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不欢而散，并没有瞒过消息灵通的市场。先走的是外国公司，接着是在国外关系深厚的本地外贸公司，最后连本地银行都有了向外国转移资产的冲动，本港资产不断缩水，市场对货币自然也没有了信心。

为了平抑市场的恐慌情绪，到了1982年年末，本应作为货币压舱器的外汇基金自己也成了外币的出售者。

但市场和市民并不会因此感到安心。当他们得知港府正在大量吞进港币，输出外汇时，意识到香港的外汇储备在进一步被削弱，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也在变差，对港币币值的预期也变得更低了。

长期积攒的外汇压力，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1983年9月24日，攸关香港命运的“第四轮谈判公报”公布，公报直接介绍了双方的会谈成果，却没有用往次谈判都会出现的“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用词。

公报发布后，香港市场高度紧张，当天几乎所有的外商都拒绝接收港币，而媒体和金融机构则都把矛头对准了当时的港英政府，试图搞清楚未来香港金融系统是否有足够的偿还能力。投机客们则根本等不及港府的回复，在市场上疯狂抛售港币、港股。

恐慌情绪很快就从金融市场泄露到了街头。得知香港前途未卜的市民们没有别的保护资产的方法，只能前往兑换店买美元。到了才发现，美元的汇率已经飙到1:9.6（80年代前期一度是1:6.5左右），还得拿着爱的号码牌在银行门口苦苦等待。

买不到保值货币的其他市民则想出了更狠的办法，冲进超市哄抢食品、干货、家具，试图趁着超市还没来得及修改价格，用尽可能少的港元买来尽可能多的物品。

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一夜倒退回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看来有时候少说一句套话，真的是要引发血案的。

这一天，被后来的香港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六”。

港币信誉大受损失。

3不堪一击的小型经济体

这场“黑色星期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也在多方面引发了不良的后果。

比如时任港府财政司彭励治和中央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他指责中国银行（香港）在香港大肆购买美元，引发了港币的信任危机，而且不愿意在谈判桌上让步，以至于谈判进展缓慢，加剧香港的恐慌情绪。

然而中银香港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吸入美元的机构，当时香港几乎所有有外汇业务的机构，甚至一些嗅觉敏锐的个人，都在做吸美元的动作。而以中银香港后来的动作看，他们和负责发币的汇丰、渣打两银行一样重视恢复香港秩序的稳定。

当危机的后遗症在85年仍然延续的时候，中银香港向濒临破产的嘉华银行提供了巨额备用贷款，帮助本地银行完成了周转。此后它还参与拯救了香港期货指数市场。

国家队的觉悟从来都没得说。

也正因为这两次态度明确的救市行动，中银此后获得了香港金融界的信任，成为了第三家可以负责印钞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