞，如何搞，心中一点数都没有。

活龙大队的知青们，对排演节目，倒是没有感到太多困难，只是也没有搞过，即便要排练节目，也必须有个懂行的来指点一下，有老师引导，就好办了。

于是，这几个队的知青们，在会上议论开了，七嘴八舌地各自发表看法，最后归纳为一点，还是要公社去县文化馆请一个老师来生产队进行指导。

意见一致后，郑良玉向刘社谈了大家的意见，这时，几个生产队的干部马上附和着说，对头，是要请懂行的人来进行指导。

郑良玉把大家的建议，向刘副社长讲了，他说：“这个事情回去给县里反映，尽快请县文化馆派人过来”。

请县文化馆来人指导的事解决了，还有搭建舞台和锣鼓乐器的事需要解决，一是需要不少木材，圆木和厚木板都要，一套锣鼓和乐器，也要花费近千元。

几个队的干部都围绕具体问题议论起来，公社领导和大队干部低头窃窃私语，也在商量具体的解决办法。

经过一番议论，在统一了共识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搭建戏的材料由各生产队共同承担，每个队抽三个劳动力，先把木材运到活龙五队场坝，材料凑齐了后，动手搭建戏台。买锣鼓器乐的费用，公社出一半，大队出一部分，剩下的钱各个队分摊，今年春节活动结束后，所有的乐器锣鼓保存在活龙五队保管仓库，单独用一个小房间来存放，以后搞活动时再用，平时那个生产队要用，要出具借条，规定期限，用完后立即归还。原则上乐器不借给私人使用。

没二天，公社的干事陪同县文体馆的指导老师来到活龙五队，与此同时，接到通如的大队和其他几个队的干部都陆续来到五队。

县文体馆来的是一位女同志，30岁左右的年龄，据公社干事介绍，这个女同志姓张，是县文化馆副馆长，她有着修长的身体，瓜子脸，五官端正，清清秀秀，步履轻盈，一看就是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专业的，在这方面算是行家了。

见各队的队干部都到齐了，小张先让各生产队介绍一下基本情况，有没有会搞乐器的，有没有会唱歌的，有没有爱跳舞的，年轻人有多少？

按照小张的要求，各生产队也把自己队里的情况作了介绍。县文体馆小张在自己带的笔记本上，不停地做着记录，等每个生产队都讲完了，她心中大概也有个数了。

接着，她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谈了出来：“活龙大队这几个队中，五队的基础要好些，春节联欢，男女声大合唱、女声独唱、二人转、郑良灿笛子独奏、黄兴跃笛子独奏、白毛女选择剧中最关键的一场戏《北风吹》，这就是六个节目了，其他几个队，每个队排练四个或五个节目，就完全可以了”。

搭建戏台的工作，说干就干起来了，几个队的社员，抬的抬，扛的杠，有圆木，有木板，半天功夫，就把所有材料送到活龙五队，每个队上的木材，都用毛笔注明了生产队，用完了也好有个清理，各队把各队的木材拿回去。

材料基本上齐了，几个队的木匠师傅们忙碌了起来，他们要尽可能地把戏台搭得宽大些，同时，又要有效地使用材料，尽量不去锯短木料，以保证木材的完整性。

再有半个月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春节前夕的筹备工作都紧张有序地进行者，根据自己的条件，有杀猪的，有翻修房子的，有结婚的，有嫁女的，各家有各家的事，走家串户的少了，相互的节前忙碌中，在村子里碰见邻居，相互问候着，男人们互递香烟，女人们堆满喜庆的脸庞上，也互相祝贺着。

过年，最开心的是孩童们，不仅有新衣穿，还有不少儿童自己的玩法。村子里在搭戏台，也成了孩子们的新鲜事，长这么大还不知道啥叫戏台，眼瞅着在自己的村子里搭了起来，这稀奇事，不仅吸引了本队的所有娃娃，左邻右舍生产队的娃娃，基本上都围了过来。

这天，活龙五队的晒场热闹了起来，木工师傅忙着搭建戏台，一大群娃娃麻雀般的穿来穿去，叽叽喳喳的高兴劲，比吃一顿大餐还要激动十倍。除了小孩，不少闲着的社员也围在四周，男的吸着叶子烟，悠闲自得地享受这既将临近的春节前夕的欢乐，妇女们抱着婴儿，围成一团，聊着女人之间的那些秘密。

太阳，温馨地洒在这片大地上，尽管己是严冬，身上穿着也就是那么二件，身体强壮的还只穿一件单衣，也没有感到怎么样的寒冷，这或许就是凉山地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给当地生灵带来的眷顾。

舞台，第二天就完全搭建好了，高度将近一米，深度8米，长度有12米，尺寸都是按照县剧院的标准修建的。舞台搭好，屹立在活龙五队的场坝上，还真象是那么回事，这下更加热闹了，孩子们全都爬到台上，乱蹦乱跳，欢喜异常。大人们围绕在四周，眼睛到处巡视着，看看舞台到底结不结实。

舞台刚搭好，进城买彩布和锣鼓乐器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彩布买回来，还是要请县文体馆的老师来指导安装，内外二层幕布是必须有的，舞台两侧也留有空间，锣鼓乐器的位置在舞台的右边，这个位置是最佳观察点，以便配合演员在舞台上的情节需要。彩布全部挂上去后，舞台的效果就出来了，远远眺望，还真象那么回事。过往路上经过活龙五队，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也没有走近，就在路边上远远地眺望着，春节来临前的喜悦气氛感染着来来往往的人们。

春节演出的前期准备工作，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核心的问题还是内容。舞台，是展示内容的道具，而真正在舞台上展示的人，郑良玉、李尚芝、徐佩琼她们还在四处物色和做思想工作。

农村演出，还要动员社员参加，这对于当时的西昌农村，实在是太难了。活龙五队的知青，为了搞好这次的春节联欢，也是下乡来的第一次春节联欢，这对于年轻的知青来说，是挑战，更是一个机会。

活龙五队的六个节目是确定了：1、白毛女选断《北风吹》；2、郑良灿笛子独奏《庆丰收》、3、我的笛子独奏《小放牛》、4、男女声合唱《义勇军进行曲》、5、男声合唱《打靶归来》、6、二人转《小放牛》。

《北风吹》这台戏，卢本志饰演喜儿的爹，佃农杨白劳，我饰演地主黄世仁，李尚芝饰演喜儿。李尚芝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姑娘，做什么事都比较上心，一听说叫她饰演喜儿，立即表态：“演就演嘛，不怕”。卢本志当过兵，瘦高瘦高的，听说叫他饰演扬白劳，也是二话没说，立刻就答应了。况且，他时不时地还在玩弄二胡，虽说谈不上拉得好好，在当时的农村中，也还是算懂点乐器，喜欢乐器的年轻人了。这台戏，关键的是要抓紧排练才行，三个人一台戏，重要的是配合和熟练自然。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中，必须每天都要反复排练和配合了。

我和郑良灿的笛子独奏，理所当然的是最为省心的事，笛子的每天都在吹，也不存在排练和专门练习的问题，反正到时候上台去演奏就行了。

大合唱看起来简单，其实要相互配合好，并不是那么容易。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费了不少的劲，总算是把22个人找齐了，其中10个姑娘（包括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12个小伙子（包括我和郑良灿）。

排练节目，都是在生产队仓库进行，一是仓库排练节目集中，宽敞，二是在仓库排练暖和。

舞台搭建好之后，全队的老老少少，又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队的仓库。联欢晚会的节目排练，从早到晚都是集中在仓库。早饭后，陆陆续续都往仓库迈进，有参加排练节目的，有前来观看热闹的，有趁此机会谈情说爱的，有来此消耗时间的，总之，今年春节前夕的活龙五队，有着空前绝后的喜庆气氛，难得一见的热闹场面。

虽然穿着上看不出春节来临前的味道，但每个社员的脸庞，却闪现着舒心的微笑。

第一天的大合唱排练，参加的社员都到了，来看热闹的社员更是围满了仓库。徐佩琼是大合唱的指挥，李尚芝是领唱，她好不容易把队列排好，就准备开始排练了。我们请的手风琴伴奏是县文化馆的专业演奏师，随着徐佩琼指挥手势，悦耳的手风琴声在仓库中响了起来，李尚芝也随着音乐的节奏领唱了起来，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合唱，参加排练合唱的姑娘和小伙子竟然不知所措，有几个人虽然张开了嘴，也是前后不搭调，而大多数的人却站着不动，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也徐佩琼她们的预料之中，好在农村环境的现状，对于初次尝试自导自演自唱的农民来说，谈不上什么好看与不好看，能够参与熔合进来，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即便是这样一种现状，徐佩琼，李尚芝她们也是耐心，反复地对大合唱节目进行了将近一周的排练。经过几天的反复排练，参加排练的社员也逐渐学会踩准了节奏，在当时的条件下，也还是将就上台演出了。

活龙大队各个生产小队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着节目。离过年越来越近了，离大年三十还有五天，这天上午，接公社通知，过二天县里和公社的有关干部要来参加节目彩排，并决定大年二十九晚上正式演出，各个生产队接到通知后，心里感觉更加紧张了。

彩排时间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县里派来的干部，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基本上都来了，各生产队的队干部都来了。各队的社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涌向了活龙五队坝场。此时，舞台下面早就安放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座位，座位是用木板搭建的，共有六排，每排可以坐20来人。

县里和公社来的干部，还有新闻媒体的人，都被安排在前一、二排，后面的是大队和各生产队干部的坐位。公社的干部领着县里来的几个人，安排他们坐在前排中间位置，然后陪坐在两边。

郑良玉是此次联欢活动的组织者，当然就更加忙碌了，她又要招呼县里和公社来的干部，又要关照大队和各队的干部，又要统筹指挥彩排的进行，简直忙得她晕头转向的，好在有徐佩琼和李尚芝帮衬着，一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着。

参加彩排的各队演员，都围坐在后台下面的座位上，等待着自己的节目彩排。

彩排开始前，公社领导上台做了讲话，他首先对各个生产队认真和抓紧排练节目表示了肯定，着重谈到了此次联欢节目是根据当前政治形势需要展开的，要牢牢记住阶级斗争的严酷性和长期性，并要求各个生产队，在大年二十九这天，要吃忆苦饭，每个生产队都要安排，每家每户都要吃忆苦饭。

谈完了正题，强调了重点，他宣布彩排演出正式开始。

说是彩排，其实就是正式的演出。服装，道具，化妆，乐器，场次，一切都是按照事先策划进行的。.舞台上锣鼓齐鸣，器乐伴奏有板有眼，社员们虽然是初登舞台，看上去土里土气，倒也十分认真地按照排练时的要求演出，连台步都踩得那么认真。好几个生产队的表演，也足足进行了有二个半小时。每一场的闭幕，都迎来了场下观众的热烈掌声，乡坝头的表演，有乡坝头的土色土香，虽说没有大都市那么洋气，这乡间里的锣鼓声，确实敲在了乡下人的心里头去了。

彩排演出取得了县里和公社领导的认可和好评。西昌县新闻媒体的记者们，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难得的乡间表演，对当时的政治氛围和需要，获取了原始的资料。在整个彩排演出结束后，全都暴发出了满意的笑声。

大年二十九这天，活龙大队五生产队的忆苦思甜饭，中午和晚上，又分发给了生产队的每一个人，这是政治任务，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忆苦饭，不管好吃，不好吃，都得吃下去，叫人们永远记住什么是旧社会的苦和新中国的甜。

白天吃了忆苦饭，接近傍晚，活龙五队的场坝上又热闹了起来，六盏已被点亮的气灯分布在舞台四周，随着夜幕的降临，显得格外耀眼。台上的锣鼓声，没等演出开始就不停地反复敲了起来，在空旷的夜色中向四面八方飘荡。舞台上耀眼的气灯和锣鼓声，吸引着远近生产队的社员，在宽阔的田地中，从四面八方来的人群中，有老人，有壮年男子，有孩童，有正沉浸在爱情中的情侣，有怀抱婴儿的妇女，他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纷纷朝着活龙五队的方向扑来。

大年二十九的联欢晚会，气氛比起前二天的彩排更加浓郁，场坝四周也挂有几盏气灯，虽说不及舞台上明亮，但在场坝四周点燃，连同舞台气灯的光照，构筑了一幅美丽动人的乡村夜景，映入人们的心灵，久久难以释怀。

別有韵味的春节联欢晚会，在西昌县经久公社活龙大队五生产小队的场坝中，正式开始了。虽是夜晚，放眼眺望，场坝四周黑压压站满了观看春节晚会的人群，其规模不亚于首场放映的电影《白毛女》。

接近三个小时联欢晚会取得了成功，尤其是郑良灿和我的笛子独奏曲，吹奏完一曲后，掌声迟迟不能停歇，台下呐喊再来一曲的呼声不断，不得不再吹奏一曲。卢本志，李尚芝和我演出的白毛女选断《北风吹》，也获得社员们的持久掌声，久久未能散去。

虽然在西昌经久公社落户时只有这一次与农民同台欢度春节的机会，却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40）

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在农村呆久了，基本上也习惯了，与社员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渐地增强。但凡生产队有点什么事，总是有人提前给我传递消息。

三月的西昌，大年十五刚过不久，田间绿油油的麦田，也有一尺多高了，在微风的吹拂下，来回荡漾，着实让人心旷神贻。只是，有一个月时间没有下过透雨了，目前的农活，就是给麦地灌水，数百亩的麦田，基本上出动了生产队所有的劳动力，分散在不同的地里，纷纷给麦地送水。

这些日子，我与村里的社员一道，紧张有序地在给队里的麦田灌溉用水，这块地灌水满了后，要用泥土把缺口扎住，防止麦田地里的漏走，然后，又要挖开另外一块麦田的进水口，接着往田间送水。一块大点的麦田，要用去大半天才能把田地灌满水，毕竟引水渠太小，这么多地，四处分流，耗费的时间自然就多了。

这天上午，我正在麦田送水，邹学全肩上扛了一把锄头，神秘兮兮走到我的面前，低声对我说道“眼睛，队上养的猪，昨夜死了一头，有40来斤，刚才听潘守成说，今天晚上把猪打整出来，把良灿、兴跃都叫来，今天晚上聚一下，把这只死猪吃了”。

听到邹学全一说，感到很是突然，同时，心中也是暗暗窃喜，说实话，己经有些日子没吃肉了，就是过年吃了点肉，接下来的生活天天都是青菜，白菜，罗卜，肚子头的油水早就刮干净了，捞肠寡肚的。一听说有肉吃，口水不由自主的在喉咙里翻滚，真想立刻把肉咽在嘴里。

邹学全把晚上聚餐的消息告诉我后，又闲聊了些其他话题，然后就去给麦田放水去了。下工回到组上，我把晚上聚餐的事给良灿说了，他说已经知道这事了。

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落山，这些日子也没有夜工的活路，趁着天还亮着，我和郑良灿就在村子里闲逛，两个17岁不到的少年，对社会的事，对政治的事，对前途的事，对命运的事，在当时那个条件和环境下，是想都没有想过的。在农村三年的时间，早都己经习惯了当地的生活。这个年龄段的少年，没见过世面，除了能认识几个字，也谈不上什么文化水平了，因此，无知，无识，胸无城腹，整天就在生产队的狭小空间中生活，循规守矩，拿当时知青中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和良灿或许就是公社领导眼中“浮上水”的乖娃娃，但在当时，我们基本上都不外出，对于这些“称号”，也都是后来其他知青说出来的，所有这些，也是一个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经历。

两个纯朴的少年，围着潘屯四周的小路漫步走着，自从“神灯”去了东坪农场，也就是黄联关农场后，这样的饭后聊天，也是习惯性了，除非有其他的事要做，迫不得以之外，差不多都要出去走走，偶尔也要去临近的知青点去走走，但更多的是在生产队范围内走动。

其实，饭后游走并不是走走而己，每次的散步，都要遇到队上的小伙伴，收工后的社员，吃完晚饭后都要在门外边的院子里聊天，或是做着活路，年青人都爱聚在一起，小伙子有小伙子唠嗑的地方，姑娘们有姑娘们谈知心话的场所，以此来消遣岁月的时光。

小伙子每天傍晚唠嗑的地点，都定格在距老槐树不远的一处空地上，说是空地也不恰当，因为它的背后是一片石榴树，小伙子们无非就是在石榴树的外面碰面罢了。

我和良灿围绕着潘屯走了一圈，不知不觉也朝老槐树附近的石榴树下走了过去。此时，这里己经围起了一群人，中年人嘴巴上叼着烟叶，不停地使劲往肺部中输送着浓烟，或许烟叶中特有的味道正是自己需要的，才会不停歇地一支又一支的抽着。年轻人抽烟叶的不多，邹仕先，邹学全，潘守成，罗志华，潘光良，卢本志，任吉文，邹仕华，邹佰成这些同辈伙伴已经聚在了一起，他们看到我和良灿走了过来，笑嘻嘻地向我们招呼着。在这聊家常的不仅有男人，中年妇女和年轻姑娘在做完了家务事后也都围坐在一起，相互之间唠嗑着家事，要是有人在谈论着什么新闻轶事，免不了伸长耳朵，也听听一些社会中的新鲜事。

三月下旬的西昌，己经没有了寒意，春天的脚步在加快着，石榴树，梨子树都焕发出嫩芽，万物复苏，不仅植物开始争相献绿，就连人们的精气神也足了。

石榴树下围聚的有好几十个人了，全都聚精会神地听潘会计讲三国演义。虽然老潘讲的三国演义没有讲评书的那么有板有眼，有缓有急，老潘仍然用当地的西昌话讲三国演义，照样讲得出神入化，扣人心弦，吊人胃口，津津有味，硬是把大家听神了，全场硬是没有一个人打岔，所有的眼睛都瞧着老潘，所有的脑袋都随着老潘的脑袋转动而转动。

在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听老潘讲书的时候，我和良灿悄悄地问卢本志：“今晚上好久去打整小猪儿”，卢本志说：“应该是晚上九点左右，等这里的人散了，剩下的都去我家，猪儿己经扛到家里了，稍微晚点，就可以动手了，说完，卢本志又给任吉文说：“你现在去供销社打10斤白酒，买一条烟，不然，去晚了供销社关门了”，他边说也从口袋中掏出点钱交给了任吉文，任吉文接过钱，把身边的邹仕华拉起来，说：“你陪我一起去打酒”，然后，这二个小伙子就朝活龙七队的供销社奔去了。

潘守成给大家讲完三国演义的其中二个回合，己经是晚上***多钟了。天色完全黑了下来，西昌三月的月亮虽然不及八月十五的月亮圆，那样亮，在凉山这个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也照样是月照凉山，在略显昏暗的月光下，不用手电光，也瞧得见回家的路。

夜色己经降临，为节约煤油的钱，庄家人差不多都上床睡觉了，除了少数家的农户还亮着灯，潘屯，基本上己经沉浸在夜幕之中。

人散得差不多了，剩在那里的人，在潘守成一声“走”的召唤中，会心地相互瞧瞧，然后起身朝卢本志的家中走去。

等我们回到卢本志家，好几盏昏暗的油灯在院子里亮起，忽闪忽闪地，只有走得近了，才看得清楚是谁。

此时，卢本志家的大院里，象过年一样热闹，生产队的干部全在，还有就是生产队的年轻骨干，包括我和郑良灿，有二十几个人。

院子头己经摆了三张大方桌，碗筷都摆好了，每张桌子都坐得有人，我和郑良灿，潘守成，卢本志，邹学全，邹仕先，潘光良，赵补斗同坐在靠中间的方桌，其余二张方桌也坐满了人。

几个小伙子正在厨房中忙碌着，猪儿已经打整得差不多了，一只40斤左右的猪儿，杀出来还是有那么多，猪头，猪蹄，猪内脏分别有人在清理。

卢本志的老婆在灶台上烧着两锅滚烫的水，一口锅的水用来清洗猪肉，另外一口锅就用来煮肉。

忙的人在厨房忙碌着，大多数吃宵夜的，围坐在院子里的方桌上，继续聊天，抽着香烟或是叶子烟，等待着美味佳肴端上桌来。

又过了二个小时，夜，已深了，整个潘屯只有卢本志家还热气腾腾，灯火明亮，其余的村民，早己沉睡在梦中。

小猪儿的肉终于端上桌了，有炖的，有烧的，有炒的，见到肉上桌，大伙的精神劲又提了起来，每个人的碗头都盛有白酒，良灿的酒量不小，他倒了大半碗，这群人中，只有我没有酒量，也不敢与社员拼，在大家的劝说下，只倒了不到一两的白酒，然后就与大伙碰起碗来。

很久没有吃肉了，这顿夜宵是我下乡后感觉最为深刻的一次。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乡音，这样的知已，已经永远地印入我的记忆之中。

十斤散装白酒，一条《经济》牌香烟，一条40斤重的小猪，足足让这群人亢奋了将近三个小时，此时距黎明也不远了，20来个小伙子们，划拳的划拳，吹牛的吹牛，聊天的聊天，活生生一咕嘟地就把肉吃完了，酒喝光了，烟抽没了，看到桌子上空空的碗盆，这群喝得二麻二麻的村民，才拖着醉意的身体，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

（41）

李尚芝回成都工作，那是1969年下半年的事了，也就是说，她在活龙五队当知青的时间不足五年。

1968年和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高潮的阶段，各级党政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部队，公捡法，全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所有的政府机构，从上而下地都挂上了革命委员会的牌子，造反派掌了权，政权机构基本上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因此，西昌县经久人民公社的张社长被造反派“打倒了”，在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里，天天被红卫兵小将游街批斗，各种大字报贴满了公社本就不宽敞的街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打倒经久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兴成》，这种批斗，也仅仅限于公社一级，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的干部，仍然在坚持安排生产，显然，这些最底层的村干部，算不上领导，也用不着去夺权，在红卫兵造反派的眼中，最多也就是一个领着农民干活的工头，基层干部，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值不得他们兴师动众，花费精力去更换班子了。

在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生产队的社员，也佩戴上了毛主席像章，这些毛主席像章是串联红卫兵发的，今天来的红卫兵大串联队伍，走到生产队给社员发毛主席像章，隔几天另一支串连的红卫兵又会给社员发毛主席像章，一来二去，生产队的社员胸前都佩戴了毛主席像章，有的社员还有好几枚毛主席像章，红卫兵串联发给社员的像章虽然只有一分硬币大小，在当时，也是所有人期盼能得到的。

这天，李尚芝收到家里的来信，父亲信中告诉她，南效公园有政策了，也就是国家有政策了，她父亲提前退可以让自己的儿女顶替自己的岗位，李尚芝有弟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二个妹妹，也才10来岁，她父亲考虑到李尚芝在农村，20岁刚出头的她也符合顶替父亲岗位的政策，在得到这一消息，并找到南效公园领导后，确认消息属实，因此，赶紧给李尚芝写信，告知她赶紧回成都，办理有关招工手续。

南效公园是事业单位，隶属于成都市文化局。在那个年代，南效公园与武候祠是连在一起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分成了二个独立的游玩公园，进南效公园就买南效公园的门票，去武侯祠就买武候祠的门票。

李尚芝的父亲是南效公园的花工，家就住在南效公园后面的一大片平房内，公园的员工基本上都居住在此地，地名叫做曹荣坝。曹荣坝周围是一片坟地，坟地四周长满了绿荫荫的青竹，这片竹林与武候祠和南效公园的竹林相互连接，自成一体，相互呼应，数十米高的竹林基本上把太阳光挡完了，偶尔也有余光折射进来，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绿绿葱郁，空气清新，是交通厅机关干部和交通厅大院家属首选的散步与游玩地。

南效公园和武候祠的职工家属虽然长年居住在曹荣坝，但并没有从公园内部进出，也不准许家属随随便便从公园窜进窜出，所有家属都是沿着曹荣坝仅有的一条小道进出，这就是现在成都（全国）知名的旅游胜地《锦里》。

《锦里》目前的大门就是当时曹荣坝的进出口，越往里面走，就是那个时代的曹荣坝泥巴小路，那一片职工居住地后来全部被改造出来，成为《锦里》最为繁华的全国游览地，原来居住在曹荣坝里的公园职工及家属，全部搬迁到成都体育学院不远处的少陵路《菊园》小区中，李尚芝和她的弟妹，由于都在南效公园工作，因此，也分别搬迁到菊园小区之中。

李尚芝接到父亲的来信，又惊又喜，仿佛做梦一般，把信反反复复看了10来遍，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拿着信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语无轮次地来到郑良玉，徐佩琼，郑良灿和我面前，面容绯红，额头上的汗水浸了出来，我们几个人看见她异样地表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徐佩琼问她“你怎么啦”，李尚芝说不出话来，双手颤抖越发厉害了，“你到底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吗”，李尚芝激动地结巴着说：“信……信……信……”。

看见李尚芝反映异常，徐佩琼手脚快，一把抢过她手中的信，仔细地看了起来，看完也不作声，顺手把信递给了郑良玉，大家都轮流看完了，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清醒了过来。郑良玉说“这应该是真的，顶替招工，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这信是你父亲写的，一定有这么回事，这二天收拾一下，先回成都把事情弄清楚，把手续都拿回来，再去公社办理迁移户口、提取挡案等手续”。郑良玉说完后，我们也先后说，这应该是真的，恭喜你了。

在农村呆了几年，我们都没有想过今后的事，更不敢去想回成都工作了，李尚芝今天突然冒出的顶替父母亲工作，内部招工的政策也是刚听说。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尚芝真的要回成都工作了，还真是勾起了我们几个知青对未来的臆想，同时，内心也是非常羡慕李尚芝的，在农村呆了四年，终于要回成都了。

李尚芝返城工作，在祝贺她的同时，自己的内心也在隐隐作痛，原来从没有想过的事，在李尚芝突如其来的消息下被击溃了，也就是，大家都想离开农村，回成都工作，这就是所有下乡知青共同的梦想。

那个时候要乘坐客车回成都，虽说只有几元的车票，知青们的包包头一时半会还是拿不出来的。李尚芝找到我，对我说“眼镜，能不能坐你爸的车回成都，帮忙问一下嘛”，我说“我给父亲写信，看他什么时间来，你就坐他的车回去，应该没有问道”。

第二天，我就给父亲写了信，还不到二周，父亲的回信收到了，清楚地说明了回成都的具体时间。

又过了不到10天，是父亲从渡口（攀技花）返回西昌的时间，这天，是我陪同李尚芝去的西昌，这也是李尚芝第二次见我父亲，也是第二次坐父亲的客车，她认识我父亲，我父亲不一定记得她，因此，我还是必须把李尚芝带去西昌。父亲的客车从米易到西昌，下午三点钟之前就到了，我和李尚芝是早上从生产队出发，到西昌时还不到12点，时间还早，也只得在候车室等，中午时分，我和李尚芝在汽车站外边的面食店各吃了一碗面条，二角钱的面条钱是李尚芝给的。

下午三点钟前后，是汽车站最忙碌的时间，来来往往的客车，从成都方向来的，从渡口方向来的客车，差不多这个时间陆续进站，汽车站忽然间也热闹了起来，下车的旅客，接送人的，卖各种小吃，香烟的也在不停地吆喝着。

汽车站外的那条国道，道路上的尘土，也在那个时间段尘飞了起来，西昌的西南风在这当口上刮得正欢，车轮席卷着尘土，被大风肆虐地吹得天昏地暗，火红的太阳丝毫也不示弱，照样把紫外线射入每个人的肌肤中，除了极少数外地游客外，绝大多数的脸上都象刷了一层黑腊，粗糙的皮肤，还真不好识别人们的真实年龄，年轻的姑娘们懂得保养，一张宽大的围巾把头和脸悟得严严实实地，只露出一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地，警惕地注视着车站内外窜进窜出的行人。

还不到三点，我就看见父亲的客车进站了，我和李尚芝是站在进站口的，他也看见了我，慈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然后径直地开进车站，把客车停好，打开车门，40来个乘客拿上自己的随身物品，鱼贯般地走下客车，大部分乘客急忙地往车站住宿登记，少数的乘客被自已亲人或是朋友接出了车站。

乘客都走完了，父亲并没有马上离开，他还要捡查车况，轮胎，底盘，刹车系统都要仔细地捡查一遍，他在车上拿了一个桶，叫我去接桶热水，他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车辆捡查完，随后，他开始清洗客车，此时，车站的清洁工己经把客车上的垃圾扫了下来，父亲就开始擦洗着每个座位，门窗，以及客车外面堆满的灰尘，都要清洗干净，我和李尚芝也找了二条毛巾，帮着一起清擦着，等把一切都打扫干净了，父亲才松了口气，与我们交谈了起来，在摆谈的过程中，他用肥皂把这几条擦车的毛巾洗得干干净净，洁白如新，然后把洗干净的毛巾挂在驾驶室的窗子上，缓缓地从驾驶室内拿起衣服等物品，走下车来，关好车门，此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

把一切收拾妥当，父亲就领着我们往车站招待所走，开了二个房间，李尚芝住一间，我和父亲住一间，把东西放招待所后，父亲就领着我们去了车站食堂，点了一盘回锅肉，一盘肝腰合炒，一条红烧鲤鱼，一个豆腐汤，我和李尚芝很久没有吃肉了，看见这桌美味佳肴，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起来。在吃饭的过程中，李尚芝把这次回成都的事给父亲讲了，父亲也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有政策让下农村的子女顶替回城工作，感到很是诧异，同时，也表示了对她的祝贺，不停地说“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接着又说“还不晓得兴跃他们今后的出路在那里哟”。

晚上这顿饭，边吃边聊，天己经暗了，食堂大厅亮起了灯光，我们点的三菜一汤，也吃得个精光，父亲看了看手表，七点半都过了，上楼休息了吧。

李尚芝上楼后就去自己的房间休息了，我和父亲在房间中还交谈了二个小时，快接近九点，我们也就关灯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6点，父亲就起床了，把我和李尚芝喊了起来，然后到食堂吃了稀饭馒头，吃完早餐后，父亲带着李尚芝迈上了客车，他把李尚芝安排在驾驶室旁边的位置上，这时，前往成都的乘客也纷纷上车，各自寻找着座位，父亲清点了一下人数，没有遗漏的，就关上了车门，点燃汽车，缓缓地驶出西昌汽车站，这时，还差五分钟到七点。随着父亲的客车启动，一辆接着一辆地长途客车，也尾随着前面的客车，各自前往所在的地点。

李尚芝回成都后，也没有给组上的知青写过信，大约一个月后了，有一天，她突然地回生产队了，红润的脸庞堆满了笑容，精神焕发，走路都带着一股风，一进门，赶紧人手提包中拿出腊肉等好吃的东西，还没有等我们说话，她开口就说，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这几天就去公社转户口等手续。

又过了一周时间，李尚芝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也准备回成都了，为了欢送她走，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弄了些好吃的，生产队的社员们，也纷纷送这送那，东西实在太多，她一个人拿不动，生产队又安排了二个社员送她去西昌。

就这样，李尚芝在经久公社活龙五队呆了约四年时间，就返回成都工作了，也是我们公社，西昌县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回城工作的，那个时候，中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正式开始，或许正在动员宣传之中，可她，却又从农村回到了城市，並开始了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次拼搏。当然，这种环境，这种心情，这种前途，又另当别论了。

知 青 岁 月

（42）

黄维毅是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也是我们交通厅宿舍的邻居，我家住在12宿舍一栋三楼，他家住在交通厅13宿舍2拣三楼，所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是交通厅公路局的干部，我的父亲是客车驾驶员，一个是干部家庭的子女，一个是工人家庭的子女，在教学方式方法上，黄维毅看起来就斯文多了，说话轻言细语的，从小到大，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发过火，那怕是吵架，也是细声细气的。

交通厅大院在成都武候区凉水井小学读书的同班同学是三个，我，黄维毅，凤良基三个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同一个班，凤良基住11宿舍1拣1楼，凤良基的父亲是四川汽车运输公司二队的机修工，在同行业的技术工里面，他父亲是八级技师，算是最高级别的技师了，不然，也不可能在交通厅宿舍分到房子。就这样，三个同时代，同年龄的小学同学，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我先选择去了农村，在农村呆了七年，后回到了成都，在省交通系统工作到退休。黄维毅学习成绩比我好，比我聪明，初中毕业后读了交通技工学校，1988年9月技校毕业后分配到了西昌汽车修理厂工作，再后来也回到了成都，在四川交通技工学校工作，改革开放后就逐渐脱离红牌楼技工学校，自己办起了私营企业。凤良基在民办中学毕业后，就入伍参军了，由于在部队表现好，由士兵提升为连职干部，78年恢复高考后保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商业局工作，后提升为中层干部，副处级。

我们三人的同学感情一直都保持着，只是凤良基后来去了美国，与我们的联系逐渐中断，因此，只有我和黄维毅的联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黄维毅技校毕业，分配到西昌汽修厂工作，这个消息是蒋叔叔告诉我的。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正是文革期间最为激烈的关头，两个派别的激战，从文攻发展到武卫，从大城市幅射凉山州，就是在这偏远的西昌，双方的武斗火药味并没有因为地处凉山而有丝毫的减弱。卢山己经被造反派占据了，红卫兵团则占领着大专院校，就连黄联关的粮库也被红卫兵团抢占了，在这不同时常的岁月中，时不时地有枪声响起，人们己经习以为常了。

这天，我去西昌，是因为计算出父亲的客车要从成都来到西昌，他每个月要跑二趟成都至渡口，10天一个来回，除去这条线，附近的线路也跑，时间上也就2天一个来回，每个月也要休息几天，因此，父亲往返成都渡口的时间，下乡这么些年，算是基本掌握了的。我早上吃过饭就往县城赶，西昌的气候真是不错，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热也不怎么热，冷也不怎么冷，十月的秋天，秋风阵阵，农田里的稻谷早己经收割干净，望远四周，田地里只留下一个个己经梱扎好了的谷草，正等着人们把这些田地头的谷草堆堆挑回队上，堆码成垛，这是耕牛一年的粮食，千万不要让雨水把谷草浸发霉了，堆码草垛，是一个技术活，一般的农民是没这技术的。

一九六九年，成昆铁路的建设己经全面开始了，铁路修建是从西昌往马道，经久，黄联这条线一直沿伸到渡口的，因此，这条线经过了马道，经过了马鞍山，也经过了我们生产队门前，铁轨是修好了，但是还没有通车，所以，要去西昌，沿着铁道线就可以走到马道，马鞍山那座山己经贯通了隧道，穿过800米的隧道，就到了马道，马道正在修建机务段，横七竖八的铁轨在这至少有将近二十条，昔日冷清的马道开始热闹了起来，建房子的，修铁轨的，机器的轰隆声不绝于耳地在这块宽阔的峡谷中回荡，时代的烙印，再也找不回以前那幽静空谷般的感觉了。

有了铁轨，去西昌只能在铁道上行走了，好在铁路还没有通车，沿着铁道线往马道走，又方便，又捷近，也不用再翻马鞍山了，直接穿过隧道就是马道，从时间上讲，至少节省了一个小时。

我信步在通往西昌的路上，沿着铁路线，慢悠悠地走着，下农村几年来，这条道不知走了多少回了，现在就是一个人走在这条荒凉的山谷中，也不感觉害怕了，更何况现在又修建了成昆线。凉风不停地吹着，一穿过马鞍山隧洞，进入马道，再往前沿着原有的山路前行，行人更加稀少了。

我独自一人地往前走着，没有同行的路人，我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布包，头上戴着一顶军绿色的帽子，衣袖上还套了一个红袖章，红袖章上印有西昌经久红色兵团的字样，胸前戴着一枚钮扣大的毛主席像章。之所以是这穿着，是因为西昌经久公社的知青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成立了一个相当于保皇派的红卫兵组织，大多数知青都参加了，至于为什么要参加？目的又是什么？没有一个知青说得出来。

绕过马道，往庐山的方向走，沿途的山坡光秃秃的，枯竭的茅草稀稀落落随风飘荡着，山坡上也有极少零星的小松树，孤独地在山顶屹立着，任凭风吹雨淋，还未长大的松树，松枝随风飘荡，时而吃力地向上扬起，时而又无奈地低垂着，象是要对谁诉说着什么？

下庐山时，遥望西昌盆地，整个田地空荡荡的，大片的黑土地在阳光的照射下黑油油的，偶尔见有农民用牛翻耕着土地，或许这个时候的农村正着手播种小麦，而准备开始春播了。

放眼邛海湖，依然还是那么平静，那么靓丽，那么清新，给人一种心旷神怡舒心，几条小渔舟，在湖面上游荡，己经是快临近中午时分了，也没见有多少游客，那个时期正值文革高潮，邛海根本没有打算开发旅游，因此，邛海的四周仍然是湿地一片，周边的渔民仍然每天在湖中捕鱼捉虾，拿到集市卖点钱，贴补家用罢了。

边走边看，不知不觉就到了西昌县城，此时距吃中午饭也不远了。顺着老国道走20多分钟，就来到了蒋叔叔家中。

蒋叔叔家今天人都在，蒋妈在忙着炒菜，大儿子蒋源長，二儿子蒋跃先都在家，看到我来了，热情地招呼着，这时，饭菜都端上桌了，虽说只是几样素菜，蒋叔叔照样要喝二两，我也不客气的端起碗，连同找五个人，挤在本不宽敞的房间里，在床前放了一个小方桌，蒋叔叔和蒋妈坐在床沿上，我们三个娃娃坐在小木橙上，就己经把所有的空间占满了。

蒋叔叔边喝着酒，边抽着烟，轻言细语地对我说道，你的同学黄维毅，分在了西昌汽车大修厂，这批从交通技校分来了10来个中专毕业生，好几个都分在我这个车间，黄维毅也在内，我是他们的师傅，这批中专生己经来厂里工作快一个月了。

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挺高兴，黄维毅来了西昌，我今后又可以找他玩了，毕竟好多年不见的同学，相互间的友情，还是存在的。

我并没有立即去西昌汽修厂，毕竟汽修厂在往邛海方向，从县城去厂里有将近4公里。下午见到父亲后，第二天我就回生产队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我才去了西昌汽修厂，那天去也是走马道，下庐山，下了庐山，并不是走去县城的小路，而是沿着邛海方向的田间小路去的，上了公路，再往前直走，就到了汽修厂了，这样走，可以少走10公里的路程。

西昌汽车修理厂的大门在公路边上，大门虽然简陋，但醒目的《西昌汽车修理厂》招牌挂在上面，来往车辆和行人，都知道这是汽修厂。

进了大门往里走，是厂区，办公楼，宿舍区，食堂，礼堂，兰球场，整个工厂的面积还是很大的。这个汽修厂有好几个车间，我挨着车间一个一个地找，最后在一个底盘机修车间看见了黄维毅，还有蒋叔叔，以及好几个才分配来工厂的中专学生。

黄维毅见到我感到意外，又很是惊喜，瘦小俊俏的脸庞上露出内心的笑容，“你昨个跑来了呢”，他说着，我说，“上个月蒋叔叔告诉我的，今天过来看看你”，说着，把随身带来的一布袋石榴递给了他，“这是生产队摘的，你尝尝”。

说话之间，他把我领到了宿舍区，他们分配来的学生住在二楼，通道式的，上楼梯就是过道，有将近20间独立的卧室，通道尽头是厕所和洗衣服的水池，早上洗脸漱口都在这里。黄维毅的卧室在上楼梯的第三间，木门上面写着203字样，门锁都是板扣式的铁锁，房间不大，靠窗口有一条形写字桌，两个单人床分别摆在两边，进门的右边是衣柜，上下两层，都是上锁的。

虽然摆着二张床，但只有黄维毅一个人住，他说“房间还空闲着，我们来的一人住一间，包括4个女学生。

中午吃饭是在食堂打的，他把饭打上来，一人一碗，坐在床边，边吃饭边说着话。当天我没有回去，在他这里住了一晚，睡觉前我们依然聊着相互间的事，他也询问了我在生产队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都才17岁左右，对于社会，对于人际，对于事业，都显得无知，但也从不去过问这些，对于我们少年同学而言，能走动，能尽言，能互助，就己经不容易了。

自从这一次去了西昌汽车修配厂后，还后来的二年中，也就是在我返城工作之后，还去过二次，有一次去时，正巧碰到他女朋友在，他女朋友不是太高，1米5左右的个头，微胖，说不上漂亮，显得十分地温柔，对黄维毅是真心的喜欢，举止间感觉他和女友很是亲密，想必己经住在一块了，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没呆多久，就去西昌城蒋叔叔家了。

后来，黄维毅也来生产队耍了几天，不是他一个人来的，是和兴建一起来的，兴建带了几只鸽子，一支火药枪，来到生产队当天中午，他就和兴建去安宁河边芦苇滩打野鸭子了，那个时候，芦苇滩的野鸭，白鹤相当地多，在这打野鸭子的也有，兴建他们出去了好几天，郑良灿也跟着去了一次，至于打没打到野鸭子，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兴建带来的几只鸽子，我把它们放在粮仓里，包谷籽很多，任由鸽子吃，一年时间不到，鸽子就繁殖到了几十只，兴建都回成都了，我和良灿又没在意它们，久而久之，这几十只鸽子也逐渐少了，在我回成都之前，一只鸽子也没有见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