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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铸钱体系分为中央鼓铸和地方各省鼓铸，中央京师设有宝泉局（隶属户部）和宝源局（隶属工部）两个钱局，此外各省也都纷纷设钱局铸造。

   清代前期京城既是都城，同时亦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京城以及周边地区铜矿不发达，为保证京城铸钱的顺利进行，清政府对铜料非常重视。本文拟就清前期京局铸钱的铜料来源、以及铜料的运输等问题做一些相关考证。

一、币材的金属成分

   有清一代，政府对币材有着明确的规定。清制钱的金属成分主要是铜和铅（清代有白铅、黑铅之别。铅泛指白铅即锌，黑铅指铅），在不同阶段两者的配铸比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清初对币材的规定与明末铸钱相同。据《天工开物》载：“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斤，倭铅居四、三。”《天工开物》成书于明末，其所指的就是明末铸钱的合金成分。清初，铸钱亦定制为“铜七铅（锌）三”，康熙二十三年改为“铜六铅（锌）四”，雍正五年币材的含铜量再次降低，为“铜铅（锌）各半”，乾隆五年改铸青钱（铜、锌、铅、锡合金），为铜50％、白铅（锌）41.5％、黑铅（锌）6.5％、锡2％。

   为便于统计分析，现将清前期各朝铜钱金属分析数据[1]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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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对清初铜钱金属成分的分析结果显示，铜、锌是清初铜钱的主要原料，这与清政府的规定完全相符，但虽时间的不同二者的比例有所不同。而且，大多数铜钱中含有铅、锡等矿物质，与清条例的规定又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有学者认为是清制钱中的铅、锌可能是有意加入的[2]。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铜料的供应不足，清初的铸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前历朝历代的废钱、旧器，而这些废钱、旧器带有一定量的铅、锡，因此，铸出的铜钱中混入了铅、锡[3]。

   可见，自顺治元年至乾隆五年（1644－1740年），清朝规定铜钱的主要成分是铜、锌，只是铜、锌的含量有所变化而已。

   乾隆五年，铜钱币材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改铸铜、锌、钱、锡合金钱，也就是所谓的“青钱”[4]。乾隆五年（1740年），规定铸钱合金比例为“每红铜（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锡二斤共为百斤，即铸成青钱。”[5]其合金中含铜50％、锌41.5％、铅6.5％、锡2％。直至乾隆五十九年（1784年）止，几乎整个乾隆朝都在铸造“青钱”

   改铸“青钱”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件大事，不仅意味着币材、铸钱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而且还导致了清朝矿业政策的改变，如铅、锡矿的大量开采。同时，也反映了清前期货币理论水平及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二、铜料来源

   综述所述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当时铸造铜钱必须以铜和锌按一定的比例搭配熔铸，所以铜、锌是铸钱的主要原料，铜料尤为重要，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为“铜政”。

   清代铸造铜钱的原材料主要来源旧钱回炉、旧铜器熔铸、采办洋铜以及自行采矿炼铜，其中自行采矿炼铜是最主要的来源。铜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两湖、两粤、川、陕、贵等省，其中以云南产铜最多，习惯称为“滇铜”。

   清初，中央和地方铸钱的铜料全部依靠国内供给。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部分铜料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铜也随之减少。雍正时，进口铜料的不足部分，由采办国内滇铜得到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6]。

   最初，政府为了保证京城两局铜的供给，从顺治二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京局所需的铜都是是由各关在市面上收购的。顺治二年（1645年），令京师崇文门、直隶天津关、山东临清关、江苏龙江关、西新关、浒墅关、扬州关、安徽芜湖关、凤阳关、浙江北新关、南新关、江西湖口关、赣关、湖北荆州关、广东太平桥关、淮安关，共十六关差办铜[7]。这些“税关”从课税收入中专门拨银两收购铜、铅，并由各税关运交京城的两个铸钱局。凡是清政府指令购运交京城两局铸钱的铜，简称“京铜”，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了整个清王朝267年时间。

   随着京城铸钱量猛增，两局年所需铜原料由顺治初年的一二百万斤，到康熙年间达到四百万斤。为弥补国内产铜之不足，清政府还允许从国外运入铜料。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以后，所需铜原料多从日本远程购回，当时称采买“洋铜”。“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给官用。有余，则任其出售于市肆，以便民用。”[8] 

   此外，清政府在国内还收购历代旧钱和铜器以补铜料之不足。为保障铸钱原料，曾下令四品以下官员及老百姓不得使用铜制器皿，全部收缴国家以保铸钱，私藏者治罪……，但种种措施仍不能保证两局钱币的正常铸造。

三、滇铜的开采

   此时，云南铜矿业开始呈现发达迹象，而且铜料质地较佳，开采远景亦可信赖，因而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遂把铜料的采办转移到了国内。

   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锡著名。商周时期，云南尤其是滇池地区青铜铸造业就非常发达。滇池地区及附近地区，多是产铜、产锡的源地。由于资源丰富，促进了滇池地区矿冶业和铸造业的发展，形成灿烂的青铜文化。滇国金属矿产丰富，甚至其中部分还远销境外。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铜料产地有的就是来自云南的东川、会泽地区[9]。西汉中叶以后，滇东北地区的青铜冶炼日趋发展起来，经王莽新朝至东汉时期已十分兴盛。朱提（昭通）、堂狼（东川）生产的铜洗行销全国各地，成为当时各地铸钱的主要原料。而滇东北地区得当地产铜洗之利，为铸钱创造了条件[10]。

   清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后，大量移民入滇，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推进了边疆的开发，促进了云南的矿冶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东川、易门、路南、永北（今永胜）的铜，鲁甸、白羊（今宾川牛井）、永盛（今云龙）、茂隆（今沧源）的银，个旧的锡，罗平、建水等地的铅都负盛名。1743年至1802年间，滇铜的平均年产量均超过10000万斤以上，最高年产达到14000万多斤，位居全国之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十议疏》，其中第四疏议理财，着重“广鼓铸开矿藏”。自此，开采滇铜供应铸钱之需，东川矿山之大规模开采从此开始[11]  。他实行对滇矿招商开采的政策，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康熙四十四年，政府在云南设立官铜店，收购滇铜。此后，铸钱原料逐渐停止办运洋铜，基本依赖滇铜。当时，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老百姓私采私售从未杜绝，民间小厂众多。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有20～30万工人劳作。

   滇铜产量盛时约占清代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铸钱业的原料基地。滇铜中尤以东川产量最多。清前期东川的铜厂多达33个，其中产量最高的有汤丹厂、碌碌厂、大风岭厂、紫牛坡场、茂麓厂，这些大厂还辖若干小厂。从产量上看，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新纂云南通志》对以上五厂的产量统计表明，它们年产铜900万斤，占当时全省铜产量的75%，占全国铜产量的64%。

   清政府根据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把这里作为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乾隆三年(1738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输京正铜574万斤，又按九五成色每百斤加耗铜8斤，再依运输损耗每百斤加余铜3斤，每年共发运额铜633.144万斤进京[12]。这一规定数额被长期奉行，因此，云南铜矿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内，对于清朝中央的财政金融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江南、贵州等地方钱局鼓铸所需的铜料，也主要依靠滇铜，形成“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的局面[13]。与滇铜生产旺盛相适应，清政府对铸钱的用铜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清政府于乾隆四年（1739年）决定，“各省解办京铜，官商亏空甚多，现在云南铜颇旺，应将各省每年解办精通四百万斤，尽归云南办运”。[14]从此以后，京局鼓铸用铜全部使用滇铜。

   用国产的滇铜取代洋铜铸钱，一方面使得铜原料供给保持相对平稳，另一方面降低了铸钱用铜价格和成本，从而使清代铸钱制度长期保持稳定。

四、滇铜的运输

   由于铸钱所需的铜料主要来源于京外，因而铜料能否顺利运送到京城，便直接影响到宝泉、宝源两局的制钱铸造。为加强管理，清政府对京局采办滇铜做了严格规定，明确“每一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其由滇运输至京，每百斤脚价三两，后来户部对滇铜运京脚价实行实报实销制度，但节省不会太多[15]。

   在实际运行中，滇铜运输时因运力不济、运送不力而屡出差错。为保证京铜供给，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不能延误，清政府屡次晓谕省督，不尽责而延误时日者，惟滇省督府是问。

   朝廷对滇铜入京的线路及期限有着严格的限定。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运铜条例》规定，滇铜运京路线为：由云南两处产铜之地分别转运到四川永宁，然后改由水运，由永宁河入长江，经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汉口到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最后到达直隶省的张家湾，起岸后陆运至京。乾隆七年，户部议定，将铜房由张家湾移设通州。然后由通州转运至京[16]  。

   对于滇铜运京期限朝廷也有严格的规定。乾隆十四年户部议言“自川至汉口，定限四月；汉口抵通州，定限五日；至于汉口、仪征，例须换船，一切搬运过载，于汉口定限四十日，仪征定限二十日，通计自领铜抵通，定限十有一月。……其交通之后，自京回滇，以九十九为限。”[17] 从时间上看，虽然规定运输的时间在一年左右，但由于路途遥远险恶，所谓“程途万里”，故有学者推算估计滇铜运京往往有二三年才运达到[18]。可以说，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由于钱币铸造为每年定制，事关国计民生，故滇铜远远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运输等工程更为完善，转运制度也更为严密[19]。

   由此可以证明，云南铜料的输出，对京城钱币的铸造和市场供应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清代制钱制度的稳定。可见，云南在清代货币铸造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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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数据来自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版，中华书局，2004年；周卫荣、戴志强：《钱币学与冶铸史论从》，中华书局，2002年

[2] 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435页[3] 王显国：《乾隆五年前清铜钱中铅、锡问题及乾隆“青钱”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05年6月

[4] 笔者注：因为黄铜添加锡以后，颜色变青，故谓之“青钱”

[5] 《清朝文献通考》，第一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996页，转引自王显国硕士论文

[6]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官商》，《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7] 《清朝文献通考》卷14

[8] 《皇朝掌故汇编·钱法》1

[9] 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研究》，《科学史论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 云南钱币学会：《云南货币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1]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云南近代货币史资料汇编》

[12] 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六，《京铜》

[13]《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转引自张成权著：《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黄山书社2005年

[14] 沈云龙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一七三《户部·钱法》，第791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92年

[15] 王德泰：《关于乾隆时期钱值高昂问题德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6] 《清朝文献通考》卷17

[17] 《清朝文献通考》卷17、卷13、卷16

[18]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34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19] 蓝勇：《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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