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位日本老板，因为把受污染的工业用米倒卖到食用市场，东窗事发，一根绳子上吊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的，感到有点不是滋味。不用说，无论按哪一国的标准，日本米老板都属于奸商，干了昧良心的黑心事，但事发之后能够自己了结，说明此人还有脸皮。同样做这种事情的中国老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可从没有听说有哪个自杀过。
这样的事，我们的文化学者也许会站出来说，这是因为日本是耻感文化，而中国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环境下，人们最怕的是丢脸，所以，日本人丢了脸，要自杀。当然，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文化解释是合理的，有必要加上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事实上，做了丢脸的事不自杀的日本人，也比比皆是。比如对待侵略中国的问题，很多日本人的选择是拼命掩饰，不惜制造出所谓“真实的历史证据”，抹杀当年侵略战争中的罪行，甚至把罪行说成是正义之举。也许，只有涉及自己人的时候，因丢脸而导致的羞耻感，才会驱使一个人去自杀。也就是说，在自己人圈子里的丢脸，才有真正撼动生命的耻辱。
只是，即使我在这里如此这般地批判日本文化，也无论如何对自己的乐感文化得意不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为制造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针对自家老百姓的，甚至有的人丧心病狂地把毒大米、毒酒、毒鸭蛋、香精兑的饮料、药物含量偏高的鱼肉，卖给自己的亲友。这样的人，又有哪个忏悔过？这样人为的食品安全事故，即使出自大企业之手，如此番三聚氰胺添加事件中的三鹿集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连串的欺与瞒。地下操作，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实在瞒不住了，才羞羞答答地说要收回产品，同时把责任推到“不法奶农”身上。即便三鹿的正式道歉，也闭口不谈自己的责任，言外之意，好像自家也是受害者。似乎所有的造假者，所有把有毒有害食品推向市场的人，都有一副厚脸皮，厚到刀枪不入铁布衫金钟罩的境地。
据说做小姐卖皮肉的女孩，多半不会在自己家乡做生意，因为怕碰到熟人。可是，我们的作假掺假者，即使对自己的家乡人，也照坑不误，杀熟连连，连小姐的那点羞耻感也荡然无存。被抓住，算倒霉；没抓着，接着干。这样的乐感文化，实在是过于欢悦，欢悦到了没羞没臊的地步。
更进一步想，其实也不仅是制假造假者如此，其他人也好不了多少。在自己家乡为官的官员，为了一点回扣或者GDP，把污染企业引进家乡，或者放任矿主在自己家乡滥采滥挖，挖得水干树枯，乡亲没法活，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感到羞愧。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乡亲跟这些污染企业和矿主冲突时，居然毅然决然地站在后者一边，为自己的金主看家护院，摆平一切。大学变相卖文凭，明知道给不了人家任何学问，却一面给有权有钱者送硕士博士学位，一面向社会兜售函授文凭，现在又加上了大办所谓的三本班，等于给那些高考根本不合格的人滥发文凭。还有跟国外不良大学的合作办学，借国人对外国文凭的迷信，对高考落榜生收取高额学费，中外结合，联手坑人。这些事，难道说就比那些食品造假毒人要好多少吗？
这样的造假文化，这样的造假坑人甚至坑了熟人都毫不羞耻的文化，实际上比那些毒大米、毒奶粉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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