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 的 回 忆 录一

知 青 岁 月

（43）

西昌县大规模种植棉花，是文革时期的1967年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始了，要求种植棉花，应该是县上统一的规划，要种棉花，必须要有棉籽，棉籽，是公社统一发放的，刚开始种，棉籽不多，每个生产队领到五斤。

我们生产队领回来的五斤棉籽，种了不足五亩地。种棉花的季节，记得是与栽秧子时同时进行的。

活龙五队的旱地多，除了360多亩水田，还有300来亩旱地，生产队的周围有200来亩，还有100亩的旱地在安宁河边上，包括河对岸还有几十亩。因此，选在生产队周围种棉花，一是这里的土质肥沃，二是考虑到初次试种，便于公社农技员检查和指导，三是便于田间管理。

第一年只是试种，占用不了多少土地，並不影响其它经济作物的播种，该种的花生，甘蔗，受不了多少影响。

点种棉籽的时候，我们小组的知青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后棉花苗长有七寸长时，我们路过棉田时，看到新长出这么多苗子出来，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同行劳动的社员才告诉我，这是今年试种的棉花。

虽然下乡几年了，生产队种了那些农作物还是知道的，在眼下这个季节，主要是水稻，玉米，除此之外，就是花生和甘蔗了。

棉花的生长期也要好几个月，采摘季节在十月中旬，正好是稻谷的收割刚好结束的时间，因此，收摘棉花只比打谷子晚了一个来月。

这年的打谷子，多了一道风景，正值收割稻谷的时节，五亩棉花地的棉桃沉甸甸地挂满了棉枝，棉枝长得并不高，也就与稻谷差不多，妇女们进入棉田，差不多有半人高。棉桃快要盛开时，小的棉桃比核桃大些，大点的棉桃有鸭蛋这么大，一棵棉枝大大小小挂有20多个或是30来个棉球，每个棉桃有四个花辫，一旦棉桃熟透，雪白的棉花象仙女散花般的绽开，一眼望去，甚是心旷神怡，犹如一幅天然的画卷，美不胜收。

秋粮收得差不多了，这头，采摘棉花的工作开始了，棉桃里面的棉花并不是齐刷刷地同时绽放，受天气的影响，棉桃里的棉花是分若干次绽放的，所以，摘棉花就如同摘海椒差不多，只要是在开花，就一定还有海椒长熟，由于是第一次摘棉花，不少社员缺乏经验，把还没有绽开的棉花也硬生生的剥了下来，这种情况头一天还普遍存在，幸好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在全公社及时提醒，纠正，才避免了更多的损失。

五亩地的棉花，反反复复摘了五、六遍，才把地里所有的棉花基本上收摘干净，时间上也花费了个把月。

棉花采摘回来后，分批次摘回来的棉花全都堆放在仓库里，也是没有经验，没有及时把棉花晒干，致使堆在仓库头的棉花全长了棉虫，这天保管员打开库房，发现满屋子都是白色虫子在爬，吓得赶紧找队长，队长又赶紧派人去公社农技站咨询，才晓得采收回来的棉花要及时晒干，棉花不是一天二天就能彻底晒干的，至少要连续在大太阳下晒一周，边晒还要随时翻动，每天收工前全部要放进仓库，第二天上工又要抬出来，直到棉花彻底干透为止。

第一年的棉花，产量少，又是试种，因此，生产队还没有购买轧花机，供销社来收购，也不收没有脱籽的棉花，况且，还要把棉籽脱了，第二年才有棉籽下种，只有把棉花拿到有轧花机的生产队脱籽，并按照要求付给别人加工费，脱了棉籽，棉花和种子又要挑回队上，棉花卖给了供销社，棉籽留下来，第二年种棉花，就有种了。

有了足够的棉籽，第二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到了70亩，占了旱地的三分之一，之所以种植这么多棉花，应该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粮食，留足了自己的，全都交给了国家，棉花，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根本不准生产队截流，必须全部卖给国家，不过后来才知道，把棉花卖给国家的生产队，国家补贴了一定量的布票，补给的布票，也给每个人头发了，七尺还是多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布票还是领过的。

棉花的种植面积扩大了14倍，投入的劳力就多了，田间管理更加细了。今年的投入大，产量也大，队上考虑到，必须买一台棉花脱籽机了。

距采摘棉花还有一个来月，生产队就去县农机站把《人工脚踏棉花脱籽机》买回来了，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电，因此，农用机械，都是以现实的农业生产为研究对象，所以，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得以人工为主，也就是半机械化水平了。

这天，县农机站的技术人员把《棉花脱籽机》送来了，村上不通公路，他们是找了些人，抬到生产队的。新鲜东西来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自然是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都伸长着脖子，拥挤着看稀奇。

《轧花机》结构其实并不复杂，脚踩的皮带轮带动主齿轮，主齿皮带轮又带动装有刀片的皮带齿轮，刀片来回运动，把从装料半园形箱中的棉花反复挤压，棉籽直接掉落地下，轧出来的棉花依次从轧刀口整齐地排列在薄钢板上，面板尺寸0.8x1.5米，轧出来的棉花堆满了面板，就装在专用棉布口袋中，装满压实一袋棉花至少有80斤。

二个技术员，安装《轧花机》，还是花费了半天时间，装机完成之后，还要试机，这台《轧花机》，要求是二个人轧，也可以一个人轧，装好之后，技术员又实际操作了一翻，同时，也让生产队的社员亲身感受了，好几个小伙子都抢着试机，我也上去试了一下，或许是新机器，脚踩时并不感到费劲，很轻松似的。

全部调试好了，队上还是留技术员吃了饭，饭局安排在潘守成家，客人只有二个，陪同吃饭的就坐满了二桌，队干部基本上都来了，我和郑良灿也参加了，毕竟我还是队上的计分员。看来生产队是事先安排了的，这头在调试轧花机，那边己经在安排吃饭的事了。鸡，鸭各杀了2只，还煮了一大块腊肉，点了一大锅豆花，炒了花生米，二只公鸡凉拌，鸭子红烧，煮腊肉的汤，煮了一锅青菜，烟，酒是少不了的，这一顿饭从下午还没收工开始，划拳的划拳，敬酒的敬酒，烟是一根接着一根，话匣子打开天南地北地吹着，就这样地吃下去，天黑下来了，把煤油灯都点起了，还丝毫没有下桌的意思，原来，从供销社打来的10斤高梁酒，还没有喝完，没有把酒整完，是不可能散桌的，这，就是农村的习俗。

种了几十亩棉花，待到棉花盛开时，白茫茫一片，在摘棉花的季节里，这头刚把谷子收割得差不多了，那头又要忙着摘棉花了。好在雨季己过，金秋十月，金黄色的稻谷与白灿灿的棉花交相挥印，又是一番田园风光，这种美景，在都市是看不到的，在西昌，在经久，在活龙五队，劳动，给予了农民丰硕的粮食的同时，又赠与了农村大自然的景色，只可惜，没有用照相机留下曾经的往事，往事的美景，自然也就随它去了。

今年的棉花，收成是相当的好，男人们主要精力放在收谷子和玉米上了，棉花的采摘，全都落在妇女身上，10岁左右的小女孩，还未出嫁的姑娘，己经有了娃的少妇，中年妇女，或是上了年岁的老太婆，在这金秋十月的日子里，每个人身上都跨着竹篮子，游戈在棉花地中，有说有笑，边采摘棉花，边互述衷肠，自然也沉浸在劳动的喜悦之中。

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我们组上的女知青们，全部都投入到采摘棉花的队伍之中，有这几个知青在的棉花地，自然也热闹非凡，尤其是李尚芝说到高兴处，那火辣的脾气，率直的性格，高音的嗓门，这块棉花地，注定嘻笑声，歌唱声，打闹声不断。倘若要找李尚芝她们，只要听到那块地最热闹，李尚芝她们百分之百在这里。

不出所料，今年的棉花果然大丰收了，吸取了去年的经验，今年收上来的棉花都及时地放在场坝上晒着，西昌的太阳从早上一露脸，就火辣辣地普照着这块富饶的盒地，直到落山，除了阳光充足，西昌的大风丝毫不逊色于太阳，强烈的紫外线，加上猛烈的东南风，不仅把这块大地烤得火辣辣地，也把当地所有人民的皮肤烤得腊肠般似的。

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只要勤翻勤晒，几天功夫就把采摘回来的棉球晒得开花开朵，瞅着生产队晒场上堆积如山的棉花，队长腊黑的脸庞掩盖不住发出内心的笑容，连走路，吃饭，睡觉都甜甜的，看来今年生产队的工分值又要涨好几分，有了好收成，社员们终于有了盼头了。

棉花丰收了，己经晒干透了的棉花要及时地脱籽，我和郑良灿都参加了轧棉花的工作，白天，我要计工分，只能夜晚轧棉花了。

一台《轧花机》，至少需要三个人配合，一个人踩，二个人踩都可以，轧花时，要随时清扫地上的棉籽，还要把轧好的棉花装入大布袋中，装满一口袋，把称过了，然后就搬到仓库存放。

前半个月的轧花，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还是挺顺利的，也没有出啥事。这晚的出事，正好是潘光良，罗志华和我三个人，郑良灿没来，前半夜的轧花，都是顺利的，大约到了夜深快四点钟了，我们三个人都困得不行了，潘光良己经躺在旁边的棉花堆上睡着了，我虽有睡意，但还在坚持着踩着轧花机，罗志华在清理地上的棉籽，这时，放在墙角上的煤油灯没有油了，烧干了的灯芯闪烁着最后的火花。罗志华用脚把潘光良弄醒：“起来，添点煤油，灯快灭了”，潘光良糅槎着睡蒙蒙的双眼，半睡半醒地应道“好”，说话间立即爬了起来，找到煤油瓶子，把煤油缓慢地倒进煤油灯内，有了油的灯芯，闪烁着明快的火舌，轧花房又亮了起来，就在潘光良加好煤油，正准备把油灯放在墙上，或许睡意仍在，半清醒半糊糊的，一不小心，煤油灯放歪了，只放了一半在台子上，他手一松，煤油灯掉在他睡觉的棉花上，忽然间，棉花一遇火，即刻四处漫延，10来秒的时间，整个轧花房火光一片，我们三个少年惊愕地望着，一时间不知所措，我赶紧给罗志华说：“把口袋中没着火的棉花搬出去”，潘光良更吓惨了，自己惹出的祸，一个劲地用衣服朴火，结果越扇风，反而烧得更厉害了，罗志华己经跑出去了，我一看火势越来越猛，也逃了出去，大火越来越大，我和罗志华大声地喊着：“快救火，快救火”，此时，天也快亮了，有上山割茅草的农民也看到了失火了，也跟着大喊了起来，等大家都提着水桶赶到轧花房时，火己经上房了，潘守成和卢本志比较有经验，沉得住气，一边迅速切断火往仓库的通道，一边有组织地指挥着灭火。

幸好灭火及时，在灭火的同时，大家赶紧把全身着火的潘光良拖了出来，几桶水淋在了他身上，然后立即送县医院，除了身上多处烧伤外，己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火灾发生时，我也被烧到过，头发眉毛烧掉了不少，幸好逃得快，不然也要与潘光良一样的惨了。

这次火灾，队上轧花房中的几百斤棉花全部烧毁，轧花机也受毁严重，房子也有损坏，幸运的是我们三个年青人还活着，仓库中上万斤棉花也没事，但是，这次事故，引起了公社各级的重视，要求尽量白天轧花，晚上若是轧花，必须使用马灯，严禁使用煤油灯了。

这次火烧生产队轧花房的事故，是我下乡以来的亲身经历，因此，我至今仍然记忆在脑海之中。

知 青 岁 月

（44）

邹学翠，是活龙五队姑娘中算是最有出息的，年龄比我还小好几岁，就这么一个农村小女孩，个头至少超过1米7，身材瘦小，面容清秀，五官端正。父亲邹光全是手艺人，在整个公社中都是有名的匠人，十里八乡的找他盖房，都指名要他当掌墨师，个头高高大大，方正的脸庞上时时透露着笑容，常年都穿着一件羊皮背心，嘴上的叶子烟，除了吃饭睡觉，一天到晚都冒着烟。父亲为人直率，少言寡语。他一儿一女，儿子邹学全，女儿邹学翠，一双儿子都长得一表人才，虽然兄妹俩都无缘进大学校门，但在当时的西昌农村，算得上是很有出息的青少年了。

相对于村子中的其他家庭，邹光全家中生活条件应该是中上水平了，因此，邹光全完全有条件和能力让自己的一双儿女都读到中学毕业。邹学翠初中毕业后，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历史时期。

邹学翠有幸选为西昌县第四批赴首都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是因为在那个阶段她刚好从县卫生局组织的农村赤脚医生培训班毕业，这批培训的全县赤脚医生，有200多名从各公社抽调的初中毕业生，经久公社12个名额中，恰好把她选上了。其实，经久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推荐了一个人，共计有好几十个人选，她能在众多的竞选之中脱颖而出，一是经过了基础的文化考试及面试，二是家庭成份是贫农，三是个人气质出众，各方面的挑选，她都顺利过关，成为了西昌县首批农村赤脚医生培训人员之一。

邹学翠这个小姑娘虽然少言寡语，看见陌生人都脸红，性格内向，但聪颖过人，农村人不怕苦，不怕累，她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县上的赤脚医生学习班，主要的是学习针灸治疗，为了尽快地找准穴位，她不惜在自己身上反复实践，几个月时间下来，她的身上布满了针眼，功夫不负有心人，结业考试时，她各科目考试全部通过，终于拿到了结业证书和乡村赤脚医生的行医证书。

县里的赤脚医生培训结束，她就回到了生产队，对于那个时候的农村来说，还别小看赤脚医生，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农民头痛脑热的，都不会去医院，一是医院太远，二来也要花钱，三也会耽误农活，因此，只要不要大病，都不会去院，小病也只有硬抗过去了。记得那年我发烧，也没有去医院，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等高烧自己退下来后，才能下床吃饭。

自从邹学翠赤脚医生培训回来后，社员们有个头痛发烧，都会去找她针灸，或是开点药服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己经第四次了，按照计划，毛主席在1968年国庆节期间还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尤其是农村，更是想都别想。

这天收工吃完晚饭后，生产队通知晚上在仓库开会，潘守成在会上宣布了公社革委会的决定，根据西昌县革委会的要求，县上要挑选一批年轻的红卫兵，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捡阅，县上给了经久公社10个名额，其中给了活龙五队一个名额，今晚召集全体村民开会，由大家选出去北京的人选。

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是要求贫下中农出身；二是要思想好，根子红；三是要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时刻牢记阶级斗争，四是要热爰劳动，在农村经常参加劳动的红卫兵小将。

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着，在偏僻的凉山西昌，除了县城和各个公社在争权夺位，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外，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还根本感觉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浪如滚滚火球在四处燃烧，依旧一大早就上山割草，白天该怎么干活，还是按步就班地出工和收工，又没广播，又没有收音机，那里晓得外面的世界是那么五彩缤纷，热闹非凡。

一听说要推选一人去北京，而且是接受毛主席接见，还是公费外出，还有工分补贴，在座的年轻人心里都热了起来，交头接耳，叽叽喳喳麻雀般地低声议论着。我们知青听到这消息，心也动了起来，李尚芝这个时候还没回成都，我和郑良灿趁势逗起了她，“李尚芝，你条件可以，我们推荐你去北京，应该没问题”，李尚芝一听，心中喜滋滋地，嘴上却说“眼镜，我可能还不够格，我虽然成份好，还不晓得社员推不推荐”。徐佩琼和郑良玉晓得我和良灿在寻李尚芝开心，在旁边呡着嘴偷偷地笑着。

经过社员们的反复议论，最终提名去北京的名单有五个人，有邹学翠，邹仕先，潘光良，邹学全，任吉风，就是没有我们知青。我笑着对李尚芝说，“汤圆，你没有搞了”。

初选出来的五个年轻人，都认为不错，但是，名额只有一个，只能在这五个人中选出一人来，会议进入又一次的沉静之中，久久没有人讲话，过了将近二十多分钟时，还是没有人提议，这时，潘守成发言了，他说“我看还是推荐邹学翆去，她符合条件，又是团员，又刚从县上的赤脚医生培训班结业，在这五个人中，她是最合适的人选”。潘守成话音刚落，我们几个知青立即附和，“要得，要得，就选邹学翠”，社员们听到我们的呼声，全都鼓起掌来，嘴里喊着“邹学翠，邹学翠”，最终，一直推荐邹学翠去北京。此时，邹学翆秀丽的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润，害羞地把头低了下去，心中，却暗暗地窃喜着。

离去北京还有半个多月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想到小女儿要去北京，心里那个高兴劲不用提了，说话走路都带着风似的，在村子里碰到乡亲，都给他道喜，他边客气着，边掏出香烟递在乡亲们手上，脸上那个笑容，根本没有停过，就连夜里睡觉，都要笑出声来。女儿要出远门，又是首都北京，还要见毛主席，这等荣耀，老邹家从没遇到过，为此，她的父母亲专门去西昌县城制做了一身新衣服，上衣是红花花的面料，又鲜艳又时尚，裤子是藏青色的，又买了一双新布鞋，一个新的军用跨包，着着实实是花了心思的，这比女儿出嫁还讲究，还隆重，拿西昌当地的话来讲，这事太大了，马虎不得。

出发前几天，她在生产队开了介绍信，然后又去公社开了介绍信，要出远门，她父亲专门去找了20斤全国粮票，当然，我们几个知青也凑了点，虽然听说来回管吃管住管行，一个小女孩子，单独要远行，又没有亲人陪同，身上备些钱粮是很有必要的。

出发这天，去北京的都在公社集中，邹学翠在父母的陪同下，早早就赶到公社，其它生产队的人选也都按时抵达公社。

经久公社革委会新任书记，社长，自然要做一些指示和要求，开口闭口都是毛主席语录，条条语录都了然于胸，不用草稿，也讲得是激情四放，把毛主席语录背诵得一字不漏。社长讲完了，负责宣传的副社长也接着讲了此次去北京的目的和要求。

这次去北京，公社还是派了二名干部陪同的，毕竟去的都是些小青年，不要说去北京，就是成都也没有去过，各方面的阅历都没有，万一弄掉一个娃娃，都没法向家长交待，因此，派二个有经验的干部陪同是合适的，送孩子去公社的家长看到公社有干部同去，心也放宽了一半。

那时成昆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去北京，公社选择的是座大客车从西昌到成都，然后再乘火车去北京，这样，既可以游览成都风景，又可游览北京风景，公社干部早就有了这样的打算，随行的小年轻人不用操心，跟着领导走就行了。

这一趟去北京，差不多花了一个半月，邹学翠才回到生产队。出过远门的是不一样，见多了，识广了，尽管还是那个娇小的姑娘，出去走了一趟，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大方了，不再害羞了，心中有什么就讲什么，而且还是头头是道，逻辑性也强多了。

去北京见了毛主席，回来后是要给乡亲们叙述叙述的。她回来一个多星期光景，队里还是专门安排了时间，让她讲讲去北京的情况，也把见到毛主席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这天晚上，生产队特意安排邹学翠在仓库保管室做去北京的演讲，她早早来到保管室，穿了一件洗干净了的花格格外衣，红兰相间，显得十分的靓丽，梳着一双小辫子，鹅蛋形的脸庞，红里泛着白，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环视着四周。我们知青们也早到了，生产队的干部也到齐了，饭后的社员，三三俩俩陆续走进了仓库保管室。

邹学翠喜欢与知青交往，此时的她依偎在李尚芝她们中间，不停地窃窃私语，估计又是在讲去北京的事了。

看到人差不多了，潘守成宣布会议开始，主题就是由邹学翠汇报讲述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情况。保管室今晚上的社员来得特别的齐，差不多都来了，邹学翠的父母亲也坐在中间的方桌上，她的父亲仍然叼着旱烟袋，一边使劲地吸着烟管，一边笑嘻嘻地与大家点头，得意的眼神始终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一刻也不离开过。

邹学翠清清嗓门，稍微停滞了一会，就开始讲述了。

她说，“这次出去，从西昌到成都坐了三天的客车，到达成都时，是第三天的下午四点左右，客车就停在武候祠大街的南门汽车站里，下车后，领队的在南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登记住宿，南郊旅馆街对面就是松伯村饭店，住宿在南郊旅馆，吃饭就在松伯村，我们一行12个人住下后，领队的就开始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太多了，火车票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买，领队是个中年男人，姓赵，是公社宣传股的干事，这人还灵光，又吃得苦，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一个人就往火车北站售票厅跑，赵干事拿着公社出具的证明，在人民南路坐27路公交车赶到火车北站，一下公交车，就看见售票厅门前人山人海，16个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全都是去北京的，这么多人，买票的队伍都排到街上去了，整个火车北站，黑麻麻的一片，除了艰难移动的公交车，杂夹着各种卖吃的，窜来窜去的自行车，就是人头了。在这密麻麻的人群中，每个人的袖子上都套着红袖套，胸口上戴着毛主席像章，手上捧着毛主席语录，还有10来杠红卫兵的旗帜在火车北站广场飘扬。

赵干事好不容易挤到售票大厅门外，望着长长的买票队伍，不知所然，看了看四周，只好排在8号窗口队伍的后面，耐心地等待着。

买票的行例在缓慢地移动，等他排到窗口前时，己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售票员告诉他，前二天的票预售完了，只有预售第三天的车票了，座位也没有了，只有站票，排了7个小时，却只有第三天的站票了，赵干事还是精明人，果断地买了12张去北京的站票，他心头想，今天不买，明天再来，还是这个样，不如买了再说。事实证明，赵干事的决策是正确的，不然，还得在成都多逗留几天”。

“买票受累，上车更受累”，邹学翠喝了口水，停歇了一会，接着又说，“赶火车这天上午，她们12个人提前2个小时就到了火车北站，候车室己经挤满了人，长条橙都座满了人，人太多，又害怕人走散，赵干事把人集中在候车室靠近卫生间一侧，上卫生间和打开水都方便些，好在12个人每人都有一个军用水壶，想到还要坐二天二夜的火车，赵干事赶紧给每个人都买了糕点，面包等食物，足够二天的份量，即便火车上没有吃的，也能够应付，水也灌满了，干粮也买了，就等着检票进站了。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这时，候车大厅的广播响了，去北京的8次列车，快要检票了。候车厅突然又乱了起来，人群一窝峰地向检票口涌去，赵干事还比较冷静，忙说“不要慌，一个跟着一个，我走前面，小罗走后面，千万不要挤散了”。

检票开始了，赵干事领着这11个人，也没有使劲往前挤，顺着人流往检票口慢慢地移动，20分钟不到也到了检票口，人们一检完了票，就朝一号站台狂奔，尤其是没有座位的，都想找个靠卫生间近点的位置。去北京的列车，都是停在一号站台，距捡票口最近，赵干事他们检完票，也是一阵小跑，跑到了一号站台，14节客车厢门口都挤满了人，这时候，己经乱套了，年轻点的小伙子也不挤车门了，大多在扒窗口往里钻，进去一个人，忙着又拉下面的人，看到这么乱，赵干事还算有经验，一开始就往最后一节车厢跑，带的这一帮人也紧跟着他跑，还算有运气，跑到第14节车厢时不用太挤，但也抓紧上了车，最后一辆车厢的尾部是锁死了的，恰好又是厕所，这节车厢后面还有一节列车员休息的车厢，没有钥匙谁也进去不了。

等他们都找了位置坐在车厢地板上，反正也是尾，挤动的情况比前面车厢好多了。一切都妥了，才发现整个列车挤得满当当的，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其实，这就是一趟红卫兵专列，挤上火车去北京的，有串联的红卫兵，也有去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整个列车，全是绿军装，绿军帽，红袖套，尽管车厢里挤满了人，每节列厢中仍然唱起了歌唱毛主席的歌曲，节奏是那么地一致，歌声是那么地激情，每个红卫兵发出内心的旋律，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轰鸣声，朝着首都北京----驶去。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座火车，第一次感受到这欢乐的场景，对于邹学翠来说，14岁出头的她内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她好奇地，细心地观察着列车上的红卫兵，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歌曲的节奏也哼了起来，只是她没有勇气大声地唱出来，对她来说，自己能跟着哼，已经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了。总之，望着这么多陌生的又充满激情的面孔，车厢中的条件和环境，把内心深处的话哼出来，她己经沉浸在这欢乐的气氛之中去了。

二天一夜的火车生活，邹学翠一点都不感觉累，一点不感觉苦，一点也不感觉困。夜深了，车厢里停止了喧嚣的声音，困的，半困半醒地，都把头垂了下去，迷迷糊糊地倦缩在车厢中狭窄的空间里，你靠着我，我*着他，相互依偎在一起，那怕迷糊二个小时，也算是睡了一觉。

赵干事是尽责的，这群人中，他既是叔叔，又是大哥哥，一路上无微不致地关心着大家，随身也带了点旅行的常备药，人丹，十滴水，晕车药等是必须有的。又是一天一夜过去了，天在亮了，车厢里的红卫兵陆续地醒了过来，睡得好的，睡得不好的，只要有一个人醒过来，周围一圈的都要起来。卫生间和洗脸处拥挤了起来，一个车厢定员120人，现在至少有超过400多人的身影在闪动，幸好邹学翠一行就靠近厕所，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点，确实让邹学翆感觉到赵干事的精明，内心开始崇拜起他来。

天亮后的列车，己经到了河南郑州，距离北京也只有8个小时，晚上8点之前，就能抵达北京站。

此时的车厢里，歌声再次响起，红卫兵小将们丝毫没有感到熬了一天一夜带来的疲倦，越是离北京近，激情反尔越加浓厚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凭着单纯的信仰，己经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当成天大的事来办，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火车朝着北京一路奔驰，离北京越来越近，还有二个小时就要到首都了，车厢广播里传来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提前告知了大家到达北京站的准确时间。虽然火车超员太多，好在当时没有武斗发生，火车一路也通畅无阻，按时到点，是最好不过的了。

快要到北京了，赵干事一行在成都火车北站买的干粮也快吃完了，赵干事在下车之前也交待大家，下车后不要走散了，要跟紧他，由他去办理到达北京后的一切手续，如果走掉一个人，麻烦就大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反复讲了几遍，看到这些娃娃都认真地在听，也就放心了。

北京站终于到了，这列严重超载的列车，终于缓了口气，红卫兵们不象从成都赶火车时的冲动了，车顶上坐着的，车厢里坐着的，站着的，都有序地列队走出了出站口，北京火车站宽阔的广场上，专门接待来京参加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接待处，都有长长的横幅写着：“某某省赴京接待处”，隔着10来米就有一处接待处。

赵干事出了火车站，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然后，领着这一群人，在北京站外寻找“四川接待处”的条幅，寻到一半多的位置时，终于找到四川接待处了，接待处是专门为全国各地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设立的，接待处有10来个工作人员，有负责接待的，登记的，安排食宿的，考虑得还相当周到。

赵干事从内衣口袋里找出四川省西昌县革委会出具的介绍信，接待处负责登记的在仔细对照名单后，赴京人数和地区吻合，把西昌县这12个人详细地做了登记后，然后有专门领路的人，领着赵干事一行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胡同中穿梭，走了40多分钟，才把他们带到一个胡同中，这里并不是旅馆，也不是饭店，而是一个腾空了的大杂院，领队的把赵干事他们交给大杂院管事的，叫他安排住宿和晚饭，然后就又回北京火车站去了。

这个大杂院比较大，老式的北京四合院建筑，四合院种有七八棵大斗碗口粗细的树木，散布在大杂院四周，树干有6一7米高，树技伸展开来，把大杂院盖得严严实实，夏天，凉风习习，太阳光大多被技叶挡住，并不感到有多热，只是蚊虫比较多，房间里是必须挂蚊帐的。这个大杂院房间比较多，为了安排接待红卫兵，街道办事处动员这家主人把房间腾了出来，以接待远方来的红卫兵，居委会把大杂院改造了一下，所有房间都是简易的大通铺，小点房间能住六人，大点房间可以住12个人，男女是分开住的，也能接纳170多个红卫兵。厨房在大杂院的后面，今晚上四川来的有50多个红卫兵，都是这趟车来的，赵干事他们来得早点，所以先选择了一下房间，六个男生，六个女生，刚好占了二间小的房子，等安顿得差不多了，厨房的师傅招呼他们吃面条，赵干事一行把晚饭刚吃完，就有陆续到的四川的红卫兵被领了进来。

距毛主席接见的时间还有七天，在这期间，主要是等待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代表。时间在宽裕，赵干事决定带这些娃娃去首都看看，当然，第一天主要是看天安门，好在他们居住的大杂院离天安门比较近，早饭是稀饭馒头，也不限量，随便吃，饭后，赵干事领着他们从大杂院出发，转到北京火车站，在火车站报亭，都买了一份北京景区游览图，有了地图，全都埋头看了起来，看得是这样仔细，认真。

把北京地图看完，距毛主席接见还有7天，七天时间要游完北京所有景点，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租车，观光车，私家车，要去那里，只有乘坐公共汽车，好在北京的公交车比较方便，文革期间，去北京的红卫兵非常之多，要坐公交车去游览，挤出一身臭汗是必然的。

他们商量了半天，决定第一天在天安门逛逛，然后去王府井商场看着，第二天去故宫博物馆和颐和园周围玩玩，第三天去北京动物园，第四天去长城，剩下的二天哪也不去，在大杂院休息。这样的安排，也是符合当时条件的，那里都想去看看，在当时那个环境，北京人山人海，出个门也是需要勇气的。

这几天游玩，最有纪念意义的还是在天安门前的留影，那时没有手机和照相机，天安门前有专门为外地游客拍照的，也不知道是个体还是国营的照相馆，反正，在天安门前有摊位的就有好几家，留影拍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还要有次序地排队，也就等半个多小时，他们去的所有人都照了相，有个人的，也有合影的。

邹学翠自己单独就照了三张，还有三张天安门前合影的，这些有纪念意义的留影，她回到生产队第一时间拿给大家分享，当然是先到知青点，满脸喜悦地拿出自己在天安门前的相片，我们几个知青也轮流看了，内心也为她能去首都天安门，目睹宏伟壮丽的天安门而感到自豪。

.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真正来临了。

这天早晨，按照安排，她们很早就吃了饭，估计在上午***钟之前，就必须列队到达指定的位置，参加接见的红卫兵穿着统一要求的服装，每个方陈都有国旗，还有红卫兵造反兵团自己的旗帜和横幅。

美中不足的是，四川去的红卫兵方队，安排的位置靠后，距天安门城楼至少有200米开外了，在四川队的后面，还有其他省的红卫兵代表，所以，四川队算是幸运的了。上午10点钟前，天安门前以及东西长安街己经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整个天安门至少有接近100万人的红卫兵队伍，场面是那么的壮观，人山人海，还没有正式开始前，“毛主席万岁”，“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彼此起伏，连绵不断，响彻云霄。

上午11点半前后，人群突然骚乱了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呐喊声更加响亮了起来，此时，广场上的高音喇叭中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随后是大会主持人亢奋的播音声，“毛主席来接见全国红卫兵了”。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头戴军帽，抬起右手，频频向站在天安门前的红卫兵招手。

整个广场沸腾了，所有的红卫兵挥舞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反复地，不停地，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是有节奏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

面对激动人心的场面，邹学翠己经是泪流满面，这种发自内心的泪水，情不自尽地随着自己的呐喊声流了出来，声音己经嘶哑了，嗓子己经干喝了，全然不知，也顾不了这些了，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这幸福和欢乐的气氛之中，尽管她还是14岁出头的少女，对毛主席的感情，从记事起，就己经开始吸入了。

毛主席的接见持续有一个多小时，在毛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后，广场上的红卫兵队伍还没有离开的意思，广场上的广播声反复地提示红卫兵队伍有序地离场，作用似乎不是很大，又隔了二个多小时，下午三点以后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余热末尽地才缓慢地在天安门广场上散去，直至黄昏临近，广场上才逐渐地冷清了下来。

返程的火车票，组织方提前就安排了的，也不收钱。邹学翠她们刚回到大杂院，就有人拿着购买好了的火车票，交给了赵干事，车票是第二天晚上的，还不错，回成都的火车票都是有座位的。

从北京返回成都，火车上是没受累的，火车超员不多，车厢里可以随意走动，因此，坐了二个夜晚，一个白天的火车，也安全的回到了成都。

到达成都火车北站后，己是晚上了，赵干事还是安排住在南郊旅馆，这里离南门汽车站近，一切都方便。

接下来的三天，赵干事还是安排大家去南效公园，武候祠，春熙路，草堂公园，人民公园等处游玩，回成都的第四天，才座上了返回西昌的长途客车。

邹学翠细致的过程叙述，已经把坐在仓库里的社员们听醉了，几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个社员溜走，邹学翠都讲完了，还悄然无声地在等待什么。

潘守成带头鼓起掌来，表扬邹学翆讲得好，活龙五队出了一个去北京的，也给五队增了光。此时，还沉浸在过程中的社员才醒了过来，跟着也鼓起掌来。

邹学翠不好意思地从跨包中抓出从北京买回来的水果糖，散发给大家，红着脸对社员说，“去了一趟北京，只买了点水果糖，让大家尝尝”。

自此，邹学翠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故事，成为了她父母亲的荣耀，也成了活龙五队的荣耀。

在我回成都之前，她才18岁不到，就和本队的潘光良结婚了，虽然潘光良个头不足1米6，但潘光良为人憨厚，本份，浓眉大眼，五官端正，邹学翠自然也就知足了。

 （45）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间跨度整整十年，我们这一代人，都亲身经历或是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去了。

我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善良，且意志坚强，在我下农村后，母亲也仅30多岁的的年龄，在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几年的知青生活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母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崇拜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我知道，她是从旧社会过度到新中国的一个普通女姓，她经历过旧中国的生活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这点，母亲心中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母亲对于新中国，对于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热爱的。

在解放初期及之后的18年中，母亲育有五个孩子（不包括去世的一个），尽管我父亲当时的收入完全能够养活全家，但母亲她并不满足于在家抚养孩子，从我记事起，那个时候我家还住在大科甲巷，我也只有6岁不到，弟弟兴建4岁不到，妹妹兴容2岁不到，她就投身于社会，出去工作了，我记得她在春熙路与东大街交汇处的一个私人理疗诊所里工作，母亲把兴建送入大科甲巷的一个幼儿园，把我留在家中看守不到2岁的妹妹，若是家里发生事了，我就到诊所里找母亲，路途不算远，10来分钟时间，我就能跑到诊所，把母亲找回来，去诊所次数多了，诊所里的人也认识我了，我每次去诊所，最闻不习惯的是诊所里熬膏药和灸条的味道，还没走到诊所，老远就闻到味道了。

其实，母亲在私人诊所也没有工作几年，1956年下半年或是1957年初，我们全家从大科家巷搬到了南门武候祠附近的四川省交通厅大院，搬家后，或许考虑到父亲是省运输公司的正式员工，搬到省交通厅大院没多久，母亲就被系统内部招工，安排去了省汽车运输公司所属的高升桥汽车修理厂工作，当然，她也中止了在东大街私人诊所的工作。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母亲她都是一个工作任劳任怨，在那个年代，母亲最多也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虽然没进过大学的门，但母亲是个吃得苦並敢于奋斗的女性，在高升桥汽车修理厂仅仅十年时间，她就从一名普通的车工，调升为厂劳资科的一名干部，她工作相当勤奋和出色，通过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也能够独立起草单位之间的函件往来，在厂里群众关系融洽，还在车间工作期间，就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文化大革命动中，随着运动的深入，省高升桥汽车修理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了牵连，不仅权被夺了，接二连三的批活动也展开了，同时，厂里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级，就连我母亲这样的党员普通干部，也没能逃脱厂里面造反派的打击与迫害，无须有的罪名一顶接着一顶往母亲头上戴。厂里的造反派不仅批斗领导干部，就连母亲这样的普通干部也没放过，照样在厂里进行反复的批斗，每次批斗都要将母亲捆绑起来，戴高帽子，胸前还要挂一块牌子，这样的批斗持续有好几个月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母亲的身心遭受到极度的摧残，面对反复的批斗，母亲凭着坚毅的信念，居然硬生生地杠了过来。

弟弟兴建在那个年代也只有14岁多点，看到母亲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受尽了造反派的折磨，基本上每个晚上都要去高升桥汽车修理厂，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捆绑，遭批斗的经过，他从心底记住了就那么几个人在反复地折磨母亲，一双小手紧紧地握着，双眼充满着怒火，恨不得一拳把那几个人击倒在地，心里头虽是这样想，毕竟还是个小孩子，面对现实也没有办法，只有等那些造反派折腾够了，离开工厂的时候，他才去扶起跪在工厂大礼堂台上的母亲，小心地把母亲接回家中，把母亲安顿在床上休息，兴容，兴棣见母亲回来了，赶紧给母亲弄点吃的。母亲疲惫地躺在床上，看见弟妹们无声的忙碌着，眼眶早己滚满了泪水，强忍住不让它流出来。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二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而是整整一历史时间段，可想而知，每天都处在如此的环境下，也不知母亲是如何熬过来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谁也没有幸免，高升桥汽车修理厂里面象母亲这样的党员干部，被无缘无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的党员干部，还有好多个。

在当时环境逼迫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与自保。在造反派集中批斗告一时间段后，在1968年与1969年之间，工厂基本上是停工停产，处于瘫痪状态的，工厂己经被造反派夺权了，母亲担心厂里的造反派不知什么时候又要想法搞批斗活动，因此，母亲大多数时间都隐藏在成都西门外土桥的一户农民家中，在那个不平凡的岁月里，母亲只有把年幼的兴建，兴容，兴棣丢在家里，隔三差五地偷偷回到来看一眼弟妹们，回家呆的时间并不长，根本不敢在家过夜，害怕有人去厂里通风报信，在家中没呆多久，又不得不赶紧跑回乡下去躲避。

这年（应该是1968年）六、七月的某一天，西昌依然是阳光普照，狭长的西昌盆地上，绿油油的秧苗己经有一尺半高，虽然还没有开始抽穂，在微风的摇曳下，来回摇晃，放眼望去，犹如一片绿色的海洋，看不见尽头。

正午时分，我还在地里干活，队上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气喘吁吁跑到地头，操着浓厚地当地口音，看见我就喊“黄兴跃，你爸爸来了，来了好多人”，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郑良灿都在这块地里干活，一听到这消息，全都扛起锄头，抬腿就往知青组奔去。

干活的地点距家还是有点远，我们几个回去也是一路小跑小跑，还没有到家门口，老远地就听见黄兴建的声音，“那边还有好多石榴树呀”。其实，这个季节，并不是吃石榴的时候，但是，石榴树大多开花结果了，小石榴很小，在我们知青组门外的院子外，就有20多棵石榴树，分散在知青院门外不足8米远的一小片空地上，算得上是一个小小果园林了。在这个小石榴林中，生产队专门为知青修建了一个厕所，这个厕所是相当简陋的，面积有8个平方左右，四周用土垒起来的，厕所没有屋顶，只在里面挖了一个1米6深的坑，也没有用石灰抹平，在挖好的坑上面，垫上二块厚厚的木板，就算是厕所了。厕所没有安装门，只留了一个50公分宽的出口。

这样的农村厕所，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男生上厕所还无所谓，女生要上厕所，都有一个人在外面〈站岗〉，表示厕所里有人了。厕所也只是白天使用，晚上是不敢来上厕所的，因为害怕遇到狼，生产队的社员也提醒不要夜间去厕所，所以，一到晚上，男生女生，就各自提一个粪桶到房间里了。

在厕所这片约有一亩多的土地上，栽了几十棵石榴树，每到石榴成熟的季节，这片石榴林的石榴，基本上都被知青们摘来吃了。西昌的石榴都是梃大个的，每个石榴籽粒饱满红润，香甜可口。在挑选石榴是否红润香甜方法上，社员是有经验的，他们教我们选石榴的方法，一是要石榴口开口大的，二是要选青皮石榴，石榴外面如果是红皮，说明光照太多，石榴芯子不是鲜红的，而是微红或是白籽，倘若一个石榴半边青皮，半边红皮，也不算是好石榴。有了社员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知青都是能够识别和挑选石榴的了。

随着兴建叫喊的声音，兴容和兴棣也跑了出来，看见一小片石榴园，心里那个新鲜感再度提升了起来。

此时，我们几个知青也回来了，我定睛一看，嗨，全家人都来了，父亲高大的身影与蒋叔叔瘦小的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还不到40岁的母亲，仍然显得那么美丽，尽管在前些日子受了那么多的折磨，现在见到知青组的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郑良灿，秀丽的脸庞堆满了笑容，微笑着向郑良玉她们打着招呼。

这个时候，神灯去了东坪黄联农场，周素碧己经同庄亮方结婚，林茂丽虽然调到了我们小组，也趁着文革运动乱的机会，不知跑到何处去玩耍了，目前只有我们几个一直坚持在生产队劳动。

因此，我把知青向母亲作了介绍后，也把15岁不到的黄兴建、13岁不到的黄兴容、10岁刚出头的黄兴棣向郑良玉她们做了介绍。大家在知青大院门口逗留了10来分钟，相互做了介绍后，就都进了知青点。

不知道母亲要来，我们事先没有把家里收拾干净，一切显得那么的杂乱，地没扫，碗没洗，桌没擦，被没折，水也没挑，割回的矛草也没挽成草把，散乱堆在厨房柴房外面。好在父母亲，蒋叔叔并没在意这些，或许早就己经有了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农村中的情况，了然于胸了。几个弟妹还小，从来没有在农村呆过的，除了新鲜感，一切都感到陌生和充满好奇。

说心里话，看到父母和弟妹来到我下乡的生产队，既感到意外，更是感到高兴，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是来西昌避难的，我不知道，郑良玉她们就更不知道原因了。

弟妹虽然小，但都很乖，很听话，他们来生产队，穿着也极为普通，只是城里的孩子爱干净，因此，对比起生产队的同龄孩子来，就显得靓丽多了。

父亲和蒋叔叔把母亲和弟妹送到生产队后，也没有多待好久，父亲是用客车，从邛海芦山方向走便道抵达“合营农场”，把车停在农场后，走路从后山翻过来的，这样来生产队，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即便这样，他们从合营农场走到生产队，对于从没爬过山的母亲和弟妹，也是累得够呛的了。

把母亲和弟妹送到生产队，等与知青们见面后，父亲只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与蒋叔叔离开了生产队，再返回“合营农场”，把客车开回了西昌汽车站。

社员们知道我的母亲和弟妹都到了生产队，这下子热闹多了，刚下工不久，陆陆续续的社员走花灯式的来到知青组，来的人太多，屋里空间有限，只有拥挤在厨房里，母亲和郑良玉她们坐在方桌的橙子上，不停地向来的社员打招呼。

社员们很是热情，大多数来的社员不是提了几棵白菜，就是拿了几个茄子，堆满笑容的脸上不停地给母亲打招呼。

几个上了年纪的大妈看到母亲，惊讶地说道“黄兴跃的妈妈好年轻呀，看起来才20多岁”。其实，比较起当地长期经受风吹太阳晒的社员来说，母亲比起20来岁的农村妇女，看起来是比她们年轻，何况母亲本来就很漂亮，这样对比起来，社员们更是感叹和赞美母亲了。

兴建，兴容，兴棣也坐在方桌的橙子上，看到这么多社员都轮番来到，他们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西昌农村的民俗，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陆续进来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社员们，当地的西昌话，刚来，弟妹们肯定是听不懂的，或许是二懂二懂的。

弟妹们虽然小，相貌却是很俊美的，比起当地同龄的农村孩子，自然是不可比的。正因为这样，惹得来瞧热闹的大婶大妈们，少不了又要对兴建他们比比点点，本来厨房就不是很大，遇到这些爱点评的大婶们，要让她们马上离去，看来是不可能了。

人越围越多，后面来的挤不进来，急得直嚷嚷，实在没有办法，郑良玉她们才劝先来的回去，这样，后来的社员才会陆续进来。

潘守成的母亲王大珍一直陪着母亲坐在一起的，她时不时地低头在母亲耳边说着什么，也不晓得母亲听懂没有，只是不停地点头回应着。

己经是吃夜饭的时候了，社员们该来的都己经来了，这时，也在逐渐地散去，该回家做饭了。见屋子里的社员都离去了，潘妈妈才对母亲和郑良玉她们说，今晚上她要给母亲接风，吃顿便饭，知青们都去。

来到潘守成家，天已经黑下来了，潘守成的新婚妻子小范正在忙着炒菜，小范是这年的春节嫁过来的，也只有半年多点时间，比潘守成小4岁，人长得也漂亮，又很是能干，个子与潘守成差不多，自从小范嫁到潘家，潘妈妈心中就象吃了蜂蜜一般，连自己走路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潘守成家的小院里，小范己经摆好了两个大方桌，碗筷都己经摆好，除了知青和母亲弟妹，还请了卢本志，以及队上的干部们。

今晚上，主要以豆花为主，小范也煮了二块腊肉，炒了几样素菜，我们知青还有母亲弟妹坐了一桌，队上的干部同潘守成一桌，吃饭时，生产队的干部一直给母亲讲，“这几个知青下乡来表现都很好，社员们很是喜欢他们”，尽菅母亲还听不懂当地的西昌话，大概意思还是晓得的，也是客气地对村干部们说“还得感谢队干部的关心和帮助，这些知青才会有这么好的表现”。

今晚上还好，村干部们没有喝酒，也没有抽烟，这或许是母亲在的缘故，毕竟是成都来的客人，不管怎样，留点好印象还是好的。没有大鱼大肉，除了一盘腊肉，桌子中间放着一大盆豆花，也没有什么沾水，小范就弄了点豆瓣酱。母亲和弟妹们还是第一次在农家户吃饭，也许是真正饿了，顾不了那么多，大口大口的吃着饭，就连兴棣这么小，也接连吃了二碗蒸子饭，看着母亲和弟妹们吃得这么香，潘妈妈在一旁笑咪咪地，忙着为客人们添饭。

吃完夜饭，小范忙着收拾碗筷，大家伙依然围坐在方桌前，村干部们轮番地与母亲交谈着什么，面对着朴实热情的西昌农民，母亲暂时忘却了在厂里被折腾的痛苦，绕有兴致地同社员们聊着，时不时也露出来自内心的微笑。

时间差不多了，也该回去睡觉了，与社员们道别后，我们就回到了知青组。’

怎么住，郑良玉她们己经安排好了，母亲，兴容和兴棣在楼上睡，反正楼上空着一间屋，还有二张单人床，母亲住一张床，兴容与兴棣睡一张床，兴建就与我在睡一起。也不知道李尚芝去那家社员借的被子，蚊帐，床单，枕头，看来基本上都是新的，就全借给我们了，可见农村的社员是多么的质朴与无私，把迎娶媳妇的家当都给了我们，母亲上楼一瞅啥都准备好了，也舒心的笑了。

趁她们去看住房的功夫，我已烧好了一锅热水，叫母亲和弟妹们下楼来洗脸洗脚，一切都弄妥当了，才上楼休息。

知青们的轮流煮饭，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来到而打乱顺序，第二天是李尚芝煮饭，我和郑良灿她们依旧起早上山去割茅草，好在知青们的粮食吃不完，楼上一间专门储存得有谷子，玉米，小麦，黄豆等，我和良灿刚打好的红花米足足有百来斤，够我们吃的了。

脑火的是蔬菜，母亲没有来时，我们只弄一个菜，反正装一盆，够不够就这么多了，现在人多了，不管咋个也要弄二个菜，肉是没有的，好在这年我们喂了10多只鸡，养了好几个月，也可以吃了。

母亲她们在知青点的这一个月里，生活方面还是尽可能弄好点，光是推豆花，我记得就做了三次，都是我点的豆花，喂的鸡，也杀了七、八只，还有社员们隔三差五的送这送那，基本上也能满足需要了，至少，母亲们的到来，生活方面确实是改善了不少，比起纯粹的知青生活那是好得太多了。

母亲在生产队的这些日子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有村里的大娘大婶们来陪她聊天，也不晓得她们聊些什么，更多的时候是带着自家的闺女一起来的，闺女也是16岁，17岁的年龄，在当时的农村是该出嫁的年龄了。这些姆姆婶婶们的来意，母亲自是心中明白，只是社员们尚不知道母亲是什么原因来西昌的，这也怪不着社员们，看到母亲带着大家子都来西昌了，有些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大娘大婶们也没空着手来看母亲，多多少少也要拿点这菜那菜的，碰到李尚芝在的时候，也就不客气的笑纳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带母亲去生产队各处看了看，包括环境，生产队种植的稻谷，还有我们的自留地种的蔬菜和稻田。农村就是这样的，母亲也知道，只是亲身来到我下乡落户的生产队，看了所处的环境和生存条件，也就安心了。

母亲这一次来西昌，留给我深刻印象是，母亲从心底还是爱我的，不管我是什么原因来到西昌，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知青小屋里，有一天下午是我与母亲单独在一起，我本来就不善言语，看到母亲被造反派折磨成这个样子，也找不出安慰的话语，只是默默地用双眼凝视着母亲，此时，母亲同样也在用双眼凝视着我，双眼对视，眼眶里滚动着泪水，无声地相望，那心，那情，全都包含在其中了。母亲轻轻地拉着我的手，就这样无声地拉着，母子之间的爱流，在这一时刻，全都交织在一起了。

兴建，兴容，兴弟，在生产队的日子里，耍得是最开心的，每天早上吃完饭，人就不见了，生产队同龄的小孩子们，早就在门外等着呢？吃完饭后，就被队上的孩子带走了，反正好玩，有趣的地方都去了，到收工的时候又都跑回来了。

我还是其佩服弟妹们能这么快地适应农村生活，尤其是晚上蚊虫那么多，虽然也有蚊帐，也难免被咬得身上红肿，在这一个月农村生活中，居然从没喊过苦。

兴建算是最适合在农村的了，这么小的年纪，还敢跑到安宁河边上去，看别人打野鸭子，难怪他还单独一人又第二次来生产队，而且还带来了几只鸽子，带了火药枪，还把西昌汽车修理厂的黄维毅也约来打野鸭子。记得有一次郑良灿和我带兴建去西昌县，买了二斤挂面，二斤樱桃，买回来放在我的木箱子中锁住的，结果木箱后面有一个小洞，被兴建偷偷地用筷子几根几根地抽出去，煮来吃了，我还不知道。二斤樱桃，吃了一些，舍不得一次吃完，也锁在木箱里，几天过后，全都长虫了，满屋子爬，打开木箱才晓得樱桃长虫了，这件事，被兴建一直当成笑话，记忆如新。

母亲和弟妹们在我下乡的生产队住了有个把月，在回成都的这天，还是父亲把客车开到合营农场接的，社员们基本上都来送，有送板鸭的，有送石榴的，有送鸡蛋的，有送黄豆的，送的东西太多了，又拿不动，有好几个社员找来箩筐，把东西装进去，直接送到客车上，这才返回生产队。

在我下农村的生活中，母亲和弟妹来生产队的日子，算是一件大事了，我一直都记得这事，有一点感到欣慰的是，母亲在西昌的30天，在离开西昌的那一刻，母亲应该逐渐淡忘了在工厂被批斗的往事，况且，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文功（批斗），己经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武卫了，因此，母亲在返回成都后，基本上结束了被批斗的过程，但是，工厂仍然是罢工，学校仍然是罢课，回成都之后，也只能在家里呆着了。

（46）

1968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次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我们当时上山下乡是不一样的，我们当时去农村，虽然也是街道办事处动员的，但不是强制性的，适龄青年，可去可不去，政府没有强制性，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就不去。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相同政策，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规模上是不同的，1964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小规模的，也谈不上上山下乡运动，而1968年至1971年的上山下乡，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全国范围内有数千万知识青年去了农村，农场，边疆，草原，除了独生子女，身体有残缺的青年人没有去，家中凡有2个以上子女的，都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毛主席的感召下，基本上所有的初中，高中在读的学生，基本上都被动员去了广阔的天地。

我所在的西昌经久公社，在1968年有大量的知青落户，有成都的，有内江的，有自贡的，有重庆的，也有西昌本地的，就在这次下乡运动中，整个公社来的新知青，比起我们1964年下农村时，其规模，其力度，其宣传，其影响力，那是不可比拟的，整个经久公社所有的生产小队，基本上都被安排了新的知识青年，因此，作为同时代所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1964年和1965年下乡的，被称为老知青，1968年或之后来到农村的，被称为新知青，虽说在年龄上没有多大的差异，都算时同龄人，我们先去农村的知青，也应该是名符其实的老知青了。

我们生产队，在1968年下半年，也安插了八个新知青，这批知青都是西昌本地人，7个男知青，1个女知青。新来的8个知青，岁数与我差不了多少，但比郑良玉，徐佩琼她们小点，毕竟我们己先下乡4年时间，我和郑良灿下乡时也只有15岁不到，因此，也算是同龄青年人了。

来我们生产队的新知青，虽然是本地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新老知青的关系相当融洽，我和郑良灿时常都去他们的住所聊天。生产队给新知青安排的住处，环境和条件比老知青的好，他们是独立的平房院子，两个人一间，只有女知青是住的单间。新知青住的院子相当的宽敞，厨房，柴房和厕所都在院子内，在院子里面，还种植了好几棵石榴树，院子虽然也是土地，但专门挖得有排水沟，只要是大雨，雨水都会排出去，院子也不会积水，整体布局看起来是一个小型的四合院，整洁，清爽，安逸。每天晚上，只要把大门关上，四周都是围墙，安全度和舒适度都比老知青的强，或许是新知青的安置费用要比老知青多很多，新知青所有的床，家具，农具，厨具，包括床上的被盖都配置得相当齐全，我开玩笑地对新知青姓陈的组长说：“你们新知青的待遇比我们老知青强多了，我们不敢同你们相比的”。新知青也不知道老知青的情况，一听到我这样说，得意地笑了。

新知青还没有到生产队前，成昆铁路攀技花至西昌段己经建成通车了，当时通车也只是货车试运行，客运还没有开始，每天来往生产队门前的铁路货车也有好几趟，不仅白天有，夜里也有货运车在运行。

新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郑良灿和我每天收工吃饭后，都会与新知青在铁轨上坐着聊天，在铁轨上坐着聊天摆龙门阵，社员们晚饭后看到知青都坐在铁轨上，也不去仓库保管室聚会了，也都排排坐的坐在铁轨上，好在那时成昆线还没正式开通，也没有人来干涉，因此，在那一时间段，社员和知青们的晚饭后的聚会铁轨，也就成了习惯。

新知青们的家都在西昌县城，他们要回家看父母，也是相当方便的，与老知青进县城方式不同的是，新知青从不会爬山上坎地从生产队走路回县城，将近30里的山路，还要步行将近三个小时，这种艰辛，这种毅力，只有老知青才能做到。因为火车通了，每天都有货行列车从攀枝花开行西昌，而这些货车基本上都是平扳车，封闭式闷罐车很少，只有前后几节挂有闷罐车。几个新知青想进城回家，都是采取爬火车的方式，火车司机也是有情怀的，只要看到新知青给司机打招呼，都会主动减速，让这些知青爬上来，平板车又矮，车速又极慢，这么慢的速度，新知青们己经掌握了爬火车的技能，爬车跳车，对新知青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一年多时间的相处，我们和新知青也相处得如亲兄弟一般，关系甚是密切了。1969年春节前夕，新知青们邀请郑良灿和我去西昌他们家玩二天，我和良灿商量后，同意去西昌耍二天。

1969年的过年之前，西昌地区下起了大雪，这场大雪，是我们下乡中碰到的第二场雪，持续连绵的数天雪花，铺满了整个西昌大狭谷，田野上，屋顶上，铁道上，树木上，道路上，都积蓄了厚厚的雪。这天约好要去新知青们的家。

小陈是新知青组的组长，小伙子个头不是很高，约有1米6左右，浓眉大眼，标准的帅哥。他性格直爽，为人诚信，几个月时间的相处，我们同新知青之间的关系，也情同兄弟了。

过年之前，小陈邀请我和良灿去他家里玩耍，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好客的人，不仅小陈邀请，其他几个小伙子同时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玩，他们既然这么热情，快过年了反正生产队也没有什么农活，要去西昌也是可以的。另外，父亲过二天的客车要来西昌，我也可以去黄维毅厂里去看看，因此，我也痛快答应了下来。

这批新来的知青，家庭条件比老知青优越不少，仅是穿戴方面就强于我们，何况好几个小伙子的手腕上戴着上海产的手表，还有照相机，虽然是海欧120型的，在那个年代，优越性明显彰显了出来，心中自是羡慕不己，但并没有从思想上去攀比，从这方面来看，我和郑良灿在当时还是相当单纯的了。

要去西昌，新知青每次都是爬火车，今天自然也不例外，中午稍过，天阴森森地，雪也小了许多，天空中飘落的雪花，细细地，漫不经心地随风飘舞。

新知青除了那个女孩外，连同郑良灿和我，都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等待从黄联关方向开过来的火车。我是第一次爬火车，还是运行中的火车，尽管这条才试运行的铁轨不可能快速行驶，毕竟火车是在开的，要我象铁道游击队员一样爬火车，嘴上虽然没说不敢，心里着实虚得很。我看着小陈，低声对他说“我还没爬过火车，不知道行不行哟”，小陈己经看出我心中害怕，忙对我说“不怕，等会火车来了，我在你身后托你一把，先上去的抓住你手，趁势就上去了”，郑良灿在旁边也给我打气，“火车速度很慢，应该没有问题”。

不一会功夫，一个新知青喊道，“火车过来了”，我们大伙都扭转脑袋向合营方向望去，果然，一列平扳货运火车缓慢地朝我们开了过来，火车来了，大伙都紧张了起来，我更是比他们紧张多了，只盼着火车开慢点，再开慢点。

火车司机老远就看见我们知青站立在铁轨两旁，并挥舞着双手，意思就是请司机减速行驶，火车司机也是年轻人，知道这群知青要爬火车，果真降低了车速，缓慢地开了过来，尽管司机降低了车速，但也有每小时10公里至15公里的速度，几分钟时间火车车头迎面就驶了过来，火车开得确实很慢，新知青们瞅准时机，鱼贯般地都窜上了低矮的平板车，我正在犹豫不决，小陈一把拖住我，“赶紧上”，他这一推，上面的抓住我双手，硬生生地将我拖了上去，幸好平板车很低，拖我上去后，也没有被碰伤的痕迹，良灿在我之前就爬上去了，他面对我笑了笑，“习惯就好了，这么慢的车速，司机是有意叫我们上的，不用怕”，我己经爬上了火车，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不好意思地朝他们笑笑，说道“第一次爬火车，既无惊也无险，谢谢你们拉我一把”。

火车司机见我们都上去了，逐渐地提升了车速，即便是提高了车速，每小时也才30来公里，这是条新线，客观上也不允许火车高速运行，新线试运行列车，也就是要让铁轨路基逐渐适应，夯实路基，检验铁路质量，以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

从活龙五队到西昌机务段，也有30里路，火车这么慢的速度，也得半个小时以上。此时，随着西南风的加大，把雪花四处散发着，我们几个知青在平板车上，四周空荡荡地，又没扶手，好在车速不快，即便这样，我们也只敢坐在车上，才感到安全些。

坐在空旷的平板车上，风夹着雪，雪裹着风，尽往我们脖子头钻，那时又没有围巾，大伙只有把衣领死死地抓紧，尽量不让风雪往里灌，我头上是戴了帽子的，良灿和新知青都没有戴帽子，这样的处境，被一位新知青用照相机拍了下来，包括这一路上的爬车，跳车以及玩耍过程都定格在那个时间段，把所有的相片冲洗出来后，给了我一份，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往事留影，现在居然一张都找不到了。

西昌铁路机务段到了，火车司机再次开始减速，并拉响了气笛，示意我们跳车，说到跳车，我还是不敢，铁道下面的坡道全是碎石块铺成的，成45度的斜坡，在西昌机务段的斜坡，总高度至少有4米左右，虽然车速不快，要从车上跳下来，必须借势向前跑动，停时停不来的，新知青一个接一个跳下去了，良灿也跳下去了，我还是不敢往下跳，火车又在往前开，好象还提高了车速，知青们看我还没跳，急得齐声大喊起来“赶紧跳车，赶紧跳车”，我心中慌极了，这时火车又向前了好几百米，着到火车继续往前开，离他们跳车的地点越来越远，内心真是慌极了，没有办法，我心一横，也沒注意周围的环境，其实我己经错过了最佳的跳车时间，现在跳车的坡度更高更陡了，闭着眼睛就从火车上跳了下去，跳下时，脚根本站不住，脚刚一接触到坡度上的石块，立即就滚了下去，当时人就摔昏了过去，这个时候，新知青都跑了过来，全都围绕在我的四周，看到我昏了过去，七手八脚赶紧把我抬下了陡斜地边坡，放在平坦地地上，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醒了过来，幸好跳车时头没有触地，手上和脚上被擦伤了不少，到处显露着被石块擦伤的痕迹，衣袖和裤子也被擦烂了，手臂和脚上的血慢慢地渗了出来，知青们见我有知觉了，掺扶着我往县医院走去，西昌机务段距县医院还有点远，走了快一小时，才走到县医院，我的手脚擦伤并不是很严重，所幸的是没把骨骼摔碎，只是点皮外伤，医生替我消毒消炎包扎好，我们就离开了医院。

所幸的是冬天，我身上穿了棉衣棉裤，要不然我会摔得更为严重，身上虽然有些疼痛，但命是保住了，这次跳车故事，是下农村后遇到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庐山救火，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在农村几年的时间中，经历和发生了许许多多，只有印象深刻地记忆，才会牢记一生。

（47）

铁二局“五七干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在活龙大队四队与五队的后山坡上安营扎寨了。那片后山坡不算太高太陡，坡度不大，但面积不少，整整二座山坡的位置，顺着这两座山丘往里走，在山的背后，有一条泥土的车道，这条道能抵达合营农场，当然也能通往西昌县城。

那原本是村民早晨割茅草必经的地方，不知道是那一天，这片不起眼的小山坡，突然间热闹了起来，刚开始社员们就感到奇怪，这些日子总有些干部模样的人在山坡上指指点点，接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又过了些日子，来了不少工人，在选中的地块上平整土地，从下至上的，平整了好多土地，把这些坡地平整好了之后，又专门修了一条便道，与后山的便道连接在一起，修建房子的材料，源源不断地由汽车拉到了施工现场。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后山上平整来的土地上矗立着一排排青磚白墙的平房，由下自上，整齐地排列开来，使原本贫瘠的山坡上增添了新的画面，庄潘屯的社员们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目瞪口呆，眨眼的功夫，后山上建造了数十幢平房，同时，把后山堰塘的山泉水，也用钢管铺设到每幢平房的门前，除了宿舍，还建造了小礼堂，伙食团，厕所，打蓝球的场地，反正，看这架势，看来不少人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果不其然，在这些基础设施完成不到一个月，一批又一批干部模样的人在新建成的平房中闪现，在这批人群中，中老年的占绝大多数，也有28岁至30岁左右的少数年轻人，后来通过接触，才知道这群人中，有铁二局各部门各阶层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中青年知识分子，或是科学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批人群，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进“五七干校”的人选。

庄潘屯后山的“五七干校”，终于住满了“臭老九”，每天收工后，也是这些“臭老九”放飞的时候，吃过晚饭后，山坡上的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会散步于农舍之间，或是站在铁轨上四处指指点点，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不管怎样，能下来直接体验农民的生活，能漫步在这广阔地农村田野，对于被圈在“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来说，己经是十分荣幸的了。

老何和老姚，是“五七干校”的成员，老何其实并不老，估计年龄不到30岁，个头较矮，比我个子还矮点，应该是不到一米六，最多也就1.55米，矮胖矮胖的，其实也不算胖，他说是湖南人，是铁二局上海分局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这么年经就成为高工，看来确实有两把刷子，他算不上英俊，相貌平平，略显圆形的脸庞，鼻樑略略往上翘起，只要他不说话，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与老何形成反差的是老姚，老姚个头高高的，人精瘦精瘦的，略有一米八的，他是上海人，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只要是说话，满口的上海腔，老姚的龄要比老何大许多，不过也不到40岁。

老何和老姚，看来是同一个单位的，两人的关系也非常好，差不多每天晚饭后的散步，都是同行，而常光顾的地点，就是活龙五队的知青点了。

其实，老何他们也是无意之间逛到我们知青组的，这个时候的知青组只有郑良玉，徐佩琼，郑良灿和我四个人了，李尚芝已经顶替回成都南效公园上班了，林茂丽也跑回成都享福去了，因此，组上只有我们4个人在坚持劳动。

这天收工后，我们正在吃饭，老何和老姚就闯了进来，他们也不知道是知青组，反正每天晚饭后的散步，也是瞎逛，庄潘屯基本上每户农民的住宅，他们都光顾过了，这一天逛到我们知青组，从我们的言谈举止，他们就看出我们是下乡知青。

老何他们进来，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五七干校的干部们，自打在这安营扎寨后，差不多每天都要在村庄里游荡，社员们己经习以为常了。

看见他们二人进来，虽然正在吃饭，也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了下来，我们吃得相当简单，就炒了一盆南瓜丝，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早己习惯了，看到我们生活如此地清淡，老何和老姚或许是第一次看到，老何嘴巴里自言自语说道：“你们生活水平还不如社员呢”，我们知道老何说的是心里话，我们四个知青相互对视了一下，我回答道：“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第一次相见，彼此间还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老何似乎对我们知青组特别有兴趣，提了不少问题，郑良玉，徐佩琼也分别做了回答。初次的交谈，都比较放得开，对于我们知青组大浪淘沙似的清洗，面临文革运动和坚苦的生活环境，竞然选择留在了生产队，并没有随文革运动的动荡而逃避农村，这种思想境界和坚毅的决心，让老何和老姚感到了震撼，说心里话，在文革动乱的时期中，绝大多数老知青都离开了生产队，至于回到城后能干什么，就没有考虑那么多了。

几年时间的农村生活，我和郑良灿也是18岁的青年人了，郑良玉和徐佩琼也是超过21岁的大姑娘了，对于未来和今后，或多或少的在心底渐渐地萌发了不可铭状的忧虑，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后，萌芽了找关系去当列车员的想法，今天恰巧老何老姚来到组上，又知道他们是铁二局的工程技术干部，更是主动与之攀谈，虽然没有直接透露内心的想法，但机会来临了，总是想紧紧地抓住，不菅成与不成，都必须试上一试。

没想到初次的交谈是如此地和谐，老何与老姚也是敞开心扉同我们交谈着，初次的偶遇，竞让老何对我们几个知青有了好感和同情心，面对知青们的处境，虽有同情之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忙我们解脱，在心中就没指望他们能真正解脱我们，他们虽有此心，事实上是不可能办到的，作为新结交的朋友，自此之后的将近一年的时间接触中，老何和老姚竟然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交谈了很久，眼看天就黑了下来，月亮早己露了出来，随着太阳的隐去，夜色的渐渐来临，月亮才敢大胆地喧宾夺主的展现自己的风采。

厨房中己经暗了下来，郑良灿点上了煤油灯，老何还谈性正足，仍然在兴致地发挥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又是一个性格慢悠悠的人，说话慢腾腾地，一点都不急，着来今晚上要谈到天亮了，老姚一看时间不早，催促地说，差不多了，“五七干校”晚上还有政治学习，要点名的，迟到自然要受处罚，老姚的提醒，老何看了一下手表，是该回去了，站起来与我们告辞，我们把老何老姚送到生产队临近后山的地界，才与他们挥手告白，在浩瀚的月空下，二人的背影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

过了没几天，老何和老姚又来了，也是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这次来，带了二个红烧猪肉罐头给我们，他们可能是看到知青们的生活太艰苦了，特意拿来的，初次相识，老何就给我们送来罐头，确实感到很是意外，除了感谢，也没有什么东西回赠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何来得更勤了，老姚陪老何来的次数越发少了，大多数时间都是老何一个人来。原来，老何虽是高级工程师，但还没有结婚，没有安家，或许是心思放在事业上了，个人婚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次铁二局五七干校在“庄潘屯”落户，让老何有缘认识了活龙五生产队的知青，尤其是认识了郑良玉，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接触，老何与郑良玉之间的秘密渐渐地由潜在，慢慢地浮了上来，首先感知的是老何，他有意识地让老何单独去我们知青家，那时我们还小，对这些敏感的事反应滞炖，不过，再怎么不开窍，时间久了也明白其中的缘由了，这下，徐佩琼，郑良灿和我都知道了，接下来，生产队的不少社员也知道了，至于郑良玉自己，老何这么直白的闯入，虽然没有直接挑明，是不可能不在少女的心扉中激起涟漪的。

着得出来，老何是主动的，郑良玉或许有太多的顾虑，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还是谨慎的，因此，显得十分的小心和被动。

事物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了，郑良玉和老何的接触，在后来的过程中不再有与我们几个知青的客套，只要老何来到组上，郑良玉都是直接把他带到了楼上，徐佩琼是醒眼的聪明姑娘，自然也是给二人留足了时间和空间，即便是几个小时，也不会上去打扰他们，直到老何下楼后，离开了知青组，徐佩琼才上去休息。

郑良玉和老何的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其中的原因，我没有问过郑良灿，郑良灿或许应该知道原因的，他没说，我也没问。只是，我为郑良玉和老何没结合在一起感到惋惜，这事，组上的知青们都心里清楚，但都没有桃明，毕竟郑良玉是我们组的组长，对我们知青组尽到责任了的，我对她很是尊敬，不管是在当时的知青时代，还是返城工作后的忙忙碌碌，活龙五队知青组的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林茂丽，周素碧，神灯，郑良灿和我，知青友谊始终如一，一直到我们都成了花甲老人，仍然如此。

铁二局“五七干校”在庄潘屯后山落户，是历史的过程，但五七干校为活龙五队挖掘的水井，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仍然在使用，对于这点，活龙五队老一辈的社员们，心中还是非常感谢干校那些“臭老九”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就是铁二局五七干校留在“庄潘屯”的根。

（48）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中国大地上，除了幼儿园的小孩子外，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正在工作或无工作的，不论是下乡知青或种地的农民，不论是部队还是大专院校，不可避免地都会在这场运动中烙上难忘的印记，只不过，这种印记有大有小，有深有浅罢了。

作为知识青年，在毛主席1968年12月的正式召唤中，四川省各地区的在校学纷纷走向了农村，其中，插队到凉山州西昌县的成都，重庆，自贡，内江等地知青，就象插秧一般，插遍了西昌县境内，除了安插在各公社外，仅有的几个农场也被安插了进去。

1968年至1969年间，正是文革运动两派斗争由文斗演变为武斗的活跃时期，冲击部队，抢劫部队武器的行为在那个阶段尤为明显，凉山西昌地区的两派同样在抢夺当地部队的******，并纷纷占领有利地形，西昌县各政府部门，庐山，以及国家粮库（黄联关）都被两派占据，两派自从有了武器，枪声，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间断地总是响个不停，在那个时期，除了赶集，平时走家串户的少了，往日在村道上来去穿梭的人流，忽然间少了许多。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知青浸泡在这样的染缸之中，或多或少都会被染上不同的颜色，有些深，有些浅，染缸也有深有浅，栽在深水中的，要想爬上来，还真不容易。因此，昔日纯净的知青再也没那么纯净了，就连郑良灿和我，也没那么多心思把自留地的菜种好，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放弃了种自留地的菜。

在一段时间里，我和良灿也去偷过生产队种的胡豆，碗豆或是玉米，不仅仅是本生产队，临近的生产队也要去，但我们多数是偷摘三队，四队和六队的农作物，我们大多半夜二点钟左右就出发，当然，也还有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和本队的新知青，都是事先约好的，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中，每次夜袭行动都大有收获，也有被守夜的社员发现过，记得有一次夜间去偷四队的胡豆，被守夜的社员发现，一声吆喝“干什么的”，我们七八个知青忽然间地从地头冒出，分别向不同的方向逃窜，守夜的社员猛然间看到这么多人影在晃动，吓得反而不敢追赶我们了，仍在大声地喊着“捉贼，捉贼”，深夜的“捉贼”声格外响亮，刺耳，被惊动的农民打着电筒，一边喊着“捉贼呀”，一边朝胡豆地里跑去，不过，等他们跑到地里，我们几个知青各自己经跑回家了，不过，内心还是受了惊吓，回到知青组，我和良灿把偷来的八斤胡豆藏在柴火堆后，相对望了望，然后会心地笑了笑，趁着天还没亮，赶紧上床睡觉去了。

我和良灿把偷来的胡豆，碗豆拿回组上，郑良玉，徐佩琼也连夜帮忙剥豆子，然后，把剥下来的壳壳倒在后园的厕所里龌粪，担心壳壳浮在面上，把壳壳使劲往下面按，又抱了些麦杆撒在上面，没有一点痕迹了，才放下心来，所以，我和良灿还没有被队上发现过。新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剥剩的壳壳没处理好，被生产队长发现了，晚上开会把他们狠狠地批了一通，警告他们不准再去偷菜了，也没罚款，教育一番，也就算了。开会时，我和良灿吓得不敢出声，新知青也够意思，会上逼问还有哪些知青参与，硬是自己扛了下来，没把我和良灿供出来。

自那以后，我和良灿收敛了很多，打那以后，基本上也没有出去搞“夜袭”活动了。

在那段时间里，西昌东坪农场的知青“瘦狗”，没去东坪农场前是经久公社大村三队的知青，名叫罗文宪，也就是成都名燥一时的“李向阳”，文革中，不仅在成都闹得拂拂扬扬，就是西昌，也是弄得个鸡飞狗跳，他的名声，当地的社员无人不知，夜里，只要有小孩子哭闹，只要对他说一声，“李向阳”来了，小孩立即停止哭泣，乖乖地睡在床上，动也不敢动。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瘦狗”，真是一个“名人”了。

这天，风和日丽，也是农村逢期赶场的日子，因为前几天接到原活龙二队李守忠（后调到了黄联关东坪农场）的口信，叫我和良灿这个场要去河西，说是有不少的知青都被约到了那里，至于是什么事，也没有讲明白，我和良灿是一个守信的人，既然给我们带了话，也相信我们会去河西。我和良灿也是一早起来，吃过早饭，就急匆匆地上路了。

文革期间，又遇武斗，稀疏的枪声不时在天空中响起，因此，去赶集的人并不是很多，从活龙五队去河西公社，与去西昌县城距离差不多，也要走将近三个小时，经久公社的社员去河西赶集的人不多，我和良灿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熟人，我俩边走边聊，走远路成了习惯，所以并不感到累。

或许我们动身的早，都快走到金沙江渡口了，东南风也没见来，在渡口等船的只有七八个人，我和良灿先上了船，不大点的小渡船能容纳25人左右，今天赶渡的人很少，等了20来分钟，也还是只有几个人，船老板还想等，我和良灿赶紧给船老板说“别等了，这么宽阔的河滩，根本看不到有人往这么来，等，也是白等”，这么一说，船老板也觉得有道理，开始收钱，每个人二分，7个人也只一角四分钱，把钱收完，解开缆绳，拿起了5米长竹竿，把小船撑离了渡口，现在并不是金沙江涨水的季节，所以这个渡口的河面并不宽，只有50米不到，河床也要浅些，江水也平缓许多，正因为这个位置适合摆渡，因此，长期以来，这个渡口就成了连接河西与经久唯一的口岸。

来到河对面，就是河西公社了，从河边走到河西公社集市，还要走40来分钟，走了没多久，看到赶集的人逐渐多了些，今天赶集的来买卖东西的极少，不少农民手中拿的不是扁担就是锄头钉耙，这些反常的现象引起了我和郑良灿的关注，我悄悄地对郑良灿说“今天赶集情况不对哟”，郑良灿也嗅觉出了异常的火药味。

再往前走，就是一条公路了，河西公社的场口正对着公路，相距不到200米，我和良灿来到公路上，果不其然，.河西公社集市上挤满了当地的农民和不少的知青，堆在集市的知青100多人，公路上也站有50来个知青，其中也有黄联关东坪农场的知青，李守忠和神灯也在，情况过于反常，我问李守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守忠说“上个集市上有二个知青在理发店理发时，与店主发生了冲突，店主喊了不少人来把两个知青打惨了，今天是瘦狗找的人来，还拿了***，正在上面对店主争论”，李守忠话音刚落，理发店门口就打了起来，今天双方都是有备而来，因此，双方打斗流血的情况肯定发生，看到上面打斗厉害，我和良灿只能站在公路上看情况，大约只有10来钟，就听到了枪声，看来瘦狗己经拿抢打人了，至于打没打死人，一直不敢问，一阵枪声过后，围在理发店门口的农民后退了，估计有几个农民被枪打了，还没过多久，忽然看到理发店门口的知青们发疯似的往公路上跑，紧接着，响起了农民们狂喊的叫声“打李向阳呀，打瘦狗呀”，我和良灿一看，几千个手拿扁担，锄头，钉耙的农民，黑压压的一片，朝理发店门前的知青追来，一边追，一边喊，这架势，这场面，这火爆爆的劲仗，是我下农村后第一次碰到，想想我们刚下农村那两年与社员们和谐的相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想，这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应该有的故事吧。

黑压压的农村呐喊着把知青们赶出了河西街口，也不敢再往前追了，毕竟“李向阳”手中有二支***，时不时地还要朝人群的上空打几枪，也算是暂时镇住了农民们的赶尽杀绝，其实，农民也害怕李向阳的***，谁都不愿意往上扑，真要是被打死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也就是白死了。

围在公路的知青，拦下了七八辆没有装货的货车，七手八脚地都爬了上去，我和良灿，还有李守忠，神灯，在第二辆货车被拦下后，就赶紧爬了上去，知青们都爬上了货车，朝东坪农场的方向开去，着到知青们都爬上了汽车，社员们更加带劲了，全都冲到了公路上，双手不停地挥舞着，嘴上不断地狂喊着，至于喊了些什么，我是一句都没有听到。

此时，东南风肆虐了起来，趁势把公路上稀松的泥土卷了起来，无情地抛撒在公路两旁，灰夹着土，土裹挟着灰，被风刮得好高，好远，渐渐地，河西集市看不见了，聚集在公路上的数千农民看不见了。车轮仍在向前滚动，尽管车速不快，半个多小时候，黄连关东坪农场到了，这条公路是西昌往木里方向去的，东坪农场恰好在这条的三岔路口上，汽车到了这，司机自然是晓得里面有个知青农场，把车停了下来，知青们见到了回农场的路口，纷纷爬下了货车，等知青们都下来完了后，驾驶员又独自开往目的地，而这几百个知青，聚集在三岔路口上，似乎在等待什么，等了半个多小时，确实没有汽车往东坪农场去，也只有各自迈开自己的两条细腿，往东坪农场慢步移去。

从下车的路口往东坪农场，还有10多公里的路要走，虽然有一条三米多宽泥巴公路，一年到头少有汽车往里面走，除了运送粮食，食用油和煤炭外，一般的汽车是不会进来的。这条通往东坪农场的道路，风景格外秀丽，在这条道上，还安排了自贡和内江的下乡知青，共计400多人，分别住在去往东坪农场的半路上，这里没有农民，知青们住的房子也是专门建造的平房，其形状和我们活龙五队后山的五七干校差不多，当地政府把自贡和内江的知青安插在这深山沟里，也只是按月提供必须的粮食外，所有的蔬菜和其他生活物资全靠知青们去自给自足，可想而之，在这里的自贡内江知青们，其生存条件比起东坪农场来，条件差太远了，其生活的艰苦性，在回东坪农场的路上，李守忠都讲给我听了，说完，摇了摇头，“这里的知青太惨了，啥子都没有人管，生了病，也只有拖，没有药，没有医生，一切听天由命了”。安排自贡内江知青的地方，也是取了名字的，这么多年了，我也记不起来了。

此时，正好走在自贡和内江知青的地盘上，猛然间，看见内江知青和自贡知青打起来了，双方各有20来人，全是18岁左右的小伙子，手里拿着棍子，钢纤之类的东西，相互殴打，场面甚是血腥，我们这群成都知青正要上前劝阻，谁料自贡知青被打败了，疯狂地往回跑，内江知青去没有停手，边追边打，忽然，一个内江知青把手中的钢纤使劲朝一个自贡知青背后掷去，这是一条1米左右的沟渠，内江知青从沟渠这边掷到沟渠那边，也就3米多远的距离，飞出的钢纤从背心刺了个通透，直接从前胸穿出，这个知青连挣扎一下都没有，活生生地被内江知青杀死了。

见杀死了人，内江知青忽拉一下全都跑了，等我们成都知青赶到，人己经死了，鲜血染红了沟渠中的泉水，鲜红鲜红的，其场面太过突然，太血腥了。死了的自贡小伙子才17岁，瘦瘦的，身躯相当单薄，从自贡来到这山沟沟才半年多时间，就葬身于此地了。

这场面，直接把我和良灿吓得半响说不出话来，面面相视，然后又看着李守忠，李守忠说到“人都死了，救不活了”，这时，“李向阳”站出来说话了，他对这群自贡知青说，“人己经死了，你们赶紧抬回去，找个地方安葬了吧”，这群惊呆了的自贡知青这才回过神来，七手八脚地把己经死了的同伴抬了回去。等这群自贡知青都走了，我们成都知青才继续朝东坪农场走去。

好不容易回到东坪农场，己经是下午吃晚饭的时间了，东坪农场食堂一天只煮二顿饭，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只有饭，没有菜，此时正是开晚饭的钟点，李守忠给我和良灿找了二个碗，带我们去食堂打饭，把饭打好，我才真感到饿了，也不管有没有菜，抓了点盐巴放在饭里，又放了半碗米汤，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饭吞下肚了。

吃完晚饭，回到李守忠的寝室，不一会，瘦狗闯了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疯传的李向阳，这个小伙子岁数与李守忠差不多，20岁出头，身如其名，确是很瘦，个头与郑良灿差不多，相貌一般，平头，两把***别在腰上的，进得屋来，把***取了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开始与李守忠聊了起来，我和良灿第一次见他，自然插不上嘴，我们只对桌子上的***感兴趣，瘦狗与李守忠聊了半个多小时，快离开时，看我们对***感兴趣，他把枪拿起来，教我们怎么上子弹，怎么射击，完了，又叫我和良灿出去，他把子弹上满膛，把***递给我们，叫我和良灿各打二枪，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第一次模***，第一次真正拿***射击，而且是成都正在大肆被通緝的“李向阳”使用过的，杀过人的***。

当天晚上，大约10点钟了，李守忠说，出去弄点吃的，带着我和良灿，去不远处的田地里扯了些白菜，他不知从那里搞了一把挂面，然后来到食堂，把挂面煮了，吃完了挂面，才返回寝室睡觉。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良灿就开始往回走，从东坪农场回到活龙五队，有40多公里路，至少要走上大半天，那个时候，或许还是18岁左右的小伙子，这么远的路，也不是没走过。有时去庐山砍柴也要走这么远，还要挑几十斤的担子，象这样轻松的走远路，自然也不觉得远了。

从东坪农场回生产队，走的是另一条山路，这里的景色确是幽雅，比起经久公社，环境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经久公社四周的荒山下面，埋藏的尽是钒钛矿，难怪后来在那里建造了钢铁厂，生产出来的钒钛矿，直接供应攀技花钢厂，生产出的铁路钢轨，满足了全国铁路建设的需要，这就是当时国家有名的“三线建设”了。

回去的路上，仍然是行人稀少，走到黄联关粮库时，正打算去买点吃的，忽然听到有人喊我，应声望去，原来却是蒋叔叔的二儿子蒋跃先在喊我，我很诧异地问他，你怎么在这，他说，他们的红卫兵组织被迫退守在黄联关了，然后，领着我和良灿进了粮库，果然，里面住满了手持冲峰枪的红卫兵，有的在放哨，有的在站岗，有的在休息，有的在做饭，100多号男男女女，尽是学生，把整个黄联关农场全都占领了。

蒋跃先领着我们进去，其他的红卫兵见是蒋跃先的朋友，也友好地与我和良灿招呼着，从蒋跃先的言谈举止看，至少是这群红卫兵中的头头之一。

在蒋跃先这里吃完饭，我对他说要回经久公社，然后，他亲自送了我们一程路，就回黄联关粮仓了。

等我和良灿回到了组上，郑良玉正在担心，看到我们回来了，终于放下心来，吃晚饭时，我和良灿向郑良玉和徐佩琼讲述了这二天的经过，郑良玉听完后，忙说“太悬了，太悬了，幸好还安全回来了”。

这次去河西和东坪农场的亲身经历，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西昌知青生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因为李向阳，因为自贡知青的死亡，因为西昌红卫兵组织占领黄联关粮库，而深深地刻印在我的人生之中。

（49）

时间过得还是快，转眼就到了1970年的春节，这是下农村后，在活龙大队五小队过的第六个春节了，也就是说，我在西昌农村整整度过了六个春秋。在这六年时间中，我也从一个14岁的少年，成长为20岁的年轻小伙子了，这六年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各行各业的冲击，我和郑良灿，郑良玉，徐佩琼思想上莫明其妙地有了潜在的变化，虽然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并不是特别恶劣，生产队的社员们对我们这几个知青还是不错的，我们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而受到影响，尽管文革中经久公社的知青在农村中有不良的口碑，但活龙五生产队的社员对我们来说，总体来说还是相处得不错的，这种朋友般的友情，在我们知青返城工作的积极配合以及回城工作后的几十年中若干次的回庄潘屯看望他们，相互间的友情仍然体现在之后每一次的回生产队的热情接待中，那情景，那场面，难以用言语表达，郑良灿，郑良玉，徐佩琼，李尚芝和我，在六年时间中与社员们结下的真正友情。

1970年的春节是在生产队过的，文革中的知青生活是随着社会的动荡而动荡的，不管物质有没有，该过年还是要过的，自然，这一年的春节，五队知青还是在平淡中度过去了，肉还是有的，虽说不多，加上新点的豆花，又煮了些青菜，大年三十端上了饭桌，对我而言，这是在西昌农村过的最后一个年了，也是同郑良灿，郑良玉，徐佩琼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知青团年饭了。

要过年，我们还是用石磨，磨了汤圆粉子，在接下来的初一至初五，我们基本上是包的汤圆吃，西昌农村过年，社员包的汤圆都比成都狮子头还要大，入乡随俗，知青们也一样把汤圆包得很大，比狮子头还大的汤圆，里面包的内容不可能是赖汤圆的芯子，至于到底包的是什么芯子，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这么大的汤圆，我最多只能吃二个。

这一年推的汤圆粉子至少几十斤，推得太多了，只有到处凉晒起，谁知过年这段时间天气不好，基本上每天都在下雨，又没有丝丝的太阳，几天过后，汤圆粉子开始发霉变质了，即便这样，郑良玉，徐佩琼舍不得丢，初一至初五，还是煮汤圆吃，多吃几顿，我己经把汤圆粉子吃腻了，后来的几天一看见郑良玉又在煮粉子，赶紧跑到社员家里去蹭饭了，好在社员们并不讨厌我，这样的日子，在离开农村的最后一个春节中，饱尝了吃变质发霉的汤圆粉子的那段日子，在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西昌地区1970年春节后的雨水特别多，持续时间又长，虽说不是暴雨，这样的天气也没法下地干活，转眼就到了4月份，仍然是阴雨绵绵，阴雨天气，我和良灿呆在家里，没有事做，在那些天里，我和良灿去找了一块门板，又去找了一付乒乓球拍，每天吃完早饭，把两条长橙子放在门口，把门板放在上面，门扳中间用砖头隔开，就这样，我和郑良灿就在这块门板上打起了乒乓球，因陋就简，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和良灿还是绕有兴趣地玩起了乒乓球，条件虽说简陋，兴趣还是蛮大的，玩到兴头上，郑良玉，徐佩琼还有不少社员也参加了进来，反正雨天不出工，接连好些天，我们就天天吃了饭打乒乓球，良灿的乒乓球打得好，轮番下来，也打不赢他，所以，他是天天当庄，天天从早打到晚，也没有喊过累，大伙还认真得很，兴致也很浓，不知不觉一天时间就过去了。

这天下午，阴沉的天空中仍然飘着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我们几个知青和罗志华，邹仕先，潘光良，邹学全正在兴致勃勃地玩乒乓球，正玩得起劲的时候，突然，门外传来郎郎笑声，其中一个笑声是陌生人的，操着一口纯正的当地口音，一听就是本地人，另一个笑声是大队干部潘守成的，一起相处多少年了，潘守成的音容笑貌，己是相当熟悉了。

随着笑声飘进来二个人，.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中等身材，五官端庄的干部模样，不到40岁的中年男子，黑中浸油的皮肤，这人是经久公社的干事，姓刘，在经久公社知青办工作，郑良玉常在公社进出，她应该是认识的，很明显，潘守成是陪同刘干事一块来的。

两人的哈哈声从门外带进了知青家，一进门就乐呵呵的，笑嘻嘻的给我们打着招呼，徐佩琼见他二人面带喜色，在门外就听到他们的笑声，开玩笑地说“有啥子好事呀，这么开心”，话音刚落，潘守成满脸堆笑地对着我和良灿说“眼镜，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潘守成突如其来的话语，把郑良灿，郑良玉，徐佩琼和我弄得一楞一楞的，面面相视，感到茫然，一头雾水，旁边站的邹仕先他们，也瞪着双眼望着潘守成，也想不出能有什么好事情，尽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赶紧把打乒乓球的门扳收了起来，然后请他们在厨房的方桌坐下，没有茶，没有烟，没有水果，就给二人倒了二碗白开水。

大家都围坐在大方桌前，我们都把目光叮在刘干事和潘守成脸上，焦急地期待着公社刘干事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停顿了几分钟，刘干事才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和几张表格，然后对我们说“你们知青有机会回成都工作了，最近，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工厂和中小学校要招收务工人员，招收对象主要是在下乡农村的知识青年，并且满三年，家庭成份好的，农村表现好的，都是招工对象，这次来西昌招工的是成都军工企业11厂，招工指标200个”，停息了一会，接着又说“经久公社给了10多个招工指标，活龙五队的知青在公社表现是特別突出的，因此，特别给了三个招工名额，分别是黄兴跃，郑良灿和郑良玉”，说完把手中的三份招工体检表递在了我们手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良灿，良玉和我久久地没有回过神来，还以为是在做梦，半响都闷在那里，直到潘守成开始发言，我才清醒过来，看着手中的招工体检表，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心里那个激动劲，简直难以表达，我和良灿相互望着，看看刘干事，看看潘守成，又看看手中的招工表，己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憨憨地向公社刘干事，潘守成笑笑，算是表示感谢了。

刘干事和老潘办完了事，又坐了一会，准备回去了，临走之前，再三嘱咐我们要按时去县医院体检，错过了体检，就视为自动放弃指标。

此时细雨仍然毫无疲倦地飘洒着，我和良灿随手在墙角找了二个草帽，扣在头上，把刘干事和老潘送到铁路边上，目送刘干事远去后，又把老潘送到家门口，才返回家中。回到家中，又把招工体检表拿起来细细地看着，体检表是统一格式的，就一张表格，有姓名，年龄，是否党团员，家庭成分，所在生产队，以及体检时间，是1970年4月15日一17日，巧合的是，这个时间，正是我们1964年4月15日从成都出发，前往西昌的时间，六年，刚好整整六年，这或许是神一般的巧合，或许是命运注定我在农村有这些年的磨砺。

等我冷静下来，才发现招工表没有徐佩琼的，至于什么原因，当时也搞不清楚，难怪自打刘干事把招工表拿给我和良灿，良玉后，徐佩琼就悄悄地离开了，也没有去楼上，外边一直下着雨，她又去了什么地方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徐佩琼是伤心的，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也不便去安慰她，越是安慰，反而越加重她心中的伤心，唯一做的，就是不再提这事，还是让时光去冲淡她心中的伤痕吧。

我把这事给良灿讲后，他也意识到了，郑良玉或许知道徐佩琼是什么时候走的，只有我和良灿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和良灿己经兴奋得过了头，至于徐佩琼啥时间离开的，邹仕先，邹学全几个社员啥时走的，全然没有注意，整个人的心思己经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占领了，这种喜讯，来得太过突然，以致于真的来了，还处于半信半疑的状态之中。

这个夜晚，失眠了，整夜未眠，或许是下乡之后的第一次失眠，郑良灿也是这样，在床上翻来复去的，幻想着自己下一步的人生，回成都，去11厂当工人，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再也不用每天上山割茅草，再也不用挑着百十斤重的谷子去黄联关粮库上交公粮，从此告别每餐吃饭，用酱油拌饭的日子，总之，能跳出农村，不管是在西昌工作，还是在成都工作，都是愿意的，我没有条件去选择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唯一的，单纯的想法就是参加工作。这一夜真的幻想了好多好多，后来的人生证明，我幻想了很多很多，都与实际差之千里，后来的人生道路，没有丝毫是与这一夜的幻想吻合的。

到后半夜，仍然没有入睡，我和良灿干脆不睡了，翻身起了床，把煤油灯点上，坐在床前摆谈着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虽然还有三天才是去县医院的日子，就盘算着几点起床，几点出发，自己的身体能不能通过体检，如果体检不合格又该咋个办，说到这，心中又沉重了起来，忧患的思想在此刻，骤然增加不少，快速的冲淡了初时的那种单方面的冲动的心情。

我忽然想起，这么大一件事，必须把情况给父母亲讲清楚，于是赶紧找出纸和信封，提起笔来，倦伏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好了信，虽说是字写得相当的歪曲，信的内容也是条理没那么通顺，连贯，但大体意思是表达清楚了的，就一页纸的信笺，可能只写了一半多点的内容，还剩下半页纸，也找不出要写的话了，把信写好，又把信封写好，准备体检那天，去县城把信寄了。

郑良灿看见我给家里写信，他也要写一封，郑良灿的母亲60岁不到的年龄，住在浆洗街农村五巷的二间平房里，他的母亲是有文化的，听说是大学毕业的高才生，育有八个子女，郑良灿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个姐姐，比良灿大一岁多，叫郑良琦，郑良琦那时还在读幼师，没有安家，因此与母亲住在农村五巷的平房中，郑良琦上面才是郑良玉，他们这一家上面的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生，工作后都己各自成家立业，我每次回成都，都要去良灿母亲家，没有一次见过他的哥哥姐姐，倒是郑良琦，每一次去农村巷，都能见到她。

良灿的钢笔字写得十分绢秀，相当漂亮，字体结构工整，苍劲有力，不仅字写得漂亮，就是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也强我太多，或许这是他们这个家庭氛围和环境感染了他，不然，他不会有如此靓丽的硬笔书法和写作能力。

要去医院体检，要抽血，不能吃早饭，又必须7点钟到达医院，我和良灿，良玉提前一天就到了西昌，当天下午到西昌县城，我和良灿去邮局把信寄了，然后在医院附近的旅社办理了住宿，这次我没有住蒋叔叔家，但我还是去了蒋叔叔家，良灿，良玉都去了，我把来西昌体检的情况告诉了蒋叔叔，蒋妈妈也在，蒋源长和蒋跃先也在，他们听完了我的话，都感到高兴，蒋妈妈要留我们吃饭，良灿姐弟不好意思，婉言谢绝后，在旅馆的门口面店各吃了一碗面，就返回了旅馆。

第二天一早，西昌县医院的化验处就排了长长的队伍，我和良灿还是去晚了，排在抽血队伍的后面，在我们后面，仍然又排了好几十个人，看来，今天来县医院做体检的知青还真不少。

每个排队的知青手中都握着一张体检表，在这一长串的知青中，女知青比男知青多，至少有五分之三是女知青，排队的知青中，戴眼镜的知青也有30来人，虽说岁数不大，但仍然还是近视，戴上了眼镜，在这些戴眼镜的知青中，数我的度数最深了，我也不晓得招工条件是什么，反正，我这么深的度数，心中难免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体检的项目是齐全的，五官科（耳鼻喉科），内外科，神经内外科，眼科，心电图，超声波，放射科，医院该有的设备，基本上都逐项捡查了，知青太多，项目又多，医生又少，检查又特别的细心，一天时间根本弄不完。在眼科测试我的视为时，要我把眼镜摘掉，裸眼测试视为，结果，我左眼视为基本看不清楚，只看到一团白光，以及离得近的人影，右眼只有0.2不到，把眼镜戴上才0.8的视力。

我和良灿，良玉都是第二天下午才把所有的体检项目做完。

把所有的体检项目做完，时间太晚，只有再去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郑良灿，郑良玉才踏上返回生产队的路，一路上，三个人少有说话，体检己经做完了，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心事，我因为近视严重，去11厂当工人，心想八成是通不过的，就因为心事太重，一路上我都埋着头在想，就这样，心中毫无胜算的招工，虽说去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最终能否得到招工的录取通知，还是一个未知数，看来，还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煎熬了。

（50）

11厂体检做完了，我和良灿，良玉第二天就回了生产队，开始了煎熬的等待。说来也怪，自从在西昌县医院做完招工体检后，原本下了半个月的绵绵阴雨，居然放晴了，多日难见的阳光终日露出了脸，暖暖地沐浴着这片大地。

社员们开始忙碌了起来，这个时节正是收割麦子的时候，因为一直阴雨不断，本该收割的麦子被雨水和大风吹倒了，大片大片倒伏的麦田，让人看了痛心，但也没法，靠天吃饭的农民们只得盼望早点放晴，麦田损失是肯定的了，那个年代，农村播种没有讲科学，县农技站还是有的，无非是卖些简单的农村打谷机，锄头，镰刀之类的东西，既没有农业技术指导，也没有人来农村对农民进行帮助。小春作物播撒的麦种，都是农民随手按照以往的经验乱撒的，一亩地需要多少麦种，事先称好就行了，因此，生长出来的麦杆也是乱的，不成沟，也不成行，互不依靠，独自成长，这样的种植遇到雨水黄霉天气，造成麦杆大片的被风刮倒也是正常的。

尽管这样，麦粒己经成熟，就是全部倒了，在天晴之后，也要抓紧时间抢收回来。整个经久公社的麦田在抢收了，活龙五队的社员也同样忙碌了起来，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也毫不犹豫地抓起了镰刀，与社员们一起，开始了抢收麦子的行列。

人虽然在田地里割麦子，心思却盼望着公社知青办能带来喜讯，接连一个的收割麦子，麦田都快割完了，也没有盼来11厂的招工录用通知。

现在正是农忙季节，这边刚割完麦子，腾出来的田就己经有牛在翻地了，把地翻好，灌满水，就开始栽秧子了，所以，生产队的所有劳动力都投入到了农忙之中，在此时此刻，农民们关心的是“双抢”，我和郑良灿虽然也在双抢农活之中，身在曹营心在汉，每天心里头想的，盼的，就是等通知。

俗话说得好，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眼看农田双抢都快结束了，还是没盼来通知，我悄悄地给郑良灿说“都一个多月了，农忙都快结束了，11厂还没有来通知，看来没有希望了”，郑良灿叹了口气，说道，“有啥子办法呢，只有耐心等下去了”。

这一等，又是二个月过去了，转眼七月份都过去了，招工的事还是没有一点消息。这一天，郑良玉去公社开会，晚上她回来时，把她在公社知青办了解到的消息告诉了我和良灿，原来，我们生产队去体检的三个知青，都没有被11厂录取，我家庭成份是工人，这个是硬杠杠，我是政审通过了的，但是因为视力太深了，所以被淘汰掉了，郑良灿和郑良玉身体全部合格，却因为政审没有通过，原来家庭成份是职员，在文革期间，是非常看重家庭出生的，何况11厂又是军工单位，政审肯定更加严厉了。

我和良灿，良玉都没有被录取，心里头当然是相当的失落，整天都晃晃忽忽的，干活都没了精神，毕竟是遭受到一次重击，现实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徐佩琼知道我们三个都没有被11厂录取，心中又开始了新的平衡，我们这个组，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她是笑嘻嘻的，我和良灿只有每天苦瓜着脸去干活，同时，只有靠时光慢慢磨去心中的阴影，毕竟，现实就是这样，要改变自己，除了自身条件之外，重要的还是外部条件的给予。

没有被11厂招工录取的事，我还是及时地写信告诉了父亲和母亲。

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我还是重新找回了自我，郑良灿也是一样，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实的农村生活和劳动，还得重新找回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小组的知青还是照常出工，自留地的菜，我和郑良灿又重新种上了，郑良灿，郑良玉和我每天一大早起来上山去割茅草，割完草回来吃早饭，吃了早饭就出工，慢慢地，也不再去想那些不现实的东西了。

在那段时间里，徐佩琼常往西昌县城跑，时间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原因，她与西昌建筑公司的一个小伙子谈恋爱了，有时去西昌，十天半月才回来一趟，有一次，她把那个小伙子带回了组上，小伙子挺帅气的，26岁左右的年龄，略显方形的脸庞，浓眉大眼，皮肤白皙，个头也有郑良灿那么高，约1米75左右，小伙子待人接物也相当懂事，因此，我和良灿从心里还是期望他们能成功，有一次小伙子又到了生产队，主动邀请我和良灿去他的工地住二天，我和良灿也去了他的建筑公司，其实小伙子并不是建筑工厂，从他的一言一行，感觉他是一个具体的管理人员，那时的建筑公司都是国营企业，还谈不上私营企业，小伙子的工资收入也不多，在他的建筑公司二天时间中，也是在食堂打饭吃，晚上就住在他们的施工宿舍里，第三天吃完早饭，我和良灿就回生产队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徐佩琼并没有和这个小伙子结婚，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或许郑良玉和李尚芝知道原因，这种个人的私事，在那个年代里，出现变化和动荡也是十分正常的。

在西昌农村的将近七年的时间中，在经久公社范围内，在下乡的知识青年中，只有我和郑良灿是从来没耍过朋友，谈过恋爱的，知青中也好，社员中也好，从来没有过，可以说连这方面想都没想过。在整个公社中，除了我和郑良灿，所有的男女知青，要么知青和知青结婚了，要么知青和社员结婚了，要么就是在知青之间还在恋爱过程之中。

自从11厂招工失败之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心情确实平稳了很多，也没有再去做招工的梦想了，心态罢正了，反而轻松不少，这样的心态一直维持到了1970年的年底。

记不清楚是1970年年底，还是1971的年初了，具体是那一个月，那一天也记不清楚了，这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这天上午，我仍然在田地里干活，又是经久公社知青办的刘干事找到我，刘干事见到我，通知我明天必须赶到西昌县城，在西昌县招待所118号房间，四川省运输公司高升挢汽车修理厂人事科姓白的内招工作人员，持成都市人事局的人事调命，指名来西昌县内部招收下乡知青黄兴跃和一个姓邓的知青。

这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喜讯，刘干事在对我说这个事情时，郑良灿，郑良玉，徐佩琼和不少社员都在，这个消息，不仅我没有反映过来，就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映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刘干事把接到西昌县知青办的电话记录拿给我看时，这才相信这事是真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一个人就赶紧往西昌县城跑，或许由于心情太过激动，平时要三个小时才能走到西昌县城，我连跑带走的只花了二个多点时间就赶到了，到了西昌县，直奔招待所，找到118号房间，一个瘦小个子，个头与我差不多，40多岁的中年人打开了门，然后我就介绍了自己，来招工的白师傅根本就不象个干部，穿得就同农民一般，嘴上抽着烟，叫我坐下后，慢腾腾地给我说“我姓白，是你妈妈厂里人事科的同事，这次内招，全靠你妈妈去找的关系，去省交通厅要的招工指标，你要感谢你妈妈哟”，吸了几口烟，白师傅又说“我这次来西昌只招二个内招知青，一个是经久公社的黄兴跃，一个是玉隆公社的小邓，两个都是高升挢厂职工子女，两个都是小伙子，这里有份成都市人事局的招工表，你拿着招工表回公社把户口关系转了，你的人事挡案都己经提了，包括你在西昌县医院的体检报告”。

白师傅在交待我的招工事时语气甚是平淡，轻描淡写一般，根本没当一回事，他不晓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内心又是何等的激动。

我是中午到的县招待所，一直谈到下午三点过，白师傅把该交待的事都讲了，我把手续装好后，离开县委招待所时，我对白师傅告别“谢谢你了，白叔叔，专门为我跑了一趟西昌，太感谢你了”。

离开了招待所，我直接去了蒋叔叔家，他还没下班，蒋妈一个人在，这个晚上，我就住在蒋妈家了，蒋叔叔回来后，他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吃晚饭时，我把招工的事讲了，一家人都很高兴，我对蒋叔叔说“下乡将近七年时间，常在这里吃住，真是感谢你们了”，蒋妈说“这下好了，能内招回成都，你父母亲也算了结一桩心事，你要感谢你妈妈”，我说“这是肯定的，回成都后好好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父母亲”。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踏上了回生产队的道路，人逢喜事精神爽，走起路来一点都不觉得累，一路上想了很多，心想这条走了无数次的山路，也走不了两次了，今后，或许就永远不再走了，这山，这景，这沟，这坎，这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想到这里，心头不由自主地产生出莫名其妙的不舍，还有那正在建设中的马道机务段，一天一个样，只要有几天不走，就会多出一幢房子，多出几条道岔，多出轰隆的机车声，以后也再难见到了。

心头有事，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生产队，郑良灿他们出工去了，虽然年未的农活不多，想找事做还是有的，我闲着没事，去自留地菜园摘了些青菜，把晚饭给煮好了，蒸子饭，锅里面煮的米汤青菜，放锅里放二个小时也是热的，良灿他们回来就可以吃饭了。

饭桌上，给良灿，良玉和徐佩琼讲了去西昌的结果，同时把成都市人事局出具的办理迁移户口回成都的调令给大家都看了，接着，我说“明天我就去公社把户口关系转了，再在组上住几天，我就回成都了”。

郑良灿，郑良玉和徐佩琼看了我的内招通知单，还是对我表示了庆贺，我心理清楚，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受的，他们内心这种不可言告的痛楚和煎熬，我深有感受，可我也没有办法，在离开他们之前，都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一点欢声笑语都不敢流露出来，生怕对同在一口锅里生活了七年的同组战友造成心理上的隐形伤害。

我在想，我很快要离开这里了，郑良灿他们又何时离开农村呢？这种念头仅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不敢再往深处幻想，因为人生是未知的，我目前连自己的命运都是未知，自然也不可能过多的忧虑郑良灿他们的人生了，但是，我心中还是希望郑良灿他们能尽快地回到成都，这，仅仅是愿望而己。

第二天上午，我找到活龙大队书记潘守成，给他看了调令，潘守成当即给我写了下农村后的表现鉴定书，写得相当具体全面，把我的优点淋漓至尽地都写在了那页纸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写，写完后，盖上了活龙大队党支部的公章，同时，又加盖了活龙五生产队的公章，把写好了的鉴定书交给我，叫我去公社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明。

潘守成写的这份知青农村表现鉴定和公社的户口迁移证明，我回成都去单位报告后，都交给了组织，这份农村知青表现鉴定书，放进了我的挡案袋中，记得在我入党的时，在核查我的挡案时，我还在挡案卷宗中又一次看见过。

所有手续办好后，我就把该收拾的衣服清理好，也没什么东西，一个手提袋就装完了，被子和棉絮，就打成一个行李，背上就可以了。

离开生产队这天，耍得比较好几个农村小伙，邹学全，邹仕先，潘光良，罗志华，邹佰成等，都要送我去西昌，社员们送了不少东西，有石榴，酒米，有板鸭等等，我一个人根本拿不了，有良灿和社员们送到县城，当然轻松多了，能和农村小伙把关系融合得这么好，都是在这七年时间中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

我是坐父亲的客车回成都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不是1970年的12月，就是在1971年1月份，因为这年的春节是在成都过的。

回到成都没几天时间，母亲带我去高升桥汽修厂报到，在厂劳资科的办公室里，个子很高的李科长上上下下打量我10来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李科长没有看中我，又过了一会，李科长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叫我在纸上写一行字，我照做了，丑陋，歪歪斜斜，如同才上小学一年级学生写的字，更让李科长失望之极，把字写完没有几分钟，他把母亲叫到一旁，不知说了些什么，之后，母亲就叫我独自回家了。

李科长没看上我，去车间当工人，高度近视眼是不可能去的，留在行政部门坐办公室，这么丑陋，难看的字更是不可能去的，看来，留在高升桥汽车修配厂工作，是无望了。

一转眼春节就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游走在省汽车运输公司，成都市交通局和四川省交通厅劳资处之间，不知跑了多少次路，由于我自身没有任何优势，高度近视和文化程度太差，因此，没有任何单位留用我，这件事，最终还是要感谢母亲，凭着她在工作上的优势和善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所积累的优势，，并孜孜不倦地，不辞辛劳的到处跑，反复去找关系，最终还是把交通厅劳资处的处长给说通了，把我安排在四川省交通厅直属事业单位，四川省交通厅材料供应站当仓库保管员。

1971年3月1日这天，是父亲送我去的材供站报到，交通厅材料供应站在北门府青路27号，交通厅材供站的仓库就在那里，府青路右转就是二仙桥，那一片全是仓库，各个部门的仓库都集中在那里，火车东站就在二仙桥，因为所有的货物运输铁路线都在这里，因此，城市规划时就把这一片作为仓库集散地了。

坐公交车去材供站，先坐一路公交到太升路，再从太升路转乘七路公交车，就到府青路了。

父亲领着我去材供站报到，材供站人不是很多，包括成府青路配件轮胎仓库，天迴镇钢材仓库，大坟包化工产品仓库，金堂***仓库的保管员，加上行政，财务，业务的人员，还不到100人。

我在材供站填写了几份表格，签订了用工合同后，去财务办理了工资手续，总共加起来一个月18.5元，就这样的工资，我还是非常满意的，毕竟这是学工的工资，今后还是会涨上去的。

我被分在业务组，我的师傅是一个女的，40岁不到的年龄，她叫蒋利华，我叫她蒋孃孃，她是仓库管理员，主要产品有二类机电产品，各类汽车配件，各种刃具，量具，硬质合金刀具，各类电器，电线，工具等等。

在交通厅材供站报到之日起，宣告了我知青生涯的结束。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搏击和努力，这种搏击和奋斗，与农村单纯的农业生产，又是一番天地，等待我的，是未知的前途，这种前途不是靠等来的，它全凭自身长期的奋斗才有可能改善，这是我人生又一新的起点。

我回成都后，仍然与郑良灿互相通信，每半个月就要写一封，在那段时间中，他秃废多了，信中谈的全是丧气的话，说是这一辈子，只有在农村扎根了。

悲观和失望情绪是难免的，但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变的，在我回成都工作还不到一年时间，郑良灿给我写信，他和郑良玉招工调到了阿坝州漩口化肥厂，姐弟俩是一起调走的，良灿和良玉招工回来后，我们同组的知青徐佩琼却一直没有单位去招她，原因我也不清楚，又过了好几年，1974年6月，我都从材供站借调到交通厅物资处了，才听说徐佩琼把户口转回了成都，她没有在任何单位上班，而是自已奋斗做生意，刚开始在浆洗街的一个门面卖面食，后来去成都火车北站荷花池做买卖，这条路她是走对了，我佩服她的毅力，聪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荷花池，她成功了，获取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几年后，她凭借着自己的眼力和实力，在清水河附近买了几套房子，虽说我和良灿在单位上都有所获，但比起徐佩琼来说，还是差得太远，胆识，魅力都远不如她。

作为我们经久公社活龙五队的全组战友，在我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做了肤浅地介绍，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七年的知青生活，全部概况在《知青岁月》五十集中了。

后记：

我的《知青岁月》回忆录至此全部写完，七年时间的知青生活，要写的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我现在年事己高，很多往事己经记不清了，只把我印象很深刻的往事，概括了五十集，这五十集，己经充分地表述了我们1964年4月15日下乡知青生活的全部，回忆录虽然没有惊心动迫的故事情节，但所述都是真实的，回忆录中的人名都是真实可查的，，其故事情节更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应该说是十分真实了。

《知青岁月》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60年代人民公社化时间农村生活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落户农村后的精神和生活，这是一段历史，是留给后人的一段经历，它也是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的产物，知青时代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因此，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历史遗忘，被社会遗忘，被人们遗忘。

在整部回忆录写作过程中，衷心感谢黄兴棣对我的引导和鼓励，同时，也要感谢经久公社知青们的支持，尤其是同在一个生产队共同生活的活龙五队全体知青们。

2021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