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
以下文章来源于地域文化研究 ，作者刘舜强、王硕
地域文化研究.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地域文化研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22-1424/G0，邮发代号12-120。刊载地域文化理论及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主要栏目“地域文化理论”“地域文化史”“文化区研究”等。
引 言
大清宝钞是清代咸丰年间政府为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由中央统一发行的一种不兑现纸币，面值以制钱形式折算，面额从五百文到百千文不等，在市场上与白银、制钱及官票共同参与流通，主要用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军饷俸禄、工程修葺、地方的捐输纳贡、赋税征收及日常市场流通。清政府通过与制钱搭放、搭收的形式推动大清宝钞在社会上的流动。大清宝钞的发行本是清朝后期政府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改革币制的一种探索，但是由于发钞筹划不周，在发行和流通中遇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致使宝钞流通不畅，信誉直线下降，最终无奈地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
从已有成果看，对大清宝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咸丰时期的财政问题上，学者们多从史料讨论宝钞发行的经过，较普遍认为宝钞没有准备金又过度投放，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官吏营私舞弊，使宝钞在民间难以推行。由于大清宝钞存世较少，人们对于宝钞实物的认识尚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将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物讨论宝钞发行的经过，分析宝钞在流通中的阻力，揭示宝钞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一、纸钞之议与大清宝钞的发行
（一）咸丰初年的经济窘境与发钞之议
清朝财政到嘉、道年间国库拮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后对列强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困难雪上加霜。1851年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内乱波及18个省，大半个中国基本难于征收各种赋税，同时由于与太平军作战，清政府军饷开销与日俱增。到1853年，清政府与太平军进入激战阶段，户部无力筹集军饷，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咸丰三年（1853）六月户部奏折称：“自广西用兵以来，迄经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二十日，正项代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咸丰三年（1853）时中央银库的亏损额已高达四百二十万两，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在国库持续亏损的情形下，河工费用却在连年上涨。清政府在黄河等水系的治理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学者研究，仅东河河工的开销，从前期的每年不足百万两至道光十一年（1831）后一百一十余万两，直到咸丰初年的一百四五十万两，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沉重的财政负担下，清政府自上而下，都在寻求一条拯救国家经济窘状的良方。
早在嘉庆时期，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危机变得日益严重，为渡过难关，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蔡之定提出发行纸币的建议，在《议行纸钞事》的奏折中，详细地论述了发行纸币的利弊，拟定章程九条，企划周详精细。但是，鉴于历代行钞的不良后果，嘉庆皇帝认为“不可行”，否定了蔡之定的意见。道光时期，由于白银外流数量日益增大，银价上涨，钱价跌落，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不断加深。为了解决货币贬值和阻止白银外流，王瑬、包世臣、林则徐等人也都提出了发行纸钞的建议，但是同样也未得到清政府的采纳。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爆发了以太平军为首的反清起义，战争旷日持久，由于难以承担巨额的军费开支，关于行钞的议论又出现了。
咸丰元年（1851），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上奏《条议钞法折》，提出发行纸币的主张并给出具体的建议，虽然他的纸币发行方案并未被采纳，但他的思想对清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产生了影响。在王茂荫提出发行纸币的主张后不久，翰林院检讨沈大谟上奏《条陈行钞事宜折》、福建巡抚王懿德上奏《暂筹变通改行钞法以济要需折》，主张施行钞法，以解决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但他们的建议都受到了当时主管户部事务的祁寯藻痛批，未能实行。然而不久之后，在江苏巡抚杨文定、左都御史花沙纳纷纷奏请行钞后，顾命大臣载铨、詹事府少詹士阜保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祁寯藻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提出了可以在江苏、福建等部分地区试行钞法的奏议。
（二）大清宝钞的发行经过
咸丰三年（1853）正月十九日，咸丰帝对行钞一事表明了积极的态度，他就《户部奏请派员试行钞法》一折作出指示：着派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御史王茂荫会同户部堂官速议章程，清政府正式做出发行纸币的决定，开始拟定发行纸币的章程及纸币的样式。经户部复议，认为民间习用银钱票已久，所以决定发行纸币以银两为数目，名称为官票。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七日，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御史王茂荫，会同户部堂官酌议钞法，并绘具官票式样进呈，咸丰皇帝认为：“所拟章程各条尚属周密，着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他对官票的发行提出要求：“官票之行与银钱并重，部库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间行用银钱、私票仍听其便，商贾交易亦不致稍有抑勒，洵为裕国便民良法，总期上下相信，历久无弊，即使国用充裕，官票照旧通行”，同时，他还指示“该部即遵旨刊刻告示，并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出示晓谕遵行。”至此，咸丰朝的第一种纸币——户部官票正式发行，成为与白银等值的货币。
官票颁行后，政府在财政上的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扭转。于是有人开始提出进一步推广钞法，发行以制钱数目为面值的纸币，与以银两为面值的官票共同参与流通，形成相对完整的纸币体系。咸丰三年（1853）九月十八日惠亲王等会奏请行钞法，提出：
“银票以便出纳，钱钞以利流通，请令京师及各直省，均由户部颁行银票、钱钞，任听民间日用行使，并完纳地丁钱粮、盐关税课及一切交官等项，俾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咸知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核定成数，搭放搭收，以期上下一律流通”，咸丰皇帝给出明确答复：“着即照所议由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现行银票相辅通行，其应如何搭放搭收、酌定成数，以昭限制，总期官民两便，出入均平。所有一切应办事宜，着户部详细酌核，妥议章程具奏。”
咸丰三年（1853）十月三十日克勤郡王庆惠上奏《请推广钞法以济民生而裕国用》一折，提出发行宝钞的方案，当日咸丰皇帝即朱批：该（户）部妥速议奏。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十七日户部根据圣旨酌核钱钞章程进行呈报。年底，大清宝钞正式颁行。
宝钞的颁行，遵循以下章程：
一拟分种式以定号头也。钞分四种，自制钱五百文至二千文止，数取散碎则行用较灵，其号头以天、地、宇、宙起，以天字为五百文号头，地字为一千文号头，宇字为一千五百文号头，宙字为二千文号头，每字自一号至一万号止，接用日、月、盈、昃，依次递推。一拟用印戳以为符信也。现经奏请行文礼部，特铸大清宝钞之印一颗，以铜为之，方径一寸八分，清汉篆文以为钤盖钞面之用。又觅工雕刻宝钞流通四方，戳记四个，以角为之，篆文回文，兼川、岳、鸟兽、草木四项花纹，以为四种钞边与号簿骑缝之用。
一拟配钱额以便制造也。每制钱一百千文额定五百文钞四十张，一千文钞二十张，一千五百文钞二十张，二千文钞十张，共钞一百张，即合制钱一百千之数配制，以此为准。
（三）大清宝钞的特点
大清宝钞竖版蓝印，沿用了元明以来纸币内外框的设计特点。通高24厘米，宽13.8厘米，有票面略小者，上边至上框3—3.5厘米，下边至下框宽1—1.5厘米，为粗蓝线印制，左边至左外框宽1—1.5厘米，右边至右外框1—1.5厘米。外框内有细蓝线将版面一分为二，上半部内有四个圆圈等宽间隔，圈内自左至右为楷书“大”“清”“宝”“钞”四字，圆圈与框线之间装饰卷云纹；下半部有“日”字形内框，“日”字框内上部右上侧楷书印“字第 号”，中间自上而下为“准足制钱”若干“文”，左上侧印“咸丰”某“年制”，文字俊秀。“日”字框下部竖行印九行文字“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贰仟文抵换/官票银壹两”。日字框上方与上下分界线下印“双龙戏珠”图，两龙侧脸相对，中间有宝珠一颗，两龙的龙尾分别垂在日字框左右两边外侧与钞版外栏之间，右龙尾下直列等间距圆圈四个，圈内印“天”“下”“通”“行”，左龙尾下亦直列等间距圆圈四个，圈内印“均”“平”“出”“入”，两侧圈外均装饰云纹，日字框下方与边框之间为山岳水波纹，山岳在中间，半圆形水波纹布满左右两侧。大清宝钞的面值以制钱计算，最初发行时计有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等，咸丰五年（1855）增加五千文、十千文，咸丰七年、八年增加五十千文和百千文两种（很多学者提及的面值为二百五十文的宝钞至今未见）。
（大清宝钞“咸丰玖年制”贰仟文，《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
大清宝钞以传统中国手工纸为材料进行印刷。《清史稿》中记载，“票、钞制以皮纸”，但皮纸范围较宽泛，一般以桑、楮等树木的韧皮纤维制成的手工纸都可以被称为皮纸，所以宝钞具体用的什么纸，还不能确定。根据档案记载，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印刷官票使用的是内务府茶库的三号高丽纸，而印刷宝钞的纸张则另需购买，但是在咸丰五年（1855），户部为印制直隶等省的十千文、五千文宝钞的时候，就申请领取内务府茶库三万张高丽纸，以示区别。所以大清宝钞使用的纸张根据发行地区和面值不同应当存在一定的区别。鲍康在《大钱图录》中谈及其收藏的大清宝钞时指出，宝钞用的是厚白纸，俗呼双抄纸。双抄纸是清末常见的糊窗纸，以麻或树皮纤维制成，在东北和华北地区都有生产。张毅刚、弹拨引用《中国古钞图辑》文指出，大清宝钞使用山西双抄毛头纸，该文作者称对一批江南发行纸钞检测后发现存在化学浆成分（此结果存疑——笔者注），提出江南地区发行纸钞为南方产优质手工纸。李涛、蒋双应在研究同一张“咸丰九年制 答字第二千九号”大清宝钞时发现纸钞的组成为较纯的麻纤维，应为麻纸。可以看出印制大清宝钞使用的纸张很可能存在多样性。
大清宝钞钞面除面值与年款有区别，其余部分尺寸大小纹饰均一致。宝钞发行前，手工墨书，千字文贯号，面值处钤盖满汉文印章“大清宝钞之印”，右上方钤盖“宝钞流通”圆形图文骑缝章，除此之外，京外各省宝钞上还会盖有关防印，由“五宇商号”发行的宝钞还有该商号的印记，有些宝钞上还会有花押印章。
大清宝钞的发行，有着严格的防伪制度保障，对伪造者依律治罪“斩监候”。除了严格的政策防伪外，大清宝钞票面也有防伪标识包括骑缝章、刷扫痕和花押印。在咸丰四年（1854）的档案中就记载，杜绝假-钞的出现应以“票根花押钞面戳记为凭”，如出现“假票真戳，为当事司员问罪，严惩伪造者，宽待误收入”。从现存的大清宝钞实物看，在印制时，宝钞的右侧是有票根的（五宇商号发行的宝钞左右两侧都有票根），档案中有时也称为“钞根”，用于核对骑缝章和刷扫痕用的，骑缝章盖在宝钞和票根上，当宝钞发行时，裁下票根，骑缝章和刷扫痕在宝钞和票根上就各留一半，验钞时对合，真伪一目了然。除了骑缝章、刷扫痕和花押印外，宝钞上的图案设计十分复杂，仿制起来也比较困难，是具有一定的防伪功能。
二、大清宝钞的用途与流通
（一）大清宝钞的用途
1.办公经费
《清实录》记载，咸丰四年（1854）正月因奉拨山东饷银未到，请将应行解京各衙门办公银两暂留运库支放，其各衙门需用，请照应解原数发给宝钞，以资办公。这是咸丰四年（1854）在山东饷银未到的情况下，咸丰皇帝指示用宝钞代替实银充作各衙门办公经费的情况。另外，在皇家建筑、陵园的修缮工作中，偶尔也会用到宝钞。如：咸丰九年（1859）正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载茯舒精阿奏、敬拟办理奉东陵东配殿暖阁等工一折，著照所请，此次添设暖阁，移请神龛。各项工料，应用钱粮。核计在一千两以内，准其仍在广恩库长芦正款项下、银钞各半发给，免其报部核销，归入广恩库年例奏销，以归简易。”
2.俸禄与兵饷
与官票不同，大清宝钞折算的是制钱，而且发行之初面额不大，发行时主要用于数量较多的小额支付，其中官员俸禄和官兵军饷占了主要的份额。如咸丰四年（1854）祁寯藻等人在《覆核户部具奏变通部库放项》一折中指出：“臣等查官员俸银系奏准折给制钱一千文、宝钞一千文，兵丁饷银系奏准折给制钱二千文，所有部库放款自应就此比较，其无可比较之款或以银票各半发给或概行减半支给……”在其开列的各款项清单中可见：借俸银两十五款拟照原议每两折给制钱一千文、宝钞一千文。虽然在奏折中称兵饷的发放是以一两白银抵两千文制钱的形式，但实际的发放中却有使用宝钞冲抵部分制钱的情况。
3.河工
作为国家工程，治理黄河等河道的经费是清政府的重要开支项目。咸丰元年（1851）九月，王茂荫上奏的《条议钞法折》中就提出“粤西之军务未息，河工之待用尤因”，而发行纸币是解决河工经费问题的主要途径。在咸丰二年（1852）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暂筹变通改行钞法以济要需》一折中提出：“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扰，各省支销不无过费。近因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两，目前已有不敷之势……莫若改行钞法而可变有余”。咸丰五年（1855）河道总督李钧在奏折中就提到：“现在票银一两、宝钞一千均止易制钱四五百文，河工领款系八成票钞二成现银，所领票钞难于行使每遇险工无从抢护”。咸丰七年（1857），上谕李钧奏《山东省征收钱粮请明定收钞章程》等语：“上年山东省钱粮并未搭收宝钞，据该抚奏请，俟本年上忙为始再行察看办理。现在河工放款用钞较多，必须设法流通以资周转”。咸丰八年（1858）河东河道总督李钧奏《黄河工需搭用宝钞价值日低办工竭蹙亟须变通以重修防》内称：“窃照黄河修守攸关，从前修工经费向于藩库全拨现银应用。咸丰三年（1853）以后因军饷紧迫司库支绌，遂有由部筹用票钞搭放之议，河工用款始则票五钱三银二，既而改为钞八银二，并按每钞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当宝钞创行之始每千尚可易钱六七百文，计其所入已不及囊时用银之半……”这些都表明宝钞在河工中的频繁使用。
4.地丁钱粮
地丁钱粮是为清政府向农民阶层征收赋税。直至清末，地丁钱粮的征收主要以银为会计单位，但小额征收往往有银钱并用的现象。大清宝钞在发行之初确定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替代制钱按成交纳地丁钱粮等，在宝钞的钞面上直接印制宝钞用途“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在咸丰四年（1854）五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端华全庆奏《天津绅民具呈请缴银钱兑换官票钱钞》一折，著照所请，于天津设立分局，令该绅民等径赴该局呈缴银钱领取票钞，毋庸由县转呈以归简易。所换票钞准该绅民等遵照户部章程，于交纳地丁、盐课、关税及一切交官款项内搭交五成……臣（奕䜣等）悉心详议，欲令民间便于分析，拟定为改票用钞之法，自咸丰六年（1856）上忙为始，所有地丁钱漕除本色粮米照常完纳外，其向来征银之款现改五成官票者通行改为五成宝钞，每银一两折交宝钞制钱二千文……
5.捐输与捐纳
捐输又称捐助、报效，是指百姓将个人财产捐献国家的行为，原则上在事后会以议叙的形式酌情奖励，捐纳则系卖官之行为。关于捐输捐纳使用宝钞的记载，如：
……暂开捐输以济要需一条。原奏内开此次火器营捐输人员拟作为新捐输班，其从前顺天及各省捐输俱作为旧捐输班，以五新捐输一旧捐输轮用，应用旧捐输时仍照从前奏定章程轮用，并准报捐分缺先用间用本班尽先，并不积班次均照筹饷例定银数办理；凡选补班次应用分缺先用间用不积时，自火器营截卯以后第一次先用捐纳次用捐输，第二次先用捐输次用捐纳，以次递推。……报捐银数拟按定例变通一条，原奏内开查火器营前办捐资铸炮事宜系按例定银数减二成收捐，并以京钱四千文作银一两。此次续行推广，自应量为变通，其银数拟请按照常例筹饷事例银数统减三成收捐，以京钱三千二百文作银一两，并准以官号钱票及官银票宝钞各半交纳等语……其所称以京钱三千二百文作银一两，并准以官号钱票及官银票宝钞各半交纳，视捐铜局以钱折银并钞票搭成章程亦尚符合，应如所奏办理。
（二）大清宝钞的流通方式
1.搭放与搭收
所谓搭放就是将宝钞按照一定的比例同制钱（或白银）由中央向地方、由政府向社会、由组织向个人的下拨；所谓搭收就是将宝钞按照一定的比例同制钱（或白银）由个人向组织、社会向政府、地方向中央的上交。在咸丰三年（1853），宝钞尚未发行，正在筹划的过程中，户部讨论克勤郡王奏折的时候就指出：
“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报捐赎罪交官等项，均请以五成官票或钱钞交纳，零星小数并准以当百、当五十大钱凑交，其余五成仍交实银。至京外各库一切放项，除兵饷各随该处旗营情形给发，现在不必拘定成数外，其余王公、京外文武官员俸廉及工程杂支等款，亦以五成官票或钱钞发给，其余五成仍给实银及搭放当百、当五十、当十大钱与制钱。似此均平出纳，无论京外，上下一律通行，人心自信。拟请特颁谕旨，宣示中外，遍贴誊黄，自咸丰四年（1854）正月为始，京外各库收放官票、钱钞，一概以多至五成为率”。
此时，政府已经确立了宝钞与制钱、白银的搭放搭收比例。这种比例在各层面予以推行。在《上谕档》中记载（咸丰），四年十月初九日奉上谕绵森奏《查勘各山应换黄土栽种树株等情》一折：
昌西陵后宝山两沙山及对宫门南案山等处值本年栽种松树之期，既据绵森查勘所挖树窝均系沙石，自应换土筑实以资壮茂，估需银两准其动支广恩库并由地租项下垫发及按成搭放宝钞，敬谨妥办务须填土充足，将砂石刨挖净尽以期树木蕃盛至慕陵。而实际上，宝钞的搭放成数并不固定。
据《清史稿》记载：
……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七年令顺天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
2.社会面的流动
除了搭放和搭收这种在政府与社会间的流动外，宝钞在社会层面也有一定的流动，即商民之间的货物买卖、劳动力雇佣等。作为中国古代的纸币，大清宝钞有着重量轻、大小适中、面额适度、便于携带、易于收贮的特点，同时宝钞还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本来是非常好的市场流通货币，可以成为社会上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受清政府畸形的纸币政策影响，大清宝钞在社会面的流通情况并不理想。鲍康《大钱图录》载：“近日有钞之处惟患不行如都城市肆是也。凡以钞买物者，或坚执不收，或倍昂其值，或竞以货尽为词。有戏呼为吵票者，殊谑。”这段记载了大清宝钞在民间流通时遇到的尴尬局面，虽然文字简短，但也说明宝钞在社会交易中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
3.兑换现钱
宝钞虽为不兑现货币，但发行后，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兑换制钱的。咸丰四年（1854）闰七月十二日，钦差大臣胜保等在《请各省速筹钞本设立官钱局听民以钞票支取现钱》的奏折中就提出：应请饬下户部通行各省督抚，每省速筹钞本若干，遵照部议勒限于省城设立官钱局，广为宣示，听军民人等以钞票支取现钱，务使取信于民，无病于民，俾钞票与银钱相辅而行，无分轻重。清政府为了推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咸丰三年（1853）在北京招商设官银钱号乾豫、乾恒、乾丰、乾益四所，经管八旗各营兵饷；咸丰四年（1854）又开设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五家官号（五宇商号），由部库拨银作本，发行钱票，承兑官票、宝钞。四乾五宇商号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发行纸币，但也以低买的方式将民间的纸钞兑换现钱。恭亲王奕䜣在《拟订行钞章程》中就提出宝钞兑换的比价：每取宝钞制钱一串，愿换钱票者以九八钱票付给，现取现钱者以九六现钱付给……钱局从中赚取差价。彭藴章在咸丰八年（1858）的奏折中称：其时豫省征收地丁钱粮尚搭宝钞五成，并恃商贾营运于京城五宇号取钱，及京铜局收捐毎千可易制钱四五百文。乃自上冬五宇号停止取钱，京铜局停止收捐，各钞蜂拥外行，以致毎千仅易钱二百余文价值日低。咸丰末年，由于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通货膨胀严重，继而四乾、五宇官号的钱票亦不能兑现，从而引起挤兑，相继倒闭而裁撤。
（三）大清宝钞的流通范围
大清宝钞是全国发行的，但发行后，各地响应程度并不一致。京城及顺天直隶、福建、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是宝钞流动相对较多的地区。
在议论宝钞发行的问题时，咸丰皇帝就明确了宝钞的流通范围：乙丑，谕内阁，前有旨令户部制造钱钞与官票银钱并行颁发中外……以济银钱之不足。务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国……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银，以资周转。京外各库应放之项，官票宝钞亦以五成为限……此旨并奏定章程着该部通行，各直省督抚等刊刻宣示， 一律遵行。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宝钞，宝钞面文上印制的“京外各库一概收解”就定义了它的全国通用性质。虽说是全国通行，但是宝钞的搭放，最开始只是在京畿地区，各地并未开设宝钞发行机构。王茂荫在咸丰四年（1854）上《再议钞法折》中就指出，“京师放多收少，军营有放无收，直省州县有收无放，非有商人运于其间则皆不行”其中放意为搭放，指发行，收意为搭收，指回流。这里就明确指出了，宝钞的发行主要集中于京城和军队中，而流通则是全国性的，需要商人在其间周转方可。
咸丰四年（1854）节制直隶、山东两省清军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坚持使用宝钞充作军费一段时间后，发现因为根本找不到兑换宝钞的地方，这种强制性的推广对于官兵而言是种极大的负担。为此，胜保在奏折中请求咸丰帝督促各省迅速筹集钞本，设立官钱局，以便百姓灵活支领宝钞。并多次行文向山东巡抚崇恩要求藩司妥议此事，却没有下文，当地商贾见交纳钞粮时无法分成交纳宝钞，也不得不拒绝接受民间交上的宝钞。尽管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咸丰帝依然是大力推行官钱局，他提出“民间完纳钱粮，自咸丰六年（1856）上忙起，凡应搭官票改换宝钞。议令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先行遵办。内如部颁宝钞，令各省藩司编立号簿盖用印信再行解部，所用骑缝印信文大略相同，恐小民难于辨认。应否添设简明标识之处，着各该督抚斟酌奏辨，其各省收到宝钞并准由各官银钱号兑卖”。在此之后，其他多省也依直隶、山东、河南的做法，发行宝钞。在外省发行宝钞时准外省商民按银行，以银易钱时价赴该号兑买，并准其以现钱照数兑换。所卖银钱每月底由官钱总局汇总付交银库。外省所设官银钱号遇有本省发交之钞亦即照此兑卖，并准各省商民随处设立钞庄自行营运，不准官吏勒掯把持”。
三、大清宝钞流通的阻力
（一）地方基层官吏的渔利
大清宝钞在发行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流通不畅的情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地方基层官吏通过不对等的搭放和搭收从中渔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仅京城及周边地区如大兴、宛平、三河、密云、顺义等等的县级以下管理的搭放不搭收，以银换钞，屡禁不止。咸丰四年（1854）二月，仅仅在宝钞发行两个月有余，庆惠便上奏称：现在京城凡有收项，各衙门于商民交纳、绅士捐输均不肯按照奏定成数收受，意在多收实银一成即有一成实银之用，自系因公起见，不知粒米曾无益于太仓，而使钞法窒碍难行，已属非计。窃恐各直省钱粮盐课关税纷纷效尤，于商民交纳钞票则百计刁难而不收，迨银钱入已则贱价购钞而上解。目下宝钞一千不过易制钱七八百文，计实银一两约可赚制钱一千文入槖，并广布谣言谓宝钞但放不收，则钞票日贱而官吏之所得弥多……同月，御史伍辅祥片奏内称：风闻近日崇文门之收税务、火器营之收捐项、内务府之收地租、大兴宛平之收地丁或全不收钞票或只收一二成，收后旋以银买钞票按五成抵交，抵放缘纹银一两可换制钱二千四五百文，以银买钞票只需二千，每两可获利四五百文，所以不肯收钞票或只收一二成也。咸丰四年（1854）九月，咸丰皇帝谕旨对“户部井田科书吏黄遇清、银库书吏孙锦斋、顺天府役满书吏范鹤亭于解库款项胆敢通同舞弊买钞抵换银两，实属执法营私，罪无可逭”做出斩监候的决定，说明了咸丰帝对官员在宝钞流通中舞弊现象的重视。但尽管如此，类似的现象并未减少而是频繁出现。在咸丰四年（1854）十月的《上谕档》中就记载了直隶各州县“地方官征收钱粮并未按照定章分成收纳，所交藩库之三成票钞显系减价贱买从中渔利，无怪官票宝钞日形壅滞也”，更有甚者“有人奏通州、三河、平谷、密云、顺义等州县并不将搭交钞票章程张贴告示，以致小民将钞票大钱交纳书吏抑勒刁难不使搭交，及解交部库时必至私向市间收买钞票按成搭交”，在咸丰五年（1855）九月的上谕中可以看到，李钧上奏：“河南省州县于征收钱粮时专收银钱不收票钞，解司之时则收买票钞按五成搭解，以致商民于票钞不知宝贵。现在票银一两宝钞一千均止易制钱四五百文……山东省藩库于各领款则照二成搭放，而于州县解款并不搭收，致票钞更形壅滞”，虽然政府对地方上的这种做法采取了强硬的惩处措施，如咸丰六年（1856），步军统领衙门奉上谕对直隶祁州书吏王飞鸿等勒加地丁银两征银解钞从中渔利依律治罪。但并不能加以杜绝。咸丰七年（1857），《上谕档》也记载，“直隶丰润县知县刘镇岗吸食鸦片赋性贪污，民间完纳钱粮概收银钱不收钞票，及起运到省则买钞票充补，并勒索粮书责打生员，致全境钞票大钱不能行使”。这种现象在咸丰朝后期的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
（二）中央官僚贵族的抵制
大清宝钞流通的第二个阻力则来自中央官僚和贵族的抵制。早在宝钞发行之初，部分官员对宝钞发行便存在异议。僧格林沁等人要求军饷不搭放钞票。咸丰帝在给僧格林沁等的谕旨中说道：“据顺天府奏，随营粮台详称《军营搭放官票宝钞诸多窒碍另请酌发现银大钱》一折，钞票甫经颁发，商贾借以流通，且出纳均以五成，尤为便民善策。前经赏给八旗守兵、征兵与直境随征兵丁一月钞票钱粮，正欲令其通行无滞。据称粮台道员定保以王庆坨地方并无银钱大铺，且附近之武清东安一带亦从未试行，军营难以搭放。经该大臣札令该道径详顺天府核办。该兼尹府尹并未咨查，辄据粮台一面之词遂定为实在情形，显系畏难不办，置大局于不顾……至该员定保详称系奉参赞大臣札令径详覈办，该兼尹等亦不复咨查是否确实，遽信为实在情形，尤不可解。想僧格林沁公忠体国，不当如是也。所有应行次第施用钞票之处，即着该兼尹等妥速筹商俾无阻滞。将此谕令知之。”僧格林沁于咸丰三年（1853）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是咸丰朝的重臣之一。宝钞发行之初，顺天府尹，粮台道员定保（称奉僧格林沁之命）对宝钞的发行提出异议，咸丰皇帝在谕旨中也委婉的对僧格林沁提出了批评，并让他督促顺天府尹等妥速推动宝钞在军队的发行。在咸丰四年八月的《上谕档》中也可以看到，驻守新疆的伊犁将军以兵丁所领票钞无处变通为由，奏请在发放兵饷时减领现银免搭钞票的请求。咸丰五年热河都统毓书也上奏，将采买热河兵米的经费以原来的银钞各半改为实银，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许可。可以看出，宝钞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央官僚贵族的反对。
结 论
大清宝钞的发行并不是在充分准备下做出的决策，而是在发行之初就确定为权宜之计，因此在政策层面就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导致行钞的困难重重。清政府的发钞目的是为了解决经费紧缺的财政困境，这就决定了清政府不能实现钞票和现行银钱的自由兑换，又不能按照规定的成数搭收、搭放，因此这种缺乏“钞本”的纸币必然不能得到使用者的信任。再加上钞票收放过程中因为政策执行方面的人为阻碍，造成了宝钞收放不平衡，广放寡收自然会导致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的宝钞渐多而流通不畅，宝钞在民间失去信用，最终使各种流弊相应而生，通货膨胀和钞票贬值的局面日益凸显，最终宝钞的发行以失败告终。
（原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