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成都的银元黑市，以提督街的中山公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最。
1948年，国民党政权朝不保夕，社会极度混乱。在市面涌出大量纸钞之压力下，政府的“法币”疯狂贬值，以至百元钞票也仅够买一枚缝衣针了。政府自是焦头烂额，百姓则更是苦不堪言，除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连政府公务员，每月工资也只能买50斤大米了。
因“法币”几成废纸，早已退出市面的银元又开始在成都流通起来，“捣”银元的黑市也就应运而生了。
墙圯壁破的中山公园，当时已俨然成了黄牛党的热土。他们身背装钞票的背囊，手里拿着几块银元，上下翻动，用“叮当”的响声招徕顾客。开始一万“法币”尚可换一个袁大头，不到半年竟要一百万“法币”才能换一个袁大头了。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法币发了疯，百姓腹中空，钞票换大洋，早晚价不同。”
这些黄牛党因货源不同，又分“上海帮”“广州帮”和“重庆帮”。除“重庆帮”之外，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操此营生不外是觑准外地银元与本地钞票兑换之差价，从上海、广州的银元贩子手中趸点银元，牟些小利。“重庆帮”虽全系重庆人，但因信息条件、贩运方式与资金多少，又有大小之分。大贩子动辄能调动数万大洋的资金，小贩子则只有百十个银元的本钱。
当年中山公园的黄牛党中，有个叫“通天崽儿”的重庆人，夫妻二人配合，投机本领极高，他们先用纸钞在重庆兑大洋，再用汽车带回成都换现钞，这样来回不断地捣腾，居然成了圈内高手，一天竟能赚百多个大洋。
岂料，就这高手也难逃“人死财亡”之下场！事情就出在丈夫回重庆买银元时，恰遇沱江暴涨，车渡停航！待三天后赶拢重庆时，从成都带去的几亿现钞仅够买几个大洋了。老本尽蚀的二人，只得双双上吊！
成都还有位姓徐的待业老师，因生活无着，便在黑市外面摆了个烟摊，卖的钱都是纸钞，哪知一夜间纸钞大跌，变得一文不值，只好全家跳了百花潭。他的死在成都还引起轩然大波，一家叫做《新新新闻》的日报，甚至还为他开过追悼会。有几副挽联我还记得，一为：“逝者如斯，余怀渺渺；人生到此，天道茫茫”一为：“人为钱死！恨无钱难度日；鸟为食亡，奚觅食而轻生！”
中山公园的黑市，仅是旧社会的一个侧面。这偌大的银元市场，也因国民党政府垮台而消失在岁月深处了…
1948年，国民党政权朝不保夕，社会极度混乱。在市面涌出大量纸钞之压力下，政府的“法币”疯狂贬值，以至百元钞票也仅够买一枚缝衣针了。政府自是焦头烂额，百姓则更是苦不堪言，除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连政府公务员，每月工资也只能买50斤大米了。
因“法币”几成废纸，早已退出市面的银元又开始在成都流通起来，“捣”银元的黑市也就应运而生了。
墙圯壁破的中山公园，当时已俨然成了黄牛党的热土。他们身背装钞票的背囊，手里拿着几块银元，上下翻动，用“叮当”的响声招徕顾客。开始一万“法币”尚可换一个袁大头，不到半年竟要一百万“法币”才能换一个袁大头了。正如一首打油诗所说：“法币发了疯，百姓腹中空，钞票换大洋，早晚价不同。”
这些黄牛党因货源不同，又分“上海帮”“广州帮”和“重庆帮”。除“重庆帮”之外，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操此营生不外是觑准外地银元与本地钞票兑换之差价，从上海、广州的银元贩子手中趸点银元，牟些小利。“重庆帮”虽全系重庆人，但因信息条件、贩运方式与资金多少，又有大小之分。大贩子动辄能调动数万大洋的资金，小贩子则只有百十个银元的本钱。
当年中山公园的黄牛党中，有个叫“通天崽儿”的重庆人，夫妻二人配合，投机本领极高，他们先用纸钞在重庆兑大洋，再用汽车带回成都换现钞，这样来回不断地捣腾，居然成了圈内高手，一天竟能赚百多个大洋。
岂料，就这高手也难逃“人死财亡”之下场！事情就出在丈夫回重庆买银元时，恰遇沱江暴涨，车渡停航！待三天后赶拢重庆时，从成都带去的几亿现钞仅够买几个大洋了。老本尽蚀的二人，只得双双上吊！
成都还有位姓徐的待业老师，因生活无着，便在黑市外面摆了个烟摊，卖的钱都是纸钞，哪知一夜间纸钞大跌，变得一文不值，只好全家跳了百花潭。他的死在成都还引起轩然大波，一家叫做《新新新闻》的日报，甚至还为他开过追悼会。有几副挽联我还记得，一为：“逝者如斯，余怀渺渺；人生到此，天道茫茫”一为：“人为钱死！恨无钱难度日；鸟为食亡，奚觅食而轻生！”
中山公园的黑市，仅是旧社会的一个侧面。这偌大的银元市场，也因国民党政府垮台而消失在岁月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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