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去安源”邮票不盖戳问题

       由甄树隆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全书1949—1998》于1999年7月由权威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原《中国少年集邮》的主编武薇。此书字数多达1786千字，分上下两卷。因篇幅浩瀚，售价高达148元，但印数多达5000册，是作为国庆50周年的献礼书。这类工具书甚多，但此书的特点在于有相当的篇幅介绍每套邮票的背景资料。但有的资料的真实性有待探讨。例如有关周总理制止《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盖戳的传说，就很可能不是史实。


　　该书在302页上关于“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文字资料中写道：“邮电部于1968年7月下发紧急电报通知，‘为了画面（文12）不受污损，保持完美，决定破例在贴用邮件时不予盖销，如有误盖，立即换帖，望严格执行。’周总理知道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邮票怎能不盖销，立即改正。”



　　武汉集邮学术宣传委员会的《武汉集邮文选1996—1999》，其中收入了王安平谈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及其原画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说法，该文中提到“由于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邮局竟不敢盖销此票，原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不能玷污，周恩来知后，作出指示，才予以纠正。”其实很多邮文早都有类似的提法，甄树隆的编写和王安平的论述不过是在辑写过程中重复了这样的提法。然而这样的提法并不确切，不确切的提法提出一千遍也还是不确切。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借助新近获悉的几份历史档案，让它整个过程一一凸显出来，以正视听。



　　首先不是邮局不敢盖销“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而是当时的邮电部军管会在此枚邮票的发行通知中硬性规定“不能予销”。这一决定看来相当荒唐，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个中有一个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从世界上第一枚邮票诞生之日起，邮票贴上信封进入邮路被销戳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否则就失去了邮票作为邮资凭证的意义。本来邮票上任何人的头像接受邮戳的盖销从未有过疑义，然而却在我们中国遇上了麻烦，还在文革之前，关于领袖像邮票的盖销问题就已经成为邮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比较敏感的问题，邮电部多次做出要在边角盖销的规定，并视其为“一项严肃的政治问题”，要求“不再发生把日戳盖到人像面貌上的类似问题”，事实上给邮政人员的工作增加了难度。文革开始后，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温，领袖邮票的问题盖戳变得更为敏感更为棘手。最新披露的档案显示，邮电部为此曾在1968年8月31日发出邮电部（66）邮业字50号电报通知，全文如下：“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群众对邮局发行印有革命领袖像的邮票不断提出意见，认为这种邮票贴用后，革命领袖像被盖上日戳，信件寄到后所贴邮票亦常随信皮被撕破或乱扔，这些都与广大群众对革命领袖无限崇敬和衷心热爱的心情相抵触，要求将上述邮票停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请示中央，候中央批复后再行指示。目前对上述邮票可暂予收存停售。对邮件上贴用这种邮票的销票时必须盖在邮票的边角部分，避免盖到领袖的肖像上。希即通知各邮局执行。群众向邮局提出有关上述邮票的问题时，并希妥为说明。”



　　这个文件下发半年后，即1967年的3月14日，邮电部又发出了编号为“（67）邮业字11号”的电报通知，全文如下：“关于暂停出售革命领袖像问题，曾由我部（66）邮业字50号电知各局执行，，现经革命群众和革命职工讨论讨论，认为过去发行的毛主席像邮票及其他革命领袖像邮票政治意义重大，方向是正确的，除已印发传单广泛宣传外，我部同意注销前电，立即恢复出售。希即转知各局有关职工，在销票时一定要将日戳盖在边角上，避免盖到领袖头部，要特别加以注意。”



　　以上两个文件足以说明，在那特殊年代，因盖戳问题令邮电部对领袖邮票陷入了两难之境，真是售也不是，不售也不是。在此问题上如履薄冰的邮电部邮政总局于“文1”邮票发行后的10天发出了编号为“（67）业字86号的《关于盖销印有毛主席像和语录邮票注意事项的通知》，指出在盖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邮票时，“还是有一些局不够注意，有的盖到了票面上，引起指责，对主席不尊敬和污损语录文字。因此，特再通知各局充分注意，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在盖销上述邮票时日戳一定要在邮票下边左角或右角盖销。”该通知还称：“我们已转请邮票发行局在设计工作方面将票边在适当多留点空位，以便盖戳。”此通知发出后，显然邮票发行局有所动作，“文2”邮票前4枚红底白字的“中国人民邮政”和后四枚白底黑字的“中国人民邮政”都安排在邮票的下边，而且都“多留点空位”供销戳之用。



　　尽管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社会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地步，但邮电部和邮政总局的有关文件总是以“注意”和“不注意”来谈盖戳问题，显示了当时有关领导对邮电职工工作的理解，对不慎将戳盖到领袖头部的邮电职工还是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没有随意地上纲上线，在特殊年代实属难能可贵。要知道当时任何污损毛泽东画像的行为，包括不小心或无意识的，往往都会受到专政机关的严厉惩处。



　　邮电部军管后，极左思潮进一步升温，盖戳问题开始出现与阶级斗争挂钩的苗头。1968年7月4日，邮电部军管会呈送了编号为“（68）军管邮业字84号”的《关于邮票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到“发现有极个别阶级敌人，利用邮票恶意污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邮局也有误把邮戳盖在毛主席像上的情况发生。我们已在广大邮电职工中进行了教育。”报告还称，对毛主席像邮票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解决邮戳污染问题”。由此可见，由于有了把邮戳当成是对邮票污染的思路，因而紧随其后的文12 邮票发行通知出现贴用“毛主席去安源”邮票“不予盖销”的决定就显得“顺理成章”。我当时在福建厦门大学邮电所的布告栏上看到一张对开四版的宣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的报纸型专刊，获悉贴用此票不予盖销的消息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似乎也觉得言之有理，理所当然。记得1968年10月的一天，我在厦门中山路报刊门市部购买“毛主席去安源”邮票，边上有个小伙子说：“很过瘾，这种邮票不盖印，我有一枚已经来回寄了好几次了。”正在出售邮票的邮电老职工程大华闻之，急忙说，“那怎么行，虽然没盖戳，但我们邮电都有做记号，决不能再用！”个人虽然无法制止不盖戳的荒唐，但为减少国家损失，他尽微薄之力，编出一个善良的谎言。由此可见，一定是有许多邮电职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敢怨而不敢言。



　　由于不盖戳导致的邮资流失显而易见，终于有人忍无可忍，借题发挥，用特殊的方式对军管会的“外行”的错误决定进行了恰倒好处的制止，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1968年10月12日北京市邮局革命委员会发出了编号为（68）革生字第13号的《关于“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盖销问题的请示》，全文如下：“邮电部军管会：‘毛主席去安源’这枚邮票自发行以来，由于不盖销，给一些意识不健康的人钻了空子，我们已发现多起把用过的邮票揭下来再用。我属房山县邮电所一个乡邮员，他从投递的邮件中把邮票揭下，再贴上其揽收的邮件，从中进行贪污，一次就从他身上检查出揭下的这枚邮票214枚。也有一些同志不明为什么不盖销，错误地认为邮票不盖销是为了节约纸张，就是为了再用。对这样的邮票有些局实际仍盖销，又有些局，如上海淮南中路邮电局，为了验知原误盖局纠正，竟将邮票误盖部分剪下，有损这枚邮票的完整。以上情况说明邮票不盖销是存在着漏洞，很容易使意识不健康的人从中贪污和舞弊。这一规定是疏忽了阶级斗争，据悉，‘毛主席去安源’这枚邮票，现存量还很大，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规定邮票必须盖销。以上意见是否妥当，如同意请转知全国各省市局。”这份文件表面上是在请示，而实际上是以“阶级斗争”为武器，逼上级军管会就范。



　　此后发生的情况，《中国邮票史（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征求意见稿）写到：“据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江伟文回忆，听到各地邮电局反映后，又进行第二次研究，认为邮票仍要盖销，但不要盖在毛主席的脸面上，而盖到邮票的左、右下角。江伟文认为，这件事“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个‘特例’，说明军管会的同志没有经验，这是同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一系列‘左’的思潮分不开的。”



　　敬爱的周总理在文革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曾对邮票工作有过多次指示，特别是在1968年9月27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亲自制止了“红海洋”在邮票上的泛滥，使邮票在选材和设计上从“文14”起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从目前的存档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并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能说明“文12” 的恢复销戳与周恩来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但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人崇拜的狂热有了一定的遏止，也可能为邮电部军管会接受北京邮局革委会的正确意见进而恢复销戳的决定起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